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商 灏

　　当国人原先期待的“奥运行情”，无论在股市或其他市场都未成现实，有香港舆论甚至认为京奥之后，“一节淡三墟”的惯性亦不可避免的时候，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正开始发生微妙变化。而近来对种种政策的新取向业已表明，中国反通胀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通胀压力的关系，就是要密切关注世界形势，逐步调整国内供求，就是要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通胀。不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也超过了其央行预定的目标值。甚至目前已有至少50个国家的物价出现两位数的上涨。中国的通胀压力问题，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因素，而是全球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结果，是世界需求逐步扩张以至于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过程，也是美元发行过多引致世界货币供给过多的结果。

　　有鉴于此，高层已要求宏观政策设计的基本思想，转变成不局限于通胀数据本身，而是切实提高社会承受通胀压力的能力，并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结合国内当前进行的各项改革，逐步调整内需与供给，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环境下，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了中国对世界的补贴，影响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最终影响到中国承受通胀压力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当前要素价格的扭曲对国内需求扩张的作用甚至比货币政策还要大。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的不断增强，也加剧了这种需求扩张的作用。虽然短期内理顺要素价格，会推动物价指数的上涨，但这将最终有助于减少需求，尤其是不合理的需求，从而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胀。

　　而在价格过快、非理性上涨时期，一定程度的价格管制有助于缓和社会情绪，稳定通胀预期。但持续的价格管制，却不利于最终消除通胀压力，最终只会导致物质的短缺与资源配置的失当。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业界有权威声音提出，要放开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从能源、木材，包括成品油等都要逐步放开。并认为如果不放开价格的话，不仅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会扭曲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一些耗能性的企业和技术就很难退出。

　　如果这种声音被采纳，政府或将继续推进油电价格改革和燃油税改革。政府还有可能宣布未来的燃油税、能源、矿产资源等价格改革计划，以引导预期而避免对当前物价水平造成过大冲击。政府可能还需要继续整顿商品流通环节秩序，加强竞争抑制垄断，打击囤积居奇行为。

　　此外，在国内股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时期，人民币稳定升值与中外利差成为外汇资金大量流入的关键因素。官方的数据说，2008年以来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到近1.8万亿美元。这给国家的货币政策带来巨大的对冲压力，影响了货币政策应对通胀的能力。

　　同时，人民币升值也给出口企业带来压力。所以，政府或将在适当时机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加大非贸易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力度。政府还应加强资本管制，加大纯粹投机性资金进出我国的成本，减少不必要的外汇资金流入。

　　财政政策能否在当前的反通胀中发挥更大作用，已更受重视。例如适当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调整对农业生产者的补贴，使补贴与粮食生产相对应；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加快推进增值税与所得税改革，适当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加大政府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在适当的时候推出保值储蓄以减少储户损失，等等。而政府当前的财政财力应当有相对的可承受能力。

　　虽然流动性过剩因为从紧的货币政策而有所缓解，却仍没根本逆转，其仍然构成未来物价上涨的潜在威胁。为此，人们相信从紧的货币政策仍会继续。

　　回顾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人们可以看到，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央行和银监会官员，为了切实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曾多次提到“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尤其强调重点收缩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资源耗费严重的“两高一资”行业的贷款，确保中小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的资金需求。然而，这项政策实际却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结构调整的功能，部分地区、行业贷款集中度提高，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加剧的状况已是明证。

　　虽然政府最近已宣布适当放松行政性的贷款额度管理，同时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但“有保有压”落实难的根本原因，业界认为其实在于央行的政策调控目标和金融机构利益之间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致使政策在金融机构环节传导时发生异化和扭曲。而短时间内人们恐怕很难期待同样的状况能不再出现。

　　但总而言之，人们期待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出现拐点。避免通胀与经济停滞同时发生乃是当务之急。而宏调思维出现“微调”，实为现实之所迫；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则为历史与现实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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