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仇勇

　　停牌。停牌。停牌。

　　由于隐瞒与大股东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等违规事项，直到2002年2月27日，科龙电器已是连续第11周被暂停交易。人事震荡只是花边新闻，更坏的消息是，2001年度科龙电器亏损已成定局。除了把它赶快卖给格林柯尔，当地政府似乎已想不出更好的解困之道。

　　科龙的麻烦不仅仅是科龙的麻烦。万家乐、健力宝……这些群聚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国第一代乡镇企业，在2001年下半年接连“陷落”。我们宁愿相信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它们共同的所谓“乡镇企业”的身份，却似乎暗示着衰落背后所隐含的体制上的缺陷。

　　可贵的是，及早察觉的当地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试图解决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政府所采用的手段是否与这些企业的震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中国的乡镇企业到底将如何浴火以获得新生。

　　出卖科龙

　　"科龙目前运作正常。"屈云波在电话中向本刊记者保证。

　　这是1月27日。此前，记者已得知这位科龙电器(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深圳A股：000921，香港H股：0921)的营销副总裁即将辞职的消息。果不其然，4天后，在有科龙电器新任董事长顾雏军和其新"内阁"成员出现的媒体见面会上，屈云波没有露面。

　　同时消失的还有科龙电器原总裁徐铁峰。2月4日，科龙电器在香港和深圳两地同时发布公告证实，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创业板：8056)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刘从梦已接替了徐铁峰的职位。

　　较早时，科龙电器董事会的八位成员亦完全变更为格林柯尔方面的代表。

　　至此，从科龙电器的决策层到管理层，作为新控股股东的格林柯尔已基本完成对其的"全面换防"。如此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令人很难相信科龙电器目前的企业运作还能保持正常。

　　"公司现在就像个久病未愈的病人，再也经不起折腾了。"科龙电器内部的一位中层干部对记者说。另一位员工在谈到科龙电器当下的变动时，用了"人心惶惶"一词。

　　还有两件事实亦使得市场人士对科龙电器目前经营的健康状况产生质疑。

　　至本刊记者发稿时止的2月27日，科龙电器的停牌时间已长达11周。原因是，科龙电器与原大股东广东科龙(容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科龙集团)之间存在数额巨大的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形成的应收账款积压，因未及时披露而被证监会下令整改，公司内部正在加紧核查。

　　1月29日，科龙电器发出预亏公告，称2001年度企业经营将连续第二年出现亏损。按照证监会新退市方法规定，如果2002年仍不能盈利，科龙电器将被直接摘牌。顾雏军曾直言不讳地说："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一年，环境很残酷，必须玩命了。这是我到任以来每天都要和员工及管理层反复强调的事情。"停牌事件说明科龙电器目前的财务状况堪忧，业绩亏损说明科龙电器的生产经营已出现滑坡，再加上横生变数的股权和人事调整，科龙电器窘相已露。

　　科龙是中国最具盛名的乡镇企业之一，当地政府顺德市容桂镇政府通过科龙集团曾长期拥有34.2%的科龙电器股份，成为单一最大股东。一伺向格林柯尔股份转让的交易完成，容桂镇将彻底实现从当地企业的产权结构中退出。关于此次出让科龙电器股权的原因，镇长刘知行曾向媒体解释说："这实际上是顺德从1993年以来产权制度改革的延续，在镇上，除了科龙，政府已与所有的企业都脱离了产权关系。"问题是，容桂镇在科龙主导的产权改革，与科龙此次的震荡有无内在的因果关系？或者存在另一种情况：科龙的亏损是否影响了容桂镇在科龙进行产权改革的时机选择？

　　表面上看，科龙的诸多问题公开化，出现在容桂镇与格林柯尔达成股份转让协议之后，但问题的出现似可追溯至1998年11月，王国端从潘宁手中接任科龙电器董事长兼总裁之时。此后，科龙电器A股上市、并购华宝空调，1999年，科龙电器销售收入达81.73亿元，在国内冰箱市场的占有率仍是第一，企业仍保持繁荣。

　　但是，在繁荣背后，科龙作为乡镇企业的局限就暴露出来。比如人员臃肿、效率低下、成本上升等所谓的"国有企业病"也出现在科龙的身上，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产权模糊。

　　王国端想到的方法是先解决经营机制上的弊端。2000年3月，以屈云波为代表的"空降兵"进入科龙，开始实施利润革命和机构改革。3个月后，组织精简、营销转型、产品多元化等一整套变法维新尚未全面展开，王国端却突然引退，继任者为曾任容奇镇(容奇镇与桂洲镇此时合并为容桂镇)副镇长的徐铁峰。而科龙电器其它关键人物的来来去去在其间也从未停歇。

　　人事动荡所带来的企业经营方向非正常变更和竞争力下降所引发的财务状况吃紧，以恶性循环的方式导致科龙电器的经营呈现螺旋性下降趋势。2000年，科龙电器在资本市场连续15年的高增长神话破灭，净利润亏损6.8亿元，每股收益亏损0.68元，同比锐减205%。2001年中报显示，科龙电器销售收入和利润继续下跌，与2000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9.8%和89%。"容桂镇并不是在贱卖科龙电器，而是趁还能卖个好价钱时及早出手，否则更是血本无归。"广东本地的一位企业家向记者如此分析。政府早就下定了退出企业经营的决心，而科龙经营亏损的事实，又是当地政府急于出手的另一不愿明说的原因。

　　有媒体报道，科龙集团对科龙电器的欠款在6亿元左右，科龙集团售出手中股份而从格林柯尔那里得到的5.6亿元，正好可部分清偿对科龙电器的欠款。如此，容桂镇从科龙电器退出的姿势还不算太难看。

　　至于格林柯尔，原本打算收购科龙电器股份最终拿到香港股市套现，继而以后续资金再次在国内发动并购，现在看来，这个头开得不是很好。格林柯尔必须经营好科龙电器，才能重拾资本市场对其的信心。

　　政府交棒

　　市场所看到的事实在表面上似乎是孤立的：科龙亏损、科龙电器卖给格林柯尔、万家乐A(深市代码：0533)资产被查封、万家乐商标被举牌、健力宝股权纷争、乐百氏创业者集体退出……市场所看不到的事实是它们所隐含的共性问题以及与乡镇企业产权改制之间的内在联系。

　　它们都是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它们的成长受益于珠三角地区的外向型经济背景，它们的身上带有浓厚的个人创业的色彩，它们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试图完成产权改制，它们都面临着如何在中国加入WTO后的新市场环境下继续保持制造优势……

　　"入世后中国企业面临最大的挑战不在产品市场的竞争，而在于产权市场的竞争。产权竞争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家电业开始显现一点也不奇怪。中国的成功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品竞争经验，可在产权竞争上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语道破这些频频"失火"的珠三角企业所陷入的制度困境。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珠三角的当地政府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由政府主导推行产权改制的道路。著名的如顺德市政府，1993年就出台了《关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试行办法》，这个被称为"28条"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创建一个"产权明晰、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充满活力的企业发展模式"，以及"要建立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混合经济格局"。

　　"产权人格化是中国企业体制转变的一个趋势。"苏宁电器集团副总裁孙卫民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但是，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由政府交还给企业的交接棒过程中，如果所花时间太长，企业的经营难免不受到影响。""赚了不能分，亏了要背包袱。"对于政府直接控股企业的弊端，容桂镇镇长刘知行感慨良多。政府退出企业经营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假如以结果来判定手段和方法的有效性的话，顺德在推行的产权改革中所采用的做法似有待商榷。

　　2000年被科龙电器称为"甩包袱年"，为清算与经销商和供应商的往来账款，科龙电器据说花费了近7个亿的资金。为科龙电器做年度报表审计的安达信会计事务所说，科龙电器"该挤的水分都挤掉了"。如此大规模的企业资产大起底，为的是学习美的集团搞MBO。

　　但是，科龙电器的管理层变动频繁，实行MBO条件并不成熟，急于脱手的容桂镇政府转而寻求中策：为科龙电器引入新的资本。这种不肯"盘带射门"而是试图以"定位球"来破门的做法，事实上破坏了科龙电器经营的有效延续性。"如果能够把产权改革跟企业的市场行为和经营体系接轨，效果可能更好。"孙卫民评论道。

　　现实的情况是，新资本的引入必将带来人员的变化，继而波及企业经营，反映到市场竞争能力上，最终导致利润降低，业绩亏损。

　　徐铁峰和屈云波的退出，预示着科龙电器近几年所进行的营销转型和管理新政等一系列努力终化泡影。顾雏军对科龙电器的新定义是：技术导向型企业。这显然是对王国端和徐铁峰时代财务导向型和营销导向型的企业经营思路的一次肃反。

　　顺德在美的和万家乐中推行的是MBO。2000年12月，代表政府的美的控股有限公司与第三大股东美托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者受让股份后持股22.19%成为大股东。而美托投资正是美的集团管理层和工会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由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享健坐镇的此次MBO，未使企业经营发生动荡，政府愉快抽身。

　　万家乐A现在的大股东是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代表政府利益的大股东万家乐集团已退至第二。因为后者的持股人名单中包括万家乐A现任总经理潘泽明，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万家乐A实现MBO的前兆。

　　将MBO运用于企业的产权改制是否就一定好？长青集团总裁何启强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达了另一种意见："MBO或期权制实际上是把员工'套牢'，由于不能迅速变现，这种期权激励对员工来说是望梅止渴。由于一些高级管理人员手中有期权，一旦企业经营不好，想拿掉这些管理人员也不容易了。""顺德市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定会把万家乐的问题解决好。"顺德市有关政府官员出面表态。不幸的是，在科龙和万家乐身上，都发生了政府向企业转交决策经营权时掉棒的现象。在这场市场经济下企业转轨的接力赛跑中，科龙和万家乐名次或多或少会因此而受点影响。

　　小榄：另类样本分析

　　在关注顺德产权改革的同时，我们发现了与之毗邻的中山市小榄镇。小榄所展示的，是与顺德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发展却结果迥异的乡镇企业改革的生态样本。小榄有比顺德更早的体制改革的觉醒和探索，有比顺德更稳妥的产权推进的方法和步骤，也有和顺德一样的经济繁荣和富足。

　　2002年1月27日，《商务周刊》在小榄镇专访了镇长黄标泉。

　　对于小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镇长黄标泉有一个原创的比喻："计划经济的时候，政府是水，企业是鱼，政府手上有许多政策和指标，批给你物资，批给你贷款，政府放水养鱼。现在政府要退出企业经营，不直接办企业，政府变成鱼，企业变成水，企业越多，水越深，鱼越肥。"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在水与鱼的比喻中互换，形象地反映了企业产权改革前后，小榄镇的经济型态所发生的巨变。

　　小榄工业发展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87年小榄区和小榄镇行政机构合并之时。改革开放后，原本生长甘蔗香蕉的土地一下子涌现出3000多家家庭式的小工厂，这些小厂自生自灭了数年，乡镇合并后，小榄镇新政府决定对一些街道办的基础较好的企业进行扶持，运用当时的一些政策优惠如税收包干和税收返还，并为这些企业担保贷款。

　　政府的介入开始发挥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如乐百氏集团、长青集团、华帝集团、固力集团这样的今日小榄镇资产大户开始成熟，而在"村村办企业"的口号里冒出来的诸多村办小企业却给政府背负了很多债务，小榄政府一手清理小企业，一手继续扶持大企业。

　　第二个重大的转折发生了。1992年，小榄镇政府开始在这些挂靠政府的所谓集体企业里悄悄推行"内部股份制"。主要做法是，核算企业资产，明晰个人和政府在企业里的出资比例，这样，以后谁再投入资金就增加谁的股份，个人与政府的账清清楚楚。

　　经营者的身份此时变成既是企业的股东，又是镇政府任命的集体经济干部，在镇党委的组织办公室里，都有他们的名字，既从镇里领工资，又可以享受企业的年终分红。

　　"这些企业既有戴着集体企业的红帽子经营的便利，又有私营企业经营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小榄镇党委办公室主任梁健说。

　　小榄镇又出台了七项制度，其中一项是奖励制度：企业达到一定的年产值和净利润数字，镇政府就重奖经营者。"拿100万的都有。"梁健说。与珠海重奖企业家的做法相比，小榄镇制订得更早更悄无声息。

　　1992年小榄镇明晰产权的做法想不到为后来的改制做了极好的铺垫。1995年起，小榄镇开始琢磨改造这些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是否非改不可？黄标泉的回答是肯定的。一是政府为企业承担经营风险已不堪重负；二是企业扩张过程中已感到体制的束缚，据说当时企业有重大经营决策要得到镇领导的首肯，或至少知会政府；三是经营者对利益分配产生新的要求。

　　在产权改制的路径选择上，小榄镇的做法更尊重具体情况。对于镇属的纯集体企业，小榄镇积极引入外资，但在合资时并不是像顺德那样整个把企业卖掉，而是拿出部分流动资产或经营权，固定资产一般不卖。这样，对并购者来说，合并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对政府来说，"就是把蛋卖了，母鸡还留着。"梁健说。据悉，小榄镇政府每年稳定的物业收入就有1亿多元。

　　对已经明晰产权的内部股份制企业，就优先卖给企业的经营者。还有一些公共服务企业和小企业，小榄镇暂时不进行产权改制。

　　到2001年，历经2年的小榄镇产权改制基本完成。

　　"政府从一个企业经营效果的直接承担者转变为优越经营环境的创造者，这个角色转换得非常快，非常成功。"地处小榄镇的长青集团总裁何启强评价道，"改制前我们企业经营者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改制后政府当起了甩手掌柜，不再管企业的事情。事实不是这样，政府更好地服务我们企业。"黎新强是一家成立不到6个月的小企业主，注册资金不过50万元，生产车间在简陋而狭小的民居里。他告诉记者，镇政府职能部门定期都会来了解他的困难和需要，过几天就会有反馈意见，"以前政府是从企业里揩油，现在我们请客户吃饭镇政府却帮我们埋单。"为了扶持这类新兴的小企业，2001年，小榄镇专门成立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公司，将2500万元资金存入银行，一年可为企业担保贷款2亿元。小榄镇算得是细账：这笔贷款如果可产生5-6亿元的产值，一年就可为政府增加税收1500-1800万元。

　　政府退出企业经营后，为什么还要为企业进行担保？这岂不是又把风险揽到自己身上？

　　对此，黄标泉向记者解释："目前，小企业到银行贷款和其它属于行政部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此时政府完全置之不理，企业也许会有发展，但绝对不会有跨跃式的发展。"1978年，小榄区和小榄镇工农业总产值加起来只有7000多万，上缴税收300多万，年人均收入170多元。只有10几家手工作坊式的五金厂，生产农用的镰刀和斧头。

　　2000年，小榄镇工业销售收入为110亿元，上缴利税7.07亿元。

　　还有一个细节是，当1997年麦当劳连锁店在小榄镇落足时，国内中西部许多省会城市还没有麦当劳的店，今天的中山市也只有两家麦当劳。

　　繁荣后的小榄镇，新的问题出现了。周围的乡镇不去海外或国内大城市招商，反而到小榄镇来招商。而且，多年以五金制造为龙头经济的小榄镇也面临产业升级的问题。为此，小榄镇已规划出一个接近3万亩的泰丰工业区，一是吸引本地企业回来投资，二是引入高新技术项目，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乡镇企业的产权改制是为了脱去乡镇企业的外衣。这种改变在经济较活跃的地区发生得更为明显。至2000年底，曾经以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而闻名的苏南地区，85000多家的乡镇集体企业中已有93.2%摘下"集体经济"的帽子。乡镇企业的内涵已发生改变，由传统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变为私营或股份制的企业。

　　乡镇企业已变成一个定义模糊的历史名词。当乡镇政府不再拥有这些企业的股份，当这些企业的总部已搬迁至城市，当企业的生产要素已不局限于农村的经济体系，我们还能称之为乡镇企业吗？

　　1998年，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从温州考察回来后，惊呼"去晚了"、"吓一跳"、"想不到"。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经济的光芒已被江浙和珠三角地区民间私营经济的活力所掩盖，乡镇企业的陷落正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民间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中的作用。对于黄标泉而言，问题已简单到小榄镇改制后的私营企业的发展，能否支持到2005年小榄镇GDP突破70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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