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魏东北京报道

　　一个惊人的推算

　　中国图书出版业中长期活跃着一批民间力量，业内呼之为书商。他们从图书零售做到批发，同时也介入出版。目前，间接从事出版的民间力量形式多样，但他们都对一件事情有高度的依赖，那就是书号的交易。撇开书号交易的法律意义及其性质不谈，仅从产业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书号交易的规模的确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

　　据一位业内人士估计，目前国内书业至少活跃着1000家以各种方式介入出版的民营书商。假定这些书商平均每年出书十余种，那么每年进入“流通”市场被交易的书号，至少在1万个以上。如果每个书号平均交易价为2万元，那么整个市场的“产值”规模就在两个亿左右。

　　中国目前每年出书十四五万种，其中新书8万余种，除去教材教辅，剩下的一般图书最多也就在五六万种左右。就是说，每年通过买卖书号这种形式进入市场的图书要占一般图书市场的1／5-1／6。这一惊人的数字远远高于新闻出版署的统计口径。

　　另外，根据书业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目前市场上畅销书2／3的题材来自书商，而在这2／3的畅销书中，又有2／3是由书商全程操作的。

　　一家知名出版社社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陈，目前全国565家出版社中，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上生存，那么至少有半数将会死掉，这也就是说，这些出版社如果想要在市场上生存而又不依靠政府补贴，那么就只有出卖书号。

　　出版社的无能

　　2001年，分别有9家图书出版社和3家音像出版社由于从事了非法的买卖书号、版号的交易，而被新闻出版总署责令停业整顿。在今年1月15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出版署更是讨论并审议了《关于加强对文化工作室和经营者管理的通知》，对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违规经营活动拉响了警钟。

　　对于这份通知的实际意义及有效性，一些业内人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位资深编辑向记者谈到，根据这个通知，今后申请工作室变得困难，那么申请者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如申请高科技公司或别的什么。因此，这个通知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在谈到民营书业这两年的发展时，这位编辑用了一个词：有声有色。他说，事实上，出版社与书商的合作越来越多，尤其是编辑与书商的合作，越是优秀的编辑，往往与书商合作越多，而那些不与书商合作的编辑，其能力反倒令人怀疑。书业权威媒体《中国图书商报》一位记者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书业界风云人物、华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金丽红则表示，她对出版社买卖书号的行为极其反感，倒不是这种行为在政策上多么违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证明了出版社的无能。

　　金丽红透露，目前华艺出版社年出书大约百余种，其中没有一种是买卖书号的结果。究其原因，有两点：一，买卖书号属违规，而且会带来很多麻烦；二，经济上不划算，卖一个书号最多获利两三万元，而一本书如果做好了，怎么都能带来10万元的利润。对于曾先后操作过王朔、余秋雨、崔永元等多位大腕的畅销书的华艺出版社来说，书号已成了紧缺资源。

　　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我国图书品种结构失衡。我国年出书14余万种，总印张376亿，其中占出书总品种近15％的课本，却占图书总印张的近49％、总销售的39％，教辅教材所占比重很大，而原创性作品特别是质量高、适销对路的品牌书不多，可供品种很少。

　　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民营书业的存在，这几年中国图书市场原创作品、品牌图书的匮乏将更为严重。

　　民营书业：不可预期的未来

　　书号交易现象的出现，无疑与民营书业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去，一提起民营书业，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小、弱、散”。然而，近年来，随着民营书业的成长，尤其是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书商的崛起，民营书业正有意识地朝着品牌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提到民营书业的品牌化，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席殊、正源。

　　经过旌旗网上书店的一番虚热和震荡后，席殊已决定将重心重新转移到传统业务上来，令人关注的是，席殊的目的不仅仅是做图书连锁，而是瞄着比零售业更大的野心，即通过包销、发行，与出版社发展合作出书、策划选题，并获取出版利润，他们的目标是整个图书业。

　　正源早两年策划的《格调》，至今在人们的印象中仍记忆犹新，尽管这两年他们策划的图书品质有所下滑，但以国风集团为后台的强大投资背景，使得他们仍不可小视。

　　另外，像汉青、光明书架等，都是近年来崛起的新品牌。汉青第一个打出了“中国书业经纪人”的概念，其操作完全按照国际化的标准进行。而光明书架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推出数十种市场叫好又叫座的图书，其中一些，如《悟空传》、《生存手册》等，可谓深入人心。

　　造成民营书业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过去一些民营书业从业者自身的实力、素质和理念都在提升，而另外一些新加入进来的经营者，往往又有着更好的学历和经营背景。像近几年的超级畅销书《穷爸爸，富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等，就是由一批海归派书商操作，他们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和模式。

　　第二，中国入世。在图书分销领域，中国已承诺在2003年前开放，民营书业有希望介入这一领域。目前，席殊、正源、汉青都正在这一方面尝试布局，从而希望争取到更大的投资。

　　第三，国有出版业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这两年，出版领域的改革正在积极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出版集团、发行集团正在组建，而出版社对教辅出版不再享有垄断权，这使得出版社对一般图书的出版工作更加重视。市场上，由出版社操作的好书、畅销书越来越多，留给民营书商的空间越来越小，迫使民营书业必须做出改变。

　　对于民营书业的这种品牌化、规模化之路究竟能走多远，一些头脑清醒的业内人士则给出了相当保守的估测。华艺出版社金丽红表示，在中国，出版权是永远不可能放开的。在上游政策瓶颈依然强大的背景下，众多民营书商介入出版业，只能采取体制外的方式运作，而这对其品牌成长、规模运作始终都是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

　　书号交易的几种模式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发文禁止买卖书号，但书号交易在中国书业的广泛存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书商与出版社所进行的形形色色的书号交易中，从形态上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种是简单意义上的书号交易，即书商以一定金额直接从出版社购得书号并自主发行，出版社不再介入图书出版后的各种商业环节，其获利仅限于书号交易。

　　这种形式的书号交易可谓渊远流长，最早叫自助出版，起源于80年代早期，主要被出版社用来解决学术图书出版难的问题，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书商获取商业利益的工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对买卖书号行为的监控和管制日趋严厉，上述形式的书号交易变得越来越危险，在这种背景下，书商与出版社之间逐渐发展出一种叫合作出版的合作形式，即由书商提供书稿，出版社提供书号，双方共同发行、共同获利，其情形多半是书商负责二渠道，出版社负责主渠道，在宣传、推广上则各司其职。在这种形式的合作中，有时涉及书号交易，有时则没有，书商是否介入图书发行，也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书商最终没有介入发行，同时书商在合作过程中没有涉及书号交易，那么书商所扮演的角色就更接近策划工作室的意义。目前，由于这种形式的合作易于操作，书商与出版社之间的合作多半采取该模式。

　　对一些发展规模已较大的书商来说，单本书的操作难以满足其发展的需求，这种情形下，书商与出版社之间的合作又发展出一种新的规模更大也更集中的形式，即由出版社外包一个编辑室，交由书商运作。出版社每年给这个编辑室制订一定的任务(即意味着一定数量的书号)，书商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每年向出版社上交一定的利润，其余归自己所得。

　　很难说这种形式的合作究竟是国营出版社对私营书商的收编，还是书商已将触角伸到了出版社的核心地带，其性质目前还难以界定。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中国特有的出版体制，这种模式已成为民营书商扩张的惟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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