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清帝国叶赫那拉氏的后裔，100多年前，她的祖先面对一个东方帝国辉煌历史的终结，一个向西方屈辱历史的开始。100年后，造化弄人，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她却努力成为一座沟通东西方的“桥梁”，用另一种方式为中国的崛起做事。这不免让人唏嘘历史的吊诡。

　　--《南风窗》记者袁卫东 发自上海、广州

　　“一只大鸟，历经43年，展翅飞翔，她有理想，有方向，越看越远，她的名字叫海鸥；在旭日东升的海空，一只黄色大鸟，回到他熟悉的地方，展开74年前待续的篇章，他有理想，他有方向。他的名字叫柯达。两个不同的企业，两个不同的文化，在上海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拥有了共同的理想。”当这段如诗般的告白在2001年9月18日柯达与海鸥合资的上海达海数码相机项目典礼上响起时，掌声如潮，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主持仪式的一位女性身上。

　　这是又一个长达4年的谈判所造就的合作--柯达与上海、柯达与中国，他们各自数码相机基地的构想在上海重合了。许多显赫的名字与这个面向未来的项目连在了一起--中国经贸委主任李融荣、上海市长徐匡迪……而海鸥的总经理刘立喜最后却说千万不要忘记幕后那个真正“讲故事的人”--叶莺：柯达中国区副主席、亚太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

　　此时，叶莺才浮出水面！

　　当这个从1982年起就辗转在广州、香港、台北、北京--一直在大中华区做美国商务外交官的女性，1997年突然加盟柯达在中国的“战场”后，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项目在中国与柯达之间达成--从4年前震惊中外的“98协议”到现在的数码相机基地项目，里面都有这个女性的身影。

　　她是解开1997年以来柯达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关键人物。

　　为一个“性感”的项目而来

　　或许有一组数字能够极其准确地勾勒出柯达1997年以来在中国巨大的运动轨迹：1996年，中国是柯达胶卷的第17大市场，2001年4月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而据柯达的高层预测，5年之后中国将变为柯达在世界的第一大市场。5年之间，中国市场在柯达全球体系中飞速上升了15位，这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飞跃。随即就有一个同样巨大的疑问：是什么让变革来得如此迅猛？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从1998年开始，柯达与中国整个感光行业之间展开的那场巨大整合。“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项目，柯达所进行的这个项目，不单是企业与企业，而且也是企业与政府，企业与整个感光行业的合作。”参与其间的人物用这样激情的话语阐述。10亿美元的投入、一口气要吃下6个厂的大出血式动作、跨越6个省、10个城市、3个不同行业、跨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大整合，在朱镕基总理与柯达前总裁裴学得亲自拉开整个大幕后，一场巨大、艰难的谈判开始了--这样的谈判当然需要高手。

　　此时，裴学得召唤叶莺加盟柯达，而在此前他任摩托罗拉总裁时，就曾延请叶莺加盟摩托罗拉。

　　那么，叶莺此前是何许人也，竟引得裴学得如此赞赏？

　　或许，在1979年叶莺作为NBC的女记者代表美国三大电视网出色完成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报道任务时，她此后的生命轨迹就在冥冥中只与一个主题有关了--中国。那的确是一个让人值得永久回味的年代：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美国的公路上第一次出现两条龙：红龙与白龙；中国人第一次走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了解了白宫、总统制，邓小平戴上了牛仔帽“中国已经不再是枪杆子挂帅、政治挂帅，要走商务的路”，此时的叶莺“扣上了非常重要的时间环节”，加入美国国务院，走出无冕之王的光环，进入外交界。

　　1982年作为美国商务外交官，叶莺来到了生机勃勃的中国南方重镇--广州。“那是广州的鼎盛时代，全世界最大的7个石油公司都在广州，在开采石油的同时，大亚湾的核电站正在兴建……全国许多经济的重心都在广州。”广东已经开始了一场迄今看来依旧堪称伟大的实验--领跑中国。那时广州只有两个总领事馆--日本、美国，最活跃的是美国领事馆，最活跃的商务外交官是叶莺，她为当时广州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至于1986年她离开广州赶赴香港时，当时的《羊城晚报》为她写了专门的报道--《再见广州》。

　　中国南方正在狂飙突进的经济运动，显然让叶莺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和把握了一个新兴的中国和她赖以新生的力量。来到香港后，在香港商会，她做了一个《双城记》的演讲来比较香港与广州：“在香港每一件事都是可能的，而在广州每一件事都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它走到所有城市的前面。”这些切身体验的东西，实际也成为15年后，她决定以柯达使者的身份再续中国之旅的最根本的东西。

　　1992年，叶莺来到台北。1995年被调到北京，成为美国驻京外交官的第一位女性，当时是中美关系的低潮，李登辉刚从美国返回台湾，商务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叶莺当一个职业外交官的梦想就这样几近完成，谁都知道来到中国政治心脏--北京开始外交生涯的意味。从1982年来到广州历经香港、台北，再回到北京，在这4个地区长达15年的外交官生涯，使叶莺几乎见证了大中华区经济的整体崛起。这是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而她作为商务外交官游走于政治、经济之间，面见了众多的大人物--这包括地方的“诸侯大员”，也包括中央的人物，形成了对中国事务真实深刻的见解。

　　此时，当柯达与中国面对这样巨大的合作难题时，裴学得显然深深明白叶莺的分量，于是他一再召唤。

　　此前，“从没有想过从商”的叶莺被面前这个项目深深地吸引住了，这里所包含的挑战与风险成为致命的诱惑。“那是一个极为性感的项目”，4年后，当叶莺在广州媒体面前依旧兴奋难捺。为了一个“性感”的项目，叶莺“心甘情愿离开美国政府的职位”，加盟柯达。这个随之而来的“遗憾”就是，她不能再乘坐那辆车牌为“0004”的车，而且在拜会中央政府的大人物时，不能再走外交通道，而是要在门口等半天。

　　代号“七计划”

　　这是一个谈判高手的时代，在中国如此坚定而富有勇气地要融入整个开放的世界时，一些人物便横空出世了。龙永图他们是将整个中国做为“一个项目”谈了下来。而叶莺他们是将柯达与中国整个感光行业的“合作”作为一个项目谈了下来。这几乎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项目：跨越6个省份--辽宁、河北、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10个城市和3个行业；谈判耗时4年，谈判的复杂程度，牵涉地区、部门和中央的广泛让人吃惊。中央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中央协调小组，由“两委三部”组成--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化工部、轻工部、外经贸部，由吴邦国副总理任协调小组组长。

　　这是一个怎样的项目？为什么让双方如此大动干戈？这就不得不对当时中国感光企业面临的处境多加些笔墨。进入90年代后期，在建国40年后，感光行业形成的7家主要企业整体陷入困境：80年代中期使用巨额贷款引进彩色生产线的厦门福达厂、汕头公元厂在一度拥有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辉煌后，陷入严重亏损和资不抵债的境地，截止1998年底，福达厂累计亏损3.3亿元，负债32亿元，公元厂累计亏损3.1亿元，负债48亿元，由于公元厂的投资方是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内部人讲实际上这让“广信”雪上加霜，也直接导致后来震动国际的“广信事件”；而上海和保定也通过进口关键设备和技术，分别建立了彩色生产线，但只有保定一家基本达到预期效果，上海感光厂未能形成生产能力……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国企沉疴等等，终于让中国企业在这个高度资本密集性的行业举步维艰。清醒的行业观察家早已看到：在这个花钱很大的产业，真正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严格地讲是柯达和富士，当时柯尼卡基本都淡出竞争，贝尔集团也将爱克法甩了出来；除了中国以国家投资做后盾，别人已不敢涉足；但累计近百亿的负债和亏损，让中国人不禁沉思出路何在？

　　在内部整合的几次努力失败后，1994年柯达的裴学得提出与中国感光行业合资的意向。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就此开始了。但显然这是一个每一根神经都牵动各方利益的难局。因为，中国感光业内部整合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每个人、每个单位都有地方的利益，都有做龙头老大的心理”。现在要与老外合作，注定更是一场利益与灵魂的较量。

　　叶莺1997年1月1日离开美国政府正式加盟柯达，1月3日便作为柯达谈判小组的三个核心人物之一出现在广东汕头与公元厂的谈判桌上。此时，这个柯达代号为“七计划”的谈判已进行了3年，步入关键的旗局。“七计划”--因为有7家感光企业而得名：辽阳辽源、保定乐凯、南阳二胶、天津、上海上感、无锡阿尔梅、汕头公元、厦门福达，但实际已变成“六计划”，乐凯已被中方排除在合资的范围之外，要独自抗起民族企业的大旗。叶莺首次出马面对的公元厂是一个负债最大的感光企业，但有自己曾经的辉煌，而且因为与日本富士的合作，有富士的文化。

　　但首次谈判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在公元厂会议室展开的三天三夜的谈判没有谈出结果。4年后，叶莺依旧能清晰地回忆在那个“饥寒交迫”的会议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在连续谈了十几个小时陷入僵局后，性急的她将另一位柯达谈判组成员--一直“喋喋不休”向中方大谈法律条文的美国律师推出了会场，此时她忘记自己已经下海了，还以为自己是美国的外交官；而后来她穿着高跟鞋的脚麻木了，在站起来画一个图表时，她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图板前的……在这场可能都有些“狼狈”的交锋中，叶莺发现了问题所在：公元厂没有把自己实际的需求说清楚，而美方却对法律文件的要求很严格。“唯一的安全是寻求法律的网，但一张纸是绑不出服服帖帖的合作的，就算文件堆到天花板又怎样”，4年后，叶莺剖析了谈判的要义，“成功的谈判不是谈判高手具备的条件，而是谈判主题具备的内容：甲方要的，乙方要满足的，需求来自双方，能提供什么？能给的是什么？谈判就是在需求与供给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朱老板”和“裴老板”那里，这是一个相当朴素的内容：后者看中了中国的市场，但明白非常吃钱，是想用巨额投入赢得一定的排他性市场壁垒；前者显然是想用市场换取技术、资金，解除沉重的债务包袱，来提升中国感光企业的竞争力。但“到底你能给多少？我要付出的是多少？”

　　叶莺竭力寻找这个平衡点。但较量才刚刚开始。在她面前不仅有企业债务的问题，还有整合后大批工人下岗安置问题，以及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当然，在柯达方面压力也非常之大，这是10亿美元级的投资，而业内人士说传统的卤化银技术过时了。这难道是一场豪赌？！

　　在与上海感光厂遭遇时，她经历了一个主谈手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

　　当时上感厂的总经理张贻寿看到彩色生产线的3000多工人，和将一辈子青春放在感光行业的激情都要走入历史，十分痛心。“谈判时，抽烟一根接一根，每次看到他，眼睛布满血丝，一天一天显得苍老，我将心比心，难过、痛苦、同情。柯达算老几？你埋没我一辈子所奉献的事业？”4年后，从叶莺的语句里依旧能读出那时抉择的痛苦。此时，中央协调小组出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据说，张贻寿后来到厦门柯达的合资厂任副总后，办公室里挂了一张照片--当时中央协调小组组长吴邦国副总理替他点烟！“别人未必能说动他，吴曾是上海市的书记”。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形势的复杂还不仅于此。当时，柯达全球的老冤家--富士知道了柯达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合作计划，显然不能袖手旁观。“全面合作是一个环形体，一节一节地连起来，我可能剪不开这个链条，但如果我能攻破你其中一个环节，那全面合作就不能成功”，叶莺深知其中厉害。富士集中力量攻上海。上海人心知肚明，富士为什么找他们？上海人有了诱惑，也就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富士的一些做法也引人疑虑。据说，当时，广东省朱森林省长与汕头公元厂的领导访问日本时，要见富士有关方面竟被拒绝。柯达方面显然发动了心理战：对方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方是否有记得过去承诺的习惯？这真象一场战争！

　　“最后谈成，不是中央的压力，而是在谈判过程中建立的信任，最后所有的头头都看明白了。”柯达在上海艰难地赢得了支持。

　　庞大的“七计划”在精神上显然也受到民族主义的阻击，在“海外兵团抢购中国”的舆论中，在拷问民族产业出路何在的激愤中，柯达的面目一度像曾经“水淹七军”的可乐那样“狰狞”。“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当前年我会见柯达公司的裴学德，请他的柯达公司到中国来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一个当权的人士第二次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中国大量的投资，促进了中国的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已经在最近对我讲--他以前错了。我相信今后，我不会第三次被称为‘卖国贼’了，所以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外国企业，包括柯达公司向中国政府交税的记录比我们的国有企业好得多……我相信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我们国有企业办好。”事隔几年后，朱镕基总理在1999年4月13日纽约美中贸易委员会晚宴上的讲话，也透露了当时中国高层面对“七计划”时经受的空前阻力、压力。

　　当时的叶莺没有退缩。这不仅因为她是龙的传人，深爱这片古老的土地，真心希望将世界级的企业带入中国，推动中国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在做商务公使时，她就秉承了这样的看法--“中国以前的经济架构建筑在国营企业之上，整个架构要改变，国企改革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否则谈什么都是废话，国有企业1/3会有活力，1/3会被改造，1/3两极分化，或者上去，或者下去。中国要寻找一条新的路，千秋大业，不是一代人的事！”

　　最终“七计划”落幕，“98协议”浮出水面。中国政府对国内7家感光企业实行不同政策，厦门福达、汕头公元、无锡阿尔梅与柯达合资，上海、天津、辽阳3家企业在合资公司3年基建期内不与其他外商合资合作，柯达为此向中方支付资产转让和经济补偿费3.75亿美元。柯达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实际在中国投入了12亿美元。1年多后，厦门合资厂就上缴1亿多的税收，成为纳税大户……

　　“98协议”奠定了今天中国感光行业的格局。

　　3年以后，2001年9月，中国政府公布外资可以收购中国国企的政策。

　　做一座“桥”

　　以前走进《南风窗》视野中的几位女性，郑李锦芬、吴士宏分别是跨国巨头安利、微软在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在1999到2000年吴士宏始终都处在注意力的焦点部分。从身居微软帝国的“打工皇后”到《逆风飞扬》式的与微软决裂，直到就任TCL的信息教官，抛出Internet热潮中家电巨头转型的革命宣言，吴始终构成了媒体炒作的焦点。

　　安利的郑李锦芬却是另一种气度。郑与安利的合作是一部忠贞的历史。23年间，白驹过隙，郑的青春和年华都记录在那里。在一个女人最为黄金的岁月里，郑使安利席卷香港、台湾，而后，终于在1995年进入中国大陆，但因“传销风波”的打击下，安利在中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里郑既有直言“不在中国设立分公司，就不算跨国公司”的豪杰之气，也有再度敦促安利不要撤出中国的大略，最终成就了安利在中国的大业。

　　此时，柯达的叶莺浮出水面！

　　在与中国紧密相连的19年间，叶莺完全把握了自己的角色：“做一座桥，间于东西方感情与理智之间，取一个共有的空间，有一个合作的条件，这是命运赋予的使命。我要用我的脊背搭好这座桥”。

　　作为大清帝国叶赫那拉氏的后裔，100多年前，她的祖先面对一个东方帝国辉煌历史的终结，一个向西方屈辱历史的开始。100年后，造化弄人，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她却努力成为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桥梁”。用另一种方式为中国的崛起做事。这不免让人唏嘘历史的吊诡。

　　叶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男孩和女孩”，她心中的女孩，在梦想过芭蕾舞、梦想过外交官之后，回到了一个“桥”的梦想。“这个女孩”不会失去动力，因为她与那些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有过面对面的接触：邓小平、朱镕基……她确信中国崛起的力量。

　　叶莺与她现在的老板邓凯达有两个“赌”，一个是与“98协议”有关的。邓凯达当时说：“我12亿投资上午签下，如果中国政府下午就让其他人进来，怎么办？”叶莺说：坚决不会，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是讲信用的。到2001年年底，叶莺就可以收到这笔从老板手里赚来的钱了，数额不大，但她会要求老板在每张钞票上都签字说：我输了！

　　但下一个与WTO有关的“赌”，叶莺就不太有把握，“在情况不明朗时，投入12亿美元愿意做一个落地生根的投资是一个庄重的承诺，但收回12亿投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而在这个时候，如果某公司从后面进来，他们不像柯达这样直接投资于设备生产或技术引进，而是直接从国外进口近乎成品的产品，再做些剪裁、装盒子的工作就摇身一变为中国企业，柯达如何面对？中国政府对工业政策是不是坚持？”这时，叶莺看到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某种分割。情况复杂起来。

　　她在北京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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