目前中国医药市场中，名义上三资企业数量与市场份额只有1／4左右，但是在医院用药50强品种中，合资药厂的产品一度占领了近40个品种。在效益最好的大型医药公司中，三资企业已经不满足于前些年一半左右的份额，在很多排名中已占到2／3强。中国本土的医药巨头华北制药、双鹤药业等，已经很少能够大规模地在高端药物市场同三资企业一争高低。可以说，我国医药行业的开放比大多数行业要提前，程度要高。而在这些抢夺中国高端市场的外资药企中，欧洲和美国的药企又有着自己不同的“攻略秘笈”。

　　美资药企在对官方政策

　　的把握上具备欧洲企业

　　所不具备的优势

　　目前世界前20家大药厂基本都在中国有规模建厂并建立营销分支机构，早期的杨森(美国强生子公司)、中美史克、施贵宝等美资企业已经在很多方面成为中国企业的楷模，不仅因为他们在OTC、医院代表、企业团队等方面的贡献，还因为他们善于吸收中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很好地为己所用。由于在历史上美资企业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流，其优势明显体现在对中国官方政策的体会与把握上，这些优势大都是欧洲企业不具备的。

　　两个实例可以说明美资药企与中国的历史渊源。抗日战争时期，礼来公司利用中国学者开发的麻黄素作为感冒药主要成分进而取得巨大市场成功，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而80年代，施贵宝公司利用中国植物紫杉醇开发系列抗癌药物，多年保持抗癌药物龙头地位。

　　反观欧洲医药企业，尽管在市场开发、资金投入、战略地位等方面对中国市场给与很大的重视，但是由于固守几百年的部分技术领先与企业经营模式，对资本市场的作用、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等方面不够重视，在90年代的竞争中较为被动，造成90年代后期发生的多起并购与分拆，很多都是失去了企业一直延续的名字，而美国近年来的并购，虽然也是强强联合居多，却很少改变核心企业的品牌以及经营模式。

　　去年以来，从罗氏太极集团之争到拜耳拜斯亭召回风波，都体现了欧洲企业对于诚信的尊重，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自身对于中国政策的不够熟悉，反观美国史克等企业在PPA事件、近期的药品降价风波中的表现却明显不同：

　　PPA会导致心脑血管意外，是耶鲁大学10多年的研究成果，史克很早便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不仅不声张，还默默地开发着PPA的替代品，礼貌地对待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撤市通知，然后在不到一年就推出“新康泰克”来重整河山。

　　去年底的降价风波，上海施贵宝的“百服宁”，上海强生的“泰诺林”和中美史克的“必理通”也在大幅降价药品之列，部分品种降价80%。几家企业反应出奇的一致：停售，联名与国家计委交涉，以科研成本等为名要求单独定价，目前此事仍在争辩之中。

　　与欧洲的技术力求精致，市场开拓稳重风格不同，美国药厂天生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全面强调客户服务，主动求变，积极应变，同时在生物技术药物方面占尽先机，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在科研生物技术新药的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市场上，追求高附加值品种，大众化OTC品牌的推广。

　　科研开发、临床试验

　　和生产等方面

　　欧美药企各施所长

　　科研开发方面，法玛西亚、诺华、诺和诺德等欧洲医药企业，从90年代开始纷纷在中国建立R＆D中心，力图把中国纳入他们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科研基地来建设，由于在生物技术的竞争中不占优势，欧洲药厂将研发重点放在天然药物与老年疾病药物上面。而美国在中国研发投入上的按兵不动则显示得更为成竹在胸。某种程度上看，中国的人才，美国一点也不缺，中国的技术，即便真的有突破，美国也会在很快作出反应，甚至从多条途径掌握核心技术也未可知。

　　临床实验方面，虽然欧美企业都将中国作为肝病新药、内分泌药物、血液病新药、抗癌新药、艾滋病疫苗等的临床基地，但欧洲企业由于本地临床病例来源不足，成本很高，纷纷主动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作为临床实验基地，肯于拿最新、最有前途的新药到中国报批，其中可能会有一批在中国先于发达国家上市，例如拜耳的血小板因子、诺和诺德的新剂型胰岛素等。

　　生产方面，由于中国在原料药生产上具有的比较优势，跨国医药公司将会在中国大量兴建先进的生产化学原料药的多功能车间，以及符合国际GMP标准的制剂车间，大大缩短新药从开发到应用到中国市场的进程。同时注意到出口额最大的100家外商投资企业并没有医药企业，这种情况可能在原料药方面首先取得突破，“转移生产”的潮流究竟中国能够占得多少先机，三资企业的定位又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东北证券金融与产业研究所聂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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