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昨天在南京的一次演讲中，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他的一些新观点。

　　利率要更有弹性

　　樊纲指出，中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几年下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宏观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政府可供选择的政策中，降息已经一用再用，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还会继续实行，因为中国的债务负担率还处在警戒线以内。目前，虽然利率处于谷底，但居民储蓄还以反常的速度在增长，国民财富还没有超分配。“9·11”事件的滞后效应已经开始显现，未来经济的变数会增多，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不受影响的避风港。在美元走向零利率的时候，人民币的降息空间犹存，特别是我们的贷款利率，目前远远高出国际同行业的平均水平，贷款利率降不下来，我们的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就更没有竞争力。最近在上海和苏南做调查时就已发现，许多银行反映外汇贷款贷不出去，有一些合资企业还中资银行的贷款，到外资银行去贷款，为什么？同样的贷款，人家利率只要比你低一个点，1000万美元一年就少付10万美元，一个亿就要少付100万美元，你不向国际水平靠拢怎么办？他指出，入世后，中国对银行业要采取更宽松的利率政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要体现需求的弹性，大一统的僵化的利率政策必然要调整。

　　减税是一个方向

　　樊纲同时指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光是一年增发几千亿的国债，政府不能包揽所有的重大投资项目。在有些地方，基础设施已经过度超前出现严重的闲置，路修好了没车跑，机场建好了没飞机起降，国际码头搞好了没有大轮船停。搞经济建设要考虑有效需求，没有需求的投资必然没有效益，要防止重点投资成为重点浪费。为激发潜在消费和需求，在税制政策上要轻税薄赋，现在不少人在买车时被高昂的费用吓跑，买房时被高契税吓退，有的税种上面降了，地方又补征新费种，并且“还原”得“一步到位”。在经济处于爬坡阶段，我们税收刺激消费的杠杆作用还不够积极，而减税、公平税赋是入世后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的税收政策方面，减税是一个方向，包括增值税、所得税都有余地。严格地说，这几年的税收在刺激出口上发挥过作用，但在促进内需上发挥的作用还不够，现在面临的不光是一个税率调整的问题，而是一个税制调整的问题。

　　“比较优势”也是竞争力

　　加入世贸组织，开放进一步深入，保护进一步削弱。关于竞争力，樊纲认为不光是人才、技术、资本，还有一个方法的问题。竞争力应是指能够用较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东西。企业要认真思考什么是我们现实的竞争力，要研究和发挥自己的相对比较优势，即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本土市场的优势、销售网络的优势。现在有个问题，对这个市场的人文历史、消费者偏好，我们的企业研究得不如老外，人家对市场的了解比我们透彻，本来是我们的优势却变成我们的劣势，这个问题连老外都觉得奇怪。中国的市场很大，中国人的钱好赚，但许多老外对我说，中国人盲目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烧钱”的本事也最大。有的企业买了世界最贵最好的技术、用高薪借人，有时并不是增加而是丧失了竞争力。

　　樊纲说，发达国家把制造业作为夕阳产业，但不同发展阶段上，竞争力是不一样的，目前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制造中心，这是我们的竞争力所在，如果能把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抢到中国来，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庞大的就业压力就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我们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可以把全世界的研发中心都吸引到中国来。信息化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的经济发展可以是二元格局的，既可以有很多传统的东西，也可以有很多现代的东西，高新产业和传统产业可以做到两条腿走路，可以将最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提升和改造传统产业。本报记者志龙 薛蓓 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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