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郇丽 自4月以来，中日贸易战一直步步升级。从两国贸易整体情景来看，大葱与汽车之战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就区域经济来说，山东省每年出口瓜菜8700吨，日本香葱生产只集中在安丘一县；福建保鲜菇年产60万吨以上，每年出口日本的只有4.2万吨，所以在200天的受限期内，中日贸易战对区域经济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创伤。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说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加工企业创伤难免

　　出口日本的香葱主要集中在山东省的安丘县，其出口量占到了全国总出口量的70%以上。1998年以来，这里与日本相似的农作物生长环境为当地人民提供了一次发财的机会，大葱价格高的时候，每吨卖到750美元，一集装箱可以有2～3万元的进项。

　　据了解，该地区现有近百家生产大葱的企业，自从受限以后，其中60%的小型新建企业面临着倒闭。不过，在国际化的贸易领域内，这种40～50人的小企业的兴衰实在不足以说明问题。

　　安丘县，有两家大葱专业加工的龙头企业，分别是东方红食品有限公司和鲁东食品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总出口量占到了整个县的1／4。

　　东方红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与日本合资的企业，2000年的总产量为3500吨，总收入是1700万元人民币。其生产基地除了在安丘县以及山东省的昌邑县和恒台县的3000亩外，还有2000亩在浙江省的萧山市。生产基地如此建设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大葱在不同地区的生长期。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刘义天介绍说，每年的11月份，公司的战线都会由安丘牵到萧山市。刘义天称，2001年，东方红从6月份才开始加工出口，而且在日本的客户实力强大，受限后手中仍握有1400吨的配额，就是说，迄今为止，东方红手中还握有相当的配额，受限对它的影响并没有体现出来。但是，若以其2000年的量为基数，其今年年底的损失也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鲁东食品有限公司来说，就不怎么幸运了。其业务经理朱建辉介绍说，去年企业创汇160多万美元，今年可能连100万也达不到。因为，公司从年初就开始加工大葱，出口配额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而其主要的生产基地接近3000亩的大葱，公司要按照订单以1000元／亩的标准赔偿给农民。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客户给中国加工商配额多少的依据是其往年的出口业绩，如果东方红和鲁东食品有限公司拥有的配额亦不及其正常的生产能力的话，其他企业的现状就可想而知了。

　　朱建辉进一步介绍说，为了减少损失企业正在寻求转型，往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又因为从粗加工到深加工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外商对相关的卫生条件和技术都有更高的要求，最主要的问题是寻找新的渠道，这是摆在出口加工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目前，公司所做的就是在原单纯的大葱保鲜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蒜、土豆等项目。朱建辉认为，这种应急的措施，无疑又给原本就已经竞争激烈的大蒜等行业加剧了竞争强度。

　　信息流通呼唤民间化

　　日本近乎突然地发动贸易战，企业面临困窘，业内人士归结为缺乏抗风险能力，首先是我国出口型农业的市场构成还比较单一，一旦出口不成，就没有其他的“泄洪”渠道，分散可能的风险；其次，则是信息流通不畅。

　　刘承禄认为，国内的进出口贸易信息流通分散、滞后且没有权威性，缺乏一个专门的机构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发布，现实情况却是外贸与农业分属两个部门，从体制上就不顺畅。他介绍说，在日本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其信息相当的详细和准确，是一个有效的信息情报系统，能够对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做贴身分析，必要的时候发出警报，向信息末端的企业和农民提供。根据此完整的产业信息，日本的葱商可以根据每年中国大葱的种植面积而进行压价。

　　有关报道说，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已经有了香菇和大葱的出口协调组。但是，有关人士却认为，这种依然带有一定程度官方色彩的机构，其反应机制不可能摆脱自上而下的形式，也就很难实现消息的迅速传达。所以，有关专家更倾向于建立民间化的信息流通体制及预警机制。

　　加快企业品牌化之路

　　鲁东食品有限公司的朱建辉在谈到企业转型时谈到，保鲜菜行业向深加工方向发展是必然趋势，日本对大葱的限制是这一行动的催化剂。他说，像他们这样的企业，贷款不会出现问题，软硬件设施会提升很快，但是真要做到深加工必须得到国外客户的认证，这将涉及到品牌问题，但是中国的农产品加工出口，品牌不是优势。

　　刘承禄说，企业现在转型是被迫的调整，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现实也告诉我们，国内的农产品企业，还是一个主要以千家万户小规模生产为主的粗加工产品链，出口地也以日本为主。企业的目的很简单，出口创汇，目光多停留在短期利益上，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是价格，整个产业处在初级阶段，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更无规模和品牌可言。

　　其结果就是现在这样，受市场推动发展迅速，受市场制约也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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