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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公经济》周刊报道所受到的关注，7月，本报记者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工作访问。在此期间，本报记者在美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广泛而深入地采访了科技公司、农场主、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中介组织和新闻媒体。相信他们的经验会对我们各行业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前两期我们报道了对《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今天刊登访美系列报道第一部分内容——《与美国报人对话实录》之三。
美国纽约时间7月9日，本报记者来到在国内经济界和报界负有盛名的《商业周刊》。它创刊于1928年，是世界最大的商业周刊。亚洲版编辑Pete Engardio、资深编辑Robin Paul Ajello、Michael S.Serrill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问：《商业周刊》的发行情况怎么样﹖
答：《商业周刊》由麦格罗·希尔公司出版，有110万订户，其中亚洲7、8万。中文版发行不理想，但相信亚洲读者有50到60万人，我们在北京有1位记者、东京4位记者。网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杂志，读所有的文章都要付钱。
问：人员组织情况如何﹖
答：《商业周刊》不到200人，加上制作人员不过250人。我们在美国本土有10个记者站、30名记者，在世界各地有25名记者。我们要求驻外记者的初稿已形成报道的框架，总部有编辑为之润色，上面还有编辑再加工。在总部的记者要写成稿，层次上少了一个编辑为他把关。组织结构是：总编——执行总编——几个大的主编——栏目编辑如营销版、企业版——记者。
问：《商业周刊》有大量的公司报道，你们怎样处理新闻报道与企业宣传之间的关系﹖
答：在任何时候我们对一家公司做了客观报道，绝不是我们收到了什么好处。而我们的封面故事一般都是批评性报道，企业如果要求收回这种报道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美国法律对新闻报道有很多保护。美国财经记者在进行采访报道时，一开始考虑的不是那个信息是否是公司或者国家的机密，而是发现和尊重事实，这也是美国记者的职业准则。
《商业周刊》记者的报酬相当高，对记者的操守也有很严格的规定，违反了就要被炒掉。如写一家公司的报道，就不能买它有的股票，接受礼品的金额不得超过25美元，像葡萄酒就不能收。编采人员有一种共识，即杂志的销售是基于读者的信赖，如果哪一天读者发现我们是在为某一个公司的利益而进行报道，那么《商业周刊》就完蛋了。
问：如何处理广告和报道的关系﹖
答：我们始终把握的原则是，必须使杂志具有极强的可靠性。广告与采编报道不发生任何关系，广告部门无权过问编采部门的事务，如果因为一则报道而失去广告，广告部门也无权干预。
问：你们如何对企业进行负面报道﹖
答：我们一般要采访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和前雇员。很多大公司也定期给我们寄来很多材料，包括财务年报甚至报道。美国法律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公布其内部情况。假如公司陷入纠纷，所有材料都要公布，我们也寻找机会和办法，把内部材料、审计报告搞到。由国会调查的事件会公布，丑闻要有很多证据为公众提供。引用法院、国会文件，即使这个文件错了，我们也不负责任。一旦材料公布，别人无权干预。
如果法庭确认报道不实，我们要赔偿。美国经常有因为报道失实而要付100万元赔偿的。所以，我们有法律顾问部。做一篇报道，哪怕是对中国领导人的报道，我们也要做法律咨询。
问：你们每年做的企业排名是怎样搞出来的﹖
答：这件事我们往往请一家专业公司参加，由工商管理学院，根据经济模型和已发表的数据来做。有两位在美国很有实力的经济学家专门任职于我们杂志，他们是经济学博士，经济模型和分析是他们自己做的，周刊专栏评论文章由他们撰写。
问：你们的采编人员从哪里来﹖需要什么背景﹖
答：我们对记者最基本的要求是文章要写得好，采访有能力。如写法律方面的报道就一定有法律学位或者会计学位，在我们这里不是很常见。他们来杂志之前一般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如做电脑方面的报道我们需要到专业媒体挖人。我们这里没有专业知识或新闻方面的培训，我们认为，到这里来工作的记者已在别处完成了这种培训。当然，我们有时也花一、两天的时间培训一下金融或外语知识。
问：你们怎样追求报道的高质量﹖
答：我们写的报道必须没有出现过，如果发现其它报刊有类同报道，我们的报道就要撤销，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我们每周都开编辑会议，所有编辑都必须参加。往往有两、三个报道竞争做头版故事，由总编确定用哪个。虽然也有不完美之处，但我们的报道往往会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关注，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批评过我们把他的封面照片搞得像死人。文／本报记者谢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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