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熊昌发王胜忠李利明成都北京报道

　　年逾五旬的董湘镜是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一家乡办电站的当家人。为了筹资建电站，从20年前起，他就开始和州内外的各种金融机构打交道。最初，他只能到乡里和县上的信用社磕头作揖，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在阿坝州各县甚至乡镇上安营扎寨、设立营业场所后，他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经过多年努力，今年春节前，电站终于建成了，回过头，高兴之余的董湘镜却惊讶地发现，在阿坝和临近的凉山州，几年前还热热闹闹的四大银行的营业网点竟在一些县镇上先后消失了。看着人去楼空的银行旧址，他和当地其它老百姓都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

　　董湘镜也许不知道，实际上，不光是他所在的边远山区，在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和整个四川省，以及在云贵两省和西藏自治区，也正在悄然感受着一场以工行、建行、中行和农行四大银行从这些地区撤退为标志的中国银行业巨变。

　　就在去年，在四川省内富庶的都江堰、新都、温江、大邑、邛崃等地，不时有四大银行的营业网点被摘掉牌子，人员或调走或下岗，其机构调整规模堪称四大银行进驻该地以来最大的一次。

　　关于这一变化的最新数据统计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该行行长2月24日透露，2001年，云、贵、川、藏四省区国有商业银行共撤销了营业网点385个。

　　同样的改革在全国各个省区，特别是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也在发生着，而且，这场四大银行大撤退的序幕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就拉开了。始于金融危机

　　在1997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进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营业机构撤并的举措便正式摆上了桌面。

　　“对银行网点优势的怀疑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位专家回忆当时的情况。

　　在目睹了曾经创造东亚奇迹的韩国、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大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纷纷破产倒闭之后，中国的银行体系一旦遇到金融危机能否幸免就开始引起许多人的怀疑。

　　长期以来，四大银行引以自豪的就是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在全国每个行政县，都有工行、农行、建行的县支行。不过，四大银行的网点虽然遍布全国，但长期以来有赢利能力的95%以上都集中于上海等六个沿海中心城市，遍布中西部广大地区的营业网点虽多，却不盈利。因此，无论从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还是四大银行本身的发展考虑，要增强应对金融风险的抵抗能力，并且具备同外资银行竞争的能力，首要目标就是裁撤过多的亏损网点，抛下包袱轻装上阵。

　　因此，在1997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便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15项重大措施。针对国有商业银行，要求按照“经济、高效、精简、合理”的原则，积极稳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的撤并工作。撤并标准是长期亏损、扭亏无望、无发展潜力。

　　半年之后，比较具体的实施办法出来了。1998年6月30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方案中对四大银行机构的撤并甚至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按照银行的工作人员数量和吸收存款额，人均存款额在50万元以下的营业网点全部撤销，50到100万元的营业网点部分撤销，100到150万元的营业网点合并。二级分行也要进行大量撤并。

　　在裁减机构的比例上，除中国农业银行尽量保留其县级支行外，其他3家都要精简，比例为中国工商银行20%、中国建设银行30%、中国银行10%。并规定，在2000年年底前，这些银行要完成机构的撤并工作。关掉网点三万

　　尽管从1997年起，已经有一些金融机构在进行机构精简工作，但直到1999年起，四大银行才开始了大规模的机构撤并工作。仅仅在1999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就分别有10%到30%的分支机构被关掉。

　　近几年，四大银行也在某些地区新开设了一些网点，但是收缩战线是大趋势。到目前为止，四大银行已经撤并了三万多家网点和分支机构。退出欠发达地区、集中优势资源进占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四大银行整合资源的一致行动。

　　中国工商银行2000年撤并各类机构和网点4000多家，撤销了13家二级行、242家县支行，2001年继续进行了大幅度的机构撤并工作。

　　中国农业银行的某些省级分行从1997年初就开始了机构撤并工作。到2000年底，农业银行撤并网点5759个，县支行级机构降格为办事处89个。

　　1998年到2001年四年间，中国银行机构总数由1997年底的15251家下降到2001年末的12529家，减少了2722家，下降了17.8%。其中2000年和2001年减少机构1839家。1998年以来，中国银行采取撤销、降格等方式共撤并县支行246家，县支行总数比1997年末减少22%。

　　从1998年到2000年，中国建设银行共减少县支行3601个。1998年到1999年，建设银行累计净减少营业网点4000多个，经营向大城市转移的战略初步完成。

　　近几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采取的一系列成功的撤并措施部分说明了撤并工作取得的成效。

　　在山西临汾地区有永和、大宁、吉县等七个山区县，每个县的规模都很小，经济落后。从1997年初开始，山西省农业银行首先将这七个县的农业银行支行合并成吉县、乡宁、蒲县三个县支行，随后，这七个县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的机构和存贷款业务也收并到农业银行。

　　按照山西省各大银行的统一政策，这些银行的不良资产统一回收到了与它们相应的省分行。由于别的银行本来也不想在那几个贫困的山区小县开展业务，同时这些银行原来的不良资产数额不是很大，每家不过几百万元，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地解决了。收并工作完成以后，原来的结算业务由支行来办，在已经被撤销了县支行的那四个县，每个县只留下了单一的营业点，负责吸收存款业务，也可以办理小额贷款等零售业务，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经营费用。

　　这几年这类被撤并的分支机构的数量一直在陆续增加。中央金融工委研究室研究员钱小安博士认为，四大银行撤并机构的举措符合银行改革方向，符合效率原则，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亏损网点撤并不再承担政策性服务，有利于金融服务的集中化，在沿海城市和外资银行竞争。空白能否填补？

　　尽管四大银行的撤并机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些被撤并机构网点的人员被大量调离到其他地区工作，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更有许多职工下岗失业，在这些比较贫穷的地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对于四大银行系统内职工情绪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四大银行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退出无疑已经对当地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怎样为当地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四大银行留下的金融真空由谁来填补？

　　在机构撤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关注，许多人士都在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处魏处长认为，四大银行的机构撤并工作符合中央精神，不能因为有人抵制就不去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大量职工下岗。还是应该积极推进这一工作的进行。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李稻葵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四大银行撤出之后，顾客人数、资金量和网点的比例会提高，盈利的机会增加，有些网点会保留下来，对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影响不是很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秦池江告诉本报记者，在四大银行退出的那些贫穷落后地区后，其实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主要是信用社，但是原来受到四大银行网点的挤压，没有很大的发展。现在发展空间壮大了，应该尽快担负起为当地经济服务的角色。目前信用社人手少、管理差，尽快进行人员业务培训，配备一些有志于服务贫困地区发展的金融人才。钱小安也认为农村信用社应该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应该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的机制和管理，提高效率，提供激励，采取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法来促进它的发展。

　　秦池江认为，在四大银行撤出之后，要有明确的政策信号，让其他银行进去，促使当地的金融服务发展起来。中央政府要有明确的金融产业分布政策。合作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甚至私人银行都可以来提供金融服务。

　　不同于许多学者的乐观态度，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教授则认为目前还没有其它金融机构可以填充，因为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民营银行不能仓促成立，而农村信用社的制度不健全。农村信用社之所以出现大规模亏损，是因为在那种制度下用人不当，工作人员往往连基本金融意识和金融知识也不具备。因此在短期内不能指望农村信用社来填充这个金融真空。万里长征一小步

　　经过几年的机构撤并，四大银行的主要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集中到了沿海的主要中心城市，主要目的已经达到。那么这种收缩战线的行动是否能够在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对此，徐滇庆不以为然。他认为，金融业竞争最重要的是金融人才的竞争，把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分支机构和网点撤销了之后，并不可能把西部的金融力量拉到东部，不可能把西部地区的金融精兵强将带到东部工作。

　　秦池江认为，四大银行在那些主要沿海开放城市面临外资银行的竞争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应该早有规划，未雨绸缪。只有集中力量研究市场状况和客户需求才有办法去对付外资金融机构。

　　这也是国有银行锻炼的好时机。眼前当然比较被动，只有针锋相对地提高服务水平、提供新的服务才有出路。其实金融市场的容量很大，不是水越喝越少，而是越喝越多。实际上，有很多业务还没有做起来。比如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还有票据业务，发展空间都很大。还有咨询业务，大型项目的联合银团贷款等。大中城市的金融服务不是已经做到底了，而是很多没做。外资银行是压力也是动力，如果做好了，就可以达到双赢，如果等着优惠政策的话，只会一败涂地。

　　许多专家告诉记者，四大银行即使收缩战线、集中兵力，根本性的出路还是改善服务，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发掘新的盈利空间。撤并机构只是它们在改革的漫漫长路上迈出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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