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财富》副总编傅桦

　　2002年1月2日传来消息，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股票突然大幅滑坡。一个小时内，欧亚农业(0932.HK)的股价下跌了整整10%。

　　当日，欧亚农业股价的最高跌幅达25%，成交额6954万元。收盘时欧亚农业跌幅仍超过18%，成交1.1亿股。

　　从各个方面得到的消息是：从2001年12月到2002年1月，格林柯尔在香港被沽空13个亿，欧亚农业最高时股价被打压近26%。同时引发了香港股市上的中国民营企业"股灾"，5、6家民营企业股价大幅度下滑。

　　联想起不久前的"格林柯尔"新闻事件，一个月前刚刚从沈阳采访回来的本刊记者立刻感觉到了一丝寒意--某种潜流正在向中国民营企业袭来。

　　1月7日晚,记者拨通了杨斌的电话。

　　欧亚集团遭袭击

　　正准备第二天到香港的杨斌很平静地告诉记者，某些基金对国内企业有偏见，这次行动是冲着所有在香港上市民营企业来的。

　　"我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相信我会平息这场风波。我会到欧洲去向我的客户、合作者和我的投资商们作解释，"杨斌说，"压低买进,是西方资本市场常见的方法，但这次他们的操作动用了这样的力量和手段，很明显是针对整个大陆的民营企业来的，这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

　　事件的缘由来自于欧洲投资银行瑞银华宝。1月2日，该机构驻香港分析员张化桥向外界表示，预定3日出版的道-琼斯旗下《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将会刊发质疑欧亚农业主席杨斌资金来源的报道。

　　事实上，刊登相关文章的《远东经济评论》到10日才出版。

　　《远东经济评论》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短短10年间，杨斌的个人财富从当初1个多亿人民币，迅速成长到总值75亿的"农业王国"，聚集过程之短，确实让人咋舌。2001年10月，杨斌又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内地100名首富中的第二位，让人惊讶。

　　但该《评论》的报道并没有像张化桥透露的那样质疑杨斌的资金来源，只是对杨斌的商业秘密感到好奇。《远东经济评论》根据他们得到的部分材料推断：可能因为杨斌控制的欧亚实业的主要资产荷兰村项目存在某些问题，当时分拆欧亚农业上市时，杨斌才没有将这块资产装进上市公司。

　　当然，《远东经济评论》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美国的好几家银行正准备在2003年对荷兰村进行投资，这与瑞银华宝对外"透露"的"利空"消息正好相反。

　　但是，雪崩似的跌价已经在1月2日上午开始了，提前得到"投资忠告"的基金经理们大量抛售手中的欧亚农业股票。

　　2002年1月16日，仔细阅读了《远东经济评论》的本刊记者再次拨通了杨斌的电话，杨斌说，《远东经济评论》的数据不准，他们现在采取低调，正在寻求法律的支持。

　　2002年1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表示对证券业因虚假信息引起的民事纠纷可以立案，进入司法程序。同时有专家指出，与此相对应，关于上市公司的不实报道所引起的对上市公司和股东的伤害，也应该进入司法程序予以追究。

　　欧亚集团的财务总监阎闯质疑一些投行在此次事件中的动机，认为在杂志未出版前便有人泄露文章内容，"是故意渲染事件的严重性。"

　　而一向对资本市场不甚了了的杨斌，也从1月2日欧亚农业的股票走势图那条触目惊心的下坠直线上看出了问题："这显然是有人意图打压股价，低进高出。"

　　杨斌在解释荷兰村项目盈利潜力时显得很自信。他说荷兰村三分之二是农业项目，地产只占很小部分，共30万方米的别墅楼，部分已售出，每平米楼价为3000元人民币。

　　有人认为欧亚农业向欧亚实业购买办公楼和温室,实际就是将上市公司的资金套现给了荷兰村，此次股价下跌也就在情理之中。这样的逻辑遭到了阎闯的驳斥。他向记者解释了两桩交易的合理性：欧亚农业发展需要有一个好的办公条件，买进办公楼合情合理；将欧亚实业的温室卖给欧亚农业，则是因为欧亚农业上市前，香港联交所即要求欧亚实业年内将与欧亚农业存在竞争的业务转让给上市公司，而当时10公顷温室还在办理土地手续，所以转让只得等到年底。

　　阎闯还进一步明确了上市所筹的6亿港币去处：3.8亿建温室，0.7亿搞科研，0.2亿用于建设分销渠道，其余用作流动资金。

　　杨斌也多次解释欧亚用7000万港元购入的办公大楼，其实包括实验室及写字楼两部分。目前欧亚与欧亚实业共用办公室，收购行为是为避免关联交易，而作价经过美国评估公司评定。

　　2001年7月，在香港投行工商东亚的策划下，整合了杨斌在内地的荷兰村农业基地和其他6个内地农业基地的资产，成立了欧亚农业(控股)，并在香港主板上市，筹得资金7亿港元。在百慕大注册的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中，杨斌绝对控股，拥有75%的股份。

　　(关于欧亚集团的详细资料，读者可以参考本刊2001年12月号专访文章：《腰缠百亿的农民》或在sina网上查询。)

　　"这次事件对欧亚集团影响很大，有声誉方面，也有资本方面，但我想是暂时的。"杨斌说。

　　其实，早在格林柯尔风波发生后，一些香港的专业机构已经对民营企业的账目格外留神。新任香港会计师公会主席兼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合伙人称："内地民企管理层素质普遍偏低，民企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比红筹、H股还要大。"

　　实际上，海外投资者或传媒往往对内地民企大股东了解较少，而民企富豪赚第一桶金的过程，往往充满神秘感。

　　一些专家分析说，这是内地民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所必须承受的阵痛。处于是非旋涡的内地企业，应尽快主动调整，提高企业运作透明度、监管自律意识，以适应国际规则。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被某些势力鲸吞，如何保障中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不受损害的权益。

　　杨斌说："我们是冲出来的一拨，有责任为所有民营企业鼓呼。"出了事情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向基金经理们、向投资者澄清一切，对投资人负责，之后才想到追究责任的问题。

　　事件发生后，各家媒体争相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随即刊登记者署名文章：《股票雪崩"黑马富豪"香港被狙击欧亚农业竟成"格林柯尔"第二？》

　　格林柯尔起风波

　　与欧亚集团持荷兰护照的杨斌不同，格林柯尔的老总顾雏军是一位持中国护照的科技型企业家。他们类似的海外商业经历，使这两家公司都能熟练运用国际资本市场规律，投资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的行业。也许正因为他们与其他民营企业不同的背景，得以在香港顺利上市。

　　"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的消息爆出之后，"格林柯尔"一词即刻引发媒体极大兴趣。敏感的记者翻开网页一查，原来格林柯尔的老总顾雏军，就是曾经在学术界有过争论的"顾氏循环理论"的创始人。

　　12月5日，国内三家媒体几乎同时发表文章，对格林柯尔公司在资本运作、关键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提出质疑。

　　第二天，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的上市公司股价狂泄。仅在12月6日、7日两天时间里，股价就从3.5元跌到2.55元，市值损失了10亿港币。有人给格林柯尔董事会主席顾雏军打去电话问："老顾，你是不是碰上9·11了？"

　　个别媒体的推论是：顾氏循环理论有问题，所以格林柯尔制冷剂有问题；格林柯尔制冷剂有问题，所以格林柯尔有问题；格林柯尔有问题，所以顾雏军有问题。顾雏军认为，"这种逻辑推理比较荒唐，事先没有采访我，就先给我'定罪'。如果说我是骗子，为什么国外媒体没有说我是骗子？《能源》杂志是国内外知名的杂志，我的文章能在《能源》发表，说明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格林柯尔制冷剂获得了美国专利局的审查，难道美国的审查员也有问题？格林柯尔在香港上市，由国际5大会计公司之一负责财务审计，难道这样的审计公司也给骗了？"

　　12月10日下午，"深感受伤"的顾雏军在北京长城饭店，面对京穗港50余家媒体记者，一再强调新闻媒体要尊重事实。

　　针对12年前的"顾氏循环理论"大争论，曾与顾雏军同在一个教研室共事的天津大学教授张启在发布会上发表看法，认为要把学术争论与商业运作区分开，顾雏军的理论研究成果该不该叫"顾氏循环理论"，只是个名称问题。张启提出，媒体在作专业性报道时，要弄清基本的学术内涵。现在全球还没有一个完全替代氟里昂的无氟产品，格林柯尔制冷剂作为CFC的替代产品，肯定能节能，即使是替代一部分，大方向也是正确的，应该得到大家的支持。

　　事实上，顾雏军在欧洲市场是成功的。1990年，一个英国制冷生产商看中了他的新技术，邀请他以技术入股。顾雏军从环保市场还不完善的中国大陆进入欧洲，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重环保的欧洲规定，1990年12月1日起禁止氟里昂生产，在欧洲已有的氟里昂替代物中，顾雏军认为还没有超过自己的混合型制冷剂的。凭借技术优势，1990年到1995年，顾雏军在欧洲发展很顺利，因为这段时间别人出厂房、资金，他出技术，靠出售符合欧洲环保标准的制冷剂赚钱分红。

　　在以后的日子里，顾雏军开始投资天津，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环保制冷剂加工厂。

　　顾雏军说："我们完全是按正常的有关法律程序收购的。我没有收购科龙的H股，搞恶意收购，而是坚持收购科龙的法人股，本意是想保持市场的平稳过渡，利用中国加入WTO的有利时机，通过格林柯尔的优良资产注入，帮助科龙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打造新的产业链，将科龙变成一个外向型企业。"

　　顾雏军说，收购科龙是收购不能上市流通的法人股，如果一个财经记者连起码的资本市场常识都不具备就敢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评价上市公司，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

　　顾雏军说，"这是一场由竞争对手发起的、蓄谋已久的诋毁行为，主要责任不在新闻媒体，而是记者受到误导所致。到目前为止，公司还没有想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媒体的责任。做企业还是以和为贵，在中国与媒体打官司，即使赢了，也是伤痕累累。"

　　媒体见面会后，一向以严谨著称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以《不一样的并购味道》为题刊登记者调查，关注一个受伤的企业家命运。

　　两次亲密接触

　　两次"接触"让顾雏军记忆犹新，一次是机遇，伴随着机遇的另一次是几乎将他击倒的"新闻"危机，而这两次"亲密接触"都聚集在对科龙的收购上。

　　"我没有想到，我们带着资金进入大陆投资，会遇到如此巨大的压力。而这次危机恰恰来自最应该支持民营企业的国内媒体。"顾雏军说。

　　2001年初，格林柯尔曾经与容桂镇进行接触，当时容桂镇党委书记邓伟根(现任顺德市委副书记)在谈到容桂镇的发展规划时，提到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容桂镇政府会继续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子，政府会从企业中完全彻底地退出来，二是希望改变当地大装配、小工业的产业格局，引进核心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提高当地企业的赢利能力和竞争实力。

　　邓伟根是研究产业经济的博士，对西方产业经济的变迁史非常熟悉。他知道，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上，就很难改变顺德相对零散的产业格局。有人说，中山市的产业结构很好，需要的是体制改革，而顺德的体制问题解决得很好，重要的是产业结构需要调整。

　　格林柯尔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过去他们对这个行业在国内外的情况一直在进行追踪调查，他们发现，在引进外力调整产业结构、寻找先进技术实现产业升级上，容桂镇政府的想法与他们不谋而合。

　　容桂镇政府的想法让顾总的两个'打通'思路和他的制冷核心技术在国内的企业找到了立足点，他开始调整格林柯尔在国内的战略布局，把目光从欧洲和美国转向了中国南方。

　　当时的科龙也在进行改革，但他们的战略眼光主要放在营销上。但是，科龙的各级领导层都知道，经过多年市场拼杀的中国家电业，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了。

　　1998年，顾雏军在APEC会上曾经宣读过一篇论文--《中国应融入世界》，提出了自己的经营思想，

　　"兼并和重组，是资源的更合理的组合，国际市场上的视野，不仅是产品市场，在技术和资本上也不要有框框。资本运作已经发展到如此阶段，不用所有的工作都自己来做。国际化的分工，资本运作的分阶段进入和退出机制，已经与我们过去的经营理念不同，"顾雏军说。而他所说的两个打通，是指产品市场的国内外打通，技术研发的国内与国外打通。

　　但那时许多条件还未成熟。如果他的计划基本顺利，他所熟悉的国际市场和即将出现的国内家电新趋势，将带给格林柯尔一个巨大的新市场，这是他梦想了多年的机遇。

　　按照他的计划，科龙完全可以走向世界，他和他的团队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家电市场的经验与核心技术优势，就可以完全发挥出来。

　　虽然接下来的谈判充满艰辛和压力，但这都不如后来始料不及的"传媒风波"让他费心--一下损失了13个亿！

　　我们做错了什么？

　　媒体风波来自于某些媒体过分的好奇。一些媒体百思不得其解，不断诘问格林柯尔如何"忽然从国外回来就有了钱"的原因。

　　其实，即使在号称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一个企业家也有权利不告诉你他的全部商业秘密，这是起码的商业道德和隐私。

　　"我只想成为一个企业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作为企业家而被人尊重"，顾雏军说。

　　尊重，也包括尊重企业的商业秘密。

　　而现在，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招致这样的待遇？

　　"我们收购科龙的最大目标就是希望以科龙和格林科尔联手，使科龙公司以内向型为主转为外向型为主。"

　　顾雏军这么多年在国外发展，有良好的国外市场，这是他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同时收购一家国外的空调或制冷公司，让它来向科龙订货，我们就会有合理的利润(reasonable profit)空间，就是说国外这家订货公司会把足够的利润分给国内厂家。如果我们收购一家美国或欧洲公司，我们控制那家公司，我们就会在利润上做合理的分配，让大家都不要牟取暴利，让中国公司有利润投入到再生产和技术革新中去，这样才会有持续的竞争力。"

　　利用他们收购科龙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这次新闻事件的话，顾雏军们再顺利收购另一家美国公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2001年5、6月份开始我们同时与美国好几家公司在谈判，希望完成一家美国空调领域制造业的收购。我们希望凭科龙和我们两家的力量能够收购一家美国公司，这将给我们很大的机会。收购科龙是我踌躇满志的时候，9.11以后，美国许多公司的价钱降得很低，非常便宜，这个时候如果能使我们双方的股价特别是我们的股价上去的话，通过换股，或我个人通过比较高的股价去融资，或用我个人的公司去收购一家美国公司等等，都可以创造很大的商业价值。"

　　但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来自新闻界的质疑，使专注于产业和资本市场的顾雏军猝不及防，一连串的打击使得这个企业的元气大伤。

　　度过危机的格林柯尔没有想起诉曾经伤害过他的媒体。

　　他只希望这能成为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教训，一个本不应该由民营企业独立承担的惨痛教训："现在的新闻应该更负责一些，全面的，有责任感地报道经济领域。有时，仅仅从新闻的角度出发，看到的恰恰不是事情的本质和真相，报道引起的结果也不是这些媒体的本意"。

　　"对中国民营企业实施灾难性的攻击，我认为是不公道的，一方面，攻击要有证据，不能想当然，不能对一个公司的资本情况都不了解，就去说一些不应该说的问题，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是相当不负责任的。从37亿的市值掉到17亿，最多时我们掉了20个亿，"顾雏军说，幸亏他们公司没有拿股票去抵押贷款，"如果哪怕用一半的股票去借款，这次我就得被迫平仓。当时我有6亿2千万股，最高时我有20个亿的市值，如果抵押贷款，我在香港可以贷到6亿港币。而现在6亿2千万股的市值只有17亿市值，也就是说只有10亿港币，如果按30%来算的话，我只能贷3亿港币，如果当时我做了抵押贷款，我就会有3亿港币的漏洞，这时银行会让我平仓，平仓的话我就完蛋了。"

　　这次能逃过一劫，更重要的原因是格林柯尔是个工程公司，有了工程才会去备料、备货，资金风险不大，这和一般的生产公司不一样。

　　虽然这次股价对运行面和资本面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管理层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这个企业以前的资金不是很丰裕的话，这种莫名其妙的打击有可能让一个企业彻底倒闭。

　　猜测性报道引发危机

　　有些记者也许当初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在当时的中国A股市场上，随便怎么炒，股票也不会掉到没有底的份上。但香港则不一样，它是高度发达的经济地区，与世界经济接轨。"香港经济本来就有不负责的券商在推波助澜，我们这个状况不完全是因为国内的新闻。欧亚集团与我们有同样的看法。虽然我们公司的经营是健康的，我们的市场政策也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公司的赢利也是正常的，但当有某些客观原因导致某些人推波助澜时，香港的投资者对中国企业那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就会冒出来。而国内的一些新闻则帮助了这种潜意识的滋生"。

　　有人说进入WTO后中国不会被外国人打挎，中国人很聪明，会创造各种各样的方法与外国人竞争，但会被中国人自己打挎，会自己斗得你死我活。

　　顾雏军说，98年回国，在上市之前，他在国内投资有3.8亿港币，全是从国外打进来的，"我们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贡献，作为交税大户，受到当地政府地表彰。在海南还获得税务奖金。我不明白，为什么忽然就有这么多莫须有的罪名。我们上市后募集的资金也进入了中国，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是起了作用的，但我们出了新闻事件后，得到的保护却很少。"

　　顾雏军最伤心的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中国民营企业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还很低下，在中国投资的民营企业家感到很头疼，风险太大，缺少必要的保护，处于很被动的环境。如果国营企业遭到类似的攻击，当地政府马上就会站出来跟新闻界理论，那么最后肯定会有一个说法。像我们这样的企业，除了打官司，没有别的办法，在中国与媒体打官司又是不现实的。

　　毕竟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民企是中国民企的佼佼者，如果这个企业得经营很糟糕的话，它不可能在香港上市。能够在香港上市的民企，它的经营和管理都是比较规范的，它经得起国际会计师准则的审核。如果这样的企业都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多的问题的话，那么中国企业可能就大有问题了，这对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善良的顾雏军愿意从正面去考虑，但他仍然不明白国内的媒体会对自己的企业作出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能抓出一个作假的公司，监督它，我们欢迎。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民企最希望如此。但捕风捉影不可以。这些人可能并没意识到我们会受到这么重的打击，可能会以为我们的市值会掉下10%或20%的，但没有人会意识到我们会掉60%。因为中国A股股民很了解中国的企业，所以无论媒体怎么说，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外国股民不了解中国企业，他们完全相信媒体"。

　　"我觉得受害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任何一个企业代表一个国家的财富根源，不管什么样的企业，民企也好，国企也好，都是各种各样的经济实体在支撑国民经济产值，支持整个社会财富的。如果通过莫须有的东西让一个公司陷入困境，就极不正常。"

　　"稍稍懂点经济的人应该看得出来，H股在香港跌得很惨，很多股跌到净价以下，科龙股进市时是4块钱，停牌前是1块2。你说1块2买进4块钱的资产合适吗？这是不公平的，这在国外是很少见的，除非它的经营很糟糕，但科龙并不是这样的。科龙的生产和销售在去年是有大幅度的增长的，这样的公司受到的冲击太大了。红筹股也是，中国A股的股市也是这样"。

　　"我们这时并购科龙，是在寻找共同的发展机会，避免科龙在资本市场的损失。"

　　"如果我们的民营科技企业不行，国企也不行，那中国还有哪种企业行呢？是不是只有餐馆行？

　　民营企业的"脆弱"

　　对这次新闻事件引发的股市风波，顾雏军有几点思考：

　　第一，这个事件并不是因为中国民企的透明度不够，而主要是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民营企业界有一种不信任的潜意识，恰好有很多人迎合了这种潜意识，导致了这一事件。

　　"当年我收购美国那家公司时，我在华尔街活动了半年多时间，当道琼斯往上涨，这个公司的报价从1.8涨到2.6，期间我一直在寻找别的投资者来帮助我来收购，但后来我没有得到支持，这并不能说明我的理由不充分，也不是说我收购公司错了，而是我们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

　　顾雏军说，要消除外国这种不信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国外上市，接受国际会计师准则的监督和审计。可是这次一些莫名其妙的推波助澜唤起了人们一些潜意识的东西，使得整个板块都受到冲击。这对民营企业的国际形象和今后的国外融资都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某些人的需要，但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一次股票的惨跌不可能后面没有东西，不可能没有金融界的大鳄。20亿的钱没有了，到哪里去了？有多少损失就有多少人赚了。至于后面的东西是什么，现在还不得而知。"

　　第二，顾雏军说，这次事件给中国自己的媒体上了一课。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对中国整个民营企业的创伤之大可能是中国某些媒体始料未及的。"我看当初的始作俑者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打击，我想对他们的人生也会有些负面的影响。他们会意识到世界上有些人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的潜意识有多么可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不明白，那么他们对世界经济和财经，对金融和股市的理解就实在是太平庸了，也比较可怜了"。

　　顾雏军说，他希望这次事件能够唤醒中国媒体对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大潮和暗流中那种艰辛与困难的理解。中国应该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理解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发展，对中国的企业应该多一点爱护。监管意味着规范，意味着大家都在公平的同样的条件下竞争，"特别是金融界的事情，一旦有点风吹草动都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这些媒体想像不到的，他们不知道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者心目中有多么脆弱"。

　　"如果猜测性的报道导致一个企业受到严重损失，就值得中国新闻界的从业人员，特别是财经媒体的从业人员深刻反思"。

　　今年是民营企业的上市年，民营企业在海外上市会越来越多，如果对中国企业的打击太大，将会对民营企业在海外的上市蒙上很大的阴影，并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阴影中走出来的格林柯尔，正在集中精力处理好科龙的过渡、管理和发展战略、资金调配问题，让科龙迅速进入新的格局。

　　那么，他们在科龙的状况究竟怎样？

　　本刊记者在采访完顾雏军后，从深圳赶到顺德，拜访了科龙新任常务副总裁、董事局副主席刘从梦。

　　刘从梦：在稳定的过渡中赢利

　　有人说，创业17年，科龙经历了潘宁时代、王国端时代、徐铁峰时代，现在进入国际化的顾雏军和刘从梦时代。2001年4月，刘从梦率领的四人项目小组进入顺德，与政府和科龙及金融机构等接触。

　　当地政府对格林柯尔是做什么的还不太清楚。为期半年艰苦而又难忘的谈判开始了，有时谈判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在坚持大的原则基础上，双方都有容让的精神，顺德这个108万人口的城市，从政府到百姓都很实在，你到了这里，就知道为什么这是一片孕育名牌的土地：科龙、美的、万家乐、广东北电……顺德人不排外，工人是当地的多，中高层管理者大多是外地的，它具有成为国际化产业基地的条件，这是搞产业经济的沃土。"

　　2001年11月16号，刘从梦正式进驻科龙，开始了他在这片沃土上新的创业历程。

　　初次接触，感觉刘从梦的风格是稳健中透着热情，"一切尽在掌握之中"。56岁的刘从梦，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少10岁。

　　刘从梦，原国家农业部外事司司长，参加过多次对外谈判，接触了大量的经济技术合作与外交，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资源。进入格林柯尔前，他曾经到格林柯尔在天津的工厂考察过三次，同时向国家环保局进行了详细的咨询。1998年，53岁的刘从梦做出了自己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决定，辞去农业部国际司司长的职务，开始进入格林柯尔，验证他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能力。

　　如果说顾雏军是一个技术型的战略家，那么，刘从梦就是一个热情而坚定的管理者。

　　作为科龙新任常务副总裁，刘从梦更多地担当起沟通管理层和董事会的作用。

　　刘从梦刚进驻科龙时，科龙上上下下基本上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因为格林柯尔和原来的大股东们有一个联合办公室。

　　刘从梦首先参加了科龙在海南的营销峰会，使他们建立信心，让他们知道新的管理者来了，也让他们知道经营班子基本上不动。

　　"目前最重要的是稳定基本队伍，这是12000多人的大企业，中层干部有400人左右，如果整个班子和员工队伍不稳定，将对整个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现有大多数人员是优秀的，是科龙宝贵的财富，"刘从梦说。

　　"我们宣布了3个基本不变政策：管理层基本不变，研发体系和研发项目基本不变，销售政策基本不变，希望能实现平稳过渡。"

　　现在，格林柯尔进入科龙管理层的有3个人：常务副总裁刘从梦，财务副总裁麦建光，负责公关企划的副总裁严友松。

　　"负责生产的副总、负责科研开发的副总仍在原岗位上积极工作，这是本着谁投资谁负责，充分依靠科龙管理层的原则来安排的"，刘从梦说，"目前，广大职工情绪较稳定，我们与冰箱、空调、配件、营销分公司及公司的下属部门分别开了5～6次座谈会，进入科龙的第一件事，是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再做决策，而不是下车伊始，伊里哇啦"。

　　为了避免人心浮动，他们召开了两次中层干部会，表明新董事会对科龙的态度：希望科龙成为全球最好的冰箱和空调生产厂家，希望科龙成为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同时，新成立的董事会表明，科龙的职工待遇不会受到损害，年底的双薪和过去管理者承诺的奖励不会发生改变，刘从梦说这样有利于保护员工利益，保证一个企业合理政策的延续性、企业生命的延续性。

　　管理者的新概念

　　但是，科龙是发展了17年的公有制企业，现在，私有制企业进来合作，不可能不做变革，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可能不做革命。"当然，这一定是向着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职工利益改善、有利于战略合作者、有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方面变革"，刘从梦对记者说。

　　"我们向中层干部打了招呼，科龙在体制上、技术上会有一场革命。当地政府看中格林柯尔的是两点，一是看上了格林柯尔灵活的的企业经营体制，二是看上了我们是搞制冷专业的。同时，在销售方面格林柯尔在国外的销售网络与科龙国内的营销体系是互补的。只有这样强强联合，才能适应进入WTO以后的国际市场竞争"。

　　格林柯尔强调，一定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完善科龙的经营管理，新上任的管理者正在向整个公司灌输五个概念。

　　刘从梦他们灌输的第一个概念，是要对中小股东负责，要对员工负责，就要赚钱，要赢利。

　　第二个概念，科学地节省开支。过去，包括政府部门都在提醒科龙：如果大家都在吃科龙，总有一天会把科龙吃垮。有一种说法，在科龙，打扫卫生的都可以发大财。现在的管理者开始要求每个部门都要讲成本核算，比如，科龙这么多员工，每月吃盒饭都要4吨大米，如果每公斤大米成本降低一分钱，每月能节约多少？他们相信，只要大家都为企业着想，有了成本概念，每个环节都可以节省开支。

　　刘从梦说，新科龙的目标是：成本压缩15到20个百分点。这些成本包括：生产成本、采购成本、营销成本、管理成本等。

　　第三个概念，是在市场上下工夫。冰箱、空调的利润空间已经不大了，要有新的市场，要通过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寻找更大的利润空间，在产品创新上、营销上下功夫。"我们有一个好的营销网络，有市场开发能力，但要提升销售业绩，增加盈利"，刘从梦很看重原有的销售网络。

　　第四个概念，是要调动每个营销人员的积极性，用自己的热情、智慧、责任，用我们的品牌去拓展市场。

　　第五个概念是激励，对研发人员，有创意的，要设立创意奖。刘从梦说，董事会准备拿出相当数额的奖金奖励他们；对营销人员，所有的报酬都要与业绩挂钩，董事会承诺纯利达到一个既定目标，就拿出一定比例来奖励管理人员。

　　刘从梦说，现在的员工都希望看到科龙的变化，希望科龙在各方面有起色，新的管理者也希望通过改革，一年初见成效，三年逐步壮大，在家电行业成为数一数二的国际化企业。刘从梦认为，科龙现在在国际市场有三个机遇，一是入关后国际市场对环保家电的市场需求，二是在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三是当科龙的销售网络与格林柯尔在国际市场的操作能力高度衔接起来时，会跳出目前国内家电市场相对饱和的价格战怪圈，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

　　刚刚走出"新闻风波"的顾雏军和上任不久的刘从梦，已经在利用格林柯尔的环保技术和科龙的生产能力，与一些国家谈整个市场的合作。刘从梦认为，现在的家电业拥有的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有限，它只是有高技术含量的一个行业，而格林柯尔的环保技术上，已经占据了其中之一。空调的高效节能技术，冰箱的多种适用功能的开发，科龙的智能家电和即将推出的一些新产品，将开创科龙的一个新时代。

　　在顺德，我们看到，经历了媒体风波和并购、转轨的科龙，正在顺利过渡。

　　多一些理性，少一些责备

　　22日赶回北京的记者拨通了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厚义先生的电话。而本刊编辑部的另一名记者则在同一时间带着问题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礻乃。

　　这些访谈可能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处境。

　　在目睹了科龙的发展后，我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

　　也许没有谁在狙击民营企业，也许这是我们的观念在转换的过程中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一些看不见的联系让我们不得不产生联想：入世前后中国股市的1000点理论、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论、某投资银行的两份报告、民营企业的全面受挫……，我们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是不是可以对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股民、我们的投资者多一些理性的关怀？

　　几十亿的损失由欧亚集团或格林柯尔这样的民营企业来承担，对每一个具体的企业和他们的股东来说，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些？

　　虽然像杨斌、顾雏军、李书福、史玉柱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们相信，无论你怎么设置障碍，这些坎儿都是会被迈过去的。但是，怎么过这个坎儿，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是温和地跨过去，还是像巨人集团一样倒掉重来？

　　入世，就意味着另一种竞争开始了。新的方式方法、新的打击和风险，将以全新的方式冲击人们的观念，洗涤这个市场，连同市场上的资本、管理、未来，连同商业规范、法律、道德约束与新的行业规范。

　　同时，一向以监督别人为己任的媒体，也应该受到相应的监督与约束。

　　随着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西方资本市场对中国的观察方式要变,，态度也要转变。

　　《远东经济评论》对欧亚集团带有猜测性的报道来自不了解中国企业的西方媒体，可能会有某些偏见，但某些国内的记者以"调查"的名义把猜测揉进报道中，的确是我们的读者没有意料到的。

　　当我们的媒体发表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文章时，是不是应该对企业做一些更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当我们以财经记者的身份出现在企业面前时，我们的记者是不是应该具备更多的财经知识？如果因为我们对某些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对企业造成了伤害，这是我们的记者和企业都不愿意看到的。

　　"本来西方国家就对中国企业有偏见，对中国企业不信任，现在，被他们抓到了来自我们的媒体提供的靶子：你看，连通过国际会计审核的中国企业都有问题，还有哪家中国企业值得信任？""亲者痛，仇者快！就像被最信任的家乡人从背后捅了一刀，"顾雏军痛心地说。

　　我们不得不重提新闻自律的问题。否则我们将会失去我们的公信度，也就是说，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媒体。

　　如果企业在一夜之间因为媒体的"报道"引发几十个亿的损失，那么，我们真的无法保证我们的媒体不会被企业间的商业竞争所利用。

　　在平等的商业竞争面前我们缺点儿什么？

　　在采访中，我们谈得最多、感受最深的词，是健康和发展。

　　如果仅仅从"民族"的角度来看问题，在市场上是不能健康发展的，缺点什么--竞争力。

　　如果仅仅从"新闻"的角度来看，缺乏深入、全面调查和专业化理解的报道是不健康的，缺点什么--对企业、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感；

　　如果仅仅从并购现象本身来看，而不去寻求并购的原因和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不健康的，缺点什么--宽广的视野，这将约束我们走向更专业的资本市场和更丰富的未来；

　　如果仅仅以一个理论的命名权，否认一项技术的商业价值，是科学的片面，缺点什么--博大的胸怀，狭隘的心理将约束我们看不到更大的世界。

　　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与开放的WTO精神是相悖的。

　　值得欣慰的是，这两家民营企业都凭自己的实力勉强度过了难关。那么，下一次呢？

　　"所有的事要自己扛"，民营企业没有退路，民营企业也不能推卸矛盾，这是民营企业家心头之苦。一个郑百文，一个ST九州，翻翻ST国企，哪家没有地方保护，哪家不给优惠政策--免息、鼓励重组、减免税收、舆论保护、企业家人身保障......但当民营企业受到不公正待遇时，谁来保卫民营企业？

　　"入世了，我们不需要特权，只需要一个公平的国民待遇。"民营企业家如是说。

　　国民待遇是什么呢？舆论监督的公平待遇，银行的公平待遇，企业家身份的公平待遇，行业准入的公平待遇，税收的公平待遇……，总之，需要投资大环境提供给我们的公平待遇。

　　我们真的需要要认真考虑，入世后，在激烈而又平等的商业竞争面前，我们与我们所面对的环境，究竟缺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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