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灏

　　1高层对国家经济有冷静思考

　　 中国7月份的CPI增幅近日在各机构已经发布的报告中均被认为将从6月的7.1%继续下降至7%以下。不过，也有预测说，虽然7月CPI可能降至6.5％左右，但PPI可能会涨至10％左右。两三个月后PPI的压力可能会传导到CPI上，造成反弹。

　　 所以，国际舆论普遍称赞胡锦涛主席近日在对众多外媒发表谈话时泼奥运经济冷水是对中国经济很冷静的思考。

　　 但北京奥运盛会在北半球初秋夜晚的绚丽歌舞和灿烂焰火中欢腾展开，也在中国厚重的历史中留下一个时代的辉煌坐标，中国人百年夙愿和梦想终于实现。而对于当下处在最非常时刻的中国经济而言，奥运之后的时代是否也意味着会发生一种微妙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否会使不断开放的中国经济能有一个更加自信、更加强势的未来？无论官方还是民众，所有那些乐见北京奥运会顺利成功举办的人们，都期待这个问题有肯定的答案，期待着奥运加速一个更新、更繁荣富强的中国出现。

　　 当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华人，当我们的潜能、我们的积极性、我们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因为奥运而被激活了。因为我们是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要向世界展示自己正迈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伟大民族。

　　 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要有更灿烂的未来。很多人都曾在各种各样的时期对奥运之后的中国经济做过各种各样的揣测，例如楼市怎样，股市如何等等。

　　 历史的长河总是不断地延续，不过因为北京奥运，中国历史也出现了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转折点。

　　 2008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讲，痛苦的记忆可能多过了喜悦的记忆。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5月份的汶川地震，我们的伤痛至今尚未恢复，就在北京奥运会举行前几天，四川又发生6.1级的余震。

　　　 　而国际经济形势的风起云涌，以及海内外社会各种考验纷至沓来，都使北京奥运会顺利举办的时代意义超越了其本身。使其变成更像是一个新的博弈，这个博弈不是在北京奥运的赛场上，而是在赛场之外。

　　 中国国家体育场那巨大的鸟巢形建筑风格的整体印象，其表面紊乱，其不对称、不规则，更像是一个正艰难转身的中国形象，乱中有序里，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的状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是不归路，中国经济的转型，则与国际经济风云变幻息息相关。

　　 但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如何挺过艰难到达新的高点？这是所有人最关注的问题。

　　2中央政策走向有微妙变化

　　 人们普遍注意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最近在党报上发表的谈话。因为刘鹤的高层财经决策班子副主管的权威身份，他的谈话被认为是详尽而具体地阐明了最高决策层在奥运举行前夕，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所要对外界表达的最新意见。刘鹤的一句“没必要再加大调控力度”，更是很微妙地反映了当前中央经济政策的新走向及其动因。

　　 虽然官方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近年来宏观调控的预期结果，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成绩，人们却也担心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仍未消除之时，在中国前期的各项宏观紧缩效应尚未完全显现之际，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降可能导致较大风险。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就表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受国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将沿着一个下行的曲线行进。

　　　 　而以反通胀为目标的过于紧缩的宏观政策，将使国内严重不足的内需进一步萎缩，也将使国内民众过度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的成本。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因此预料说，未来几年中国消费市场不太乐观，消费力可能比较低。收入分配如果没有改善，居民消费能力的扩大是很难的。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受到过度伤害后，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活力，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有关调查表明，广东、江浙地区的大量民营企业亏损、经营困难。而通胀压力已是降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不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为解脱国家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政府今年以来采取了种种调控举措，但调控预期并未完全如愿实现。而中央高官在对长三角、珠三角、华北、东北等地的调研之后蓦然发现，近忧远虑已日益严重。经济降温已成事实，通胀高企未见穷期，国家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复杂的发展环境，正面临着重要而艰难的政策选择。

　　 但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条件究竟是什么？CPI居高不下、出口增速下滑、企业陷入困境、财政收入减少、资本市场低迷等等难题如何化解？从紧的宏观政策是进是退？——中南海一连三会，正是决心要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找出应对之策。

　　 而政府强调要仔细分析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变化、新问题；强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强调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但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推动国家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

　　　 　面对微观经济各层面日益恶化的生存状况，以及金融各领域所面临的潜在危机，面对增长之痛，通胀之忧，权衡利弊，作出调整当是应有之义。但历史的经验证明，宏调思路应着眼未来，应有长远视角。

　　 这不仅要求对金融体制做进一步改革，对金融市场化体系加快完善，还要对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机制实行优化。这无疑是艰难的，然而我们可能已别无选择。

　　 对现行政策做现实的局部调整，并与长期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使其制度化、规范化，惟此才能避免调控政策被动追随在复杂变化的局势后面。放眼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这个问题实在尤为重要。

　　　 　刘鹤说：“横向比较，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当属最好。历史地看，经济运行本身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变化特征，低成本、高增长的阶段已过去，经济结构调整是客观大趋势。”这应是在表明，最高决策者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判断是充满自信的，冷静而清晰。

　　 面对客观大趋势，既然宏调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接下来就应创造一个良好、透明的外部环境，使企业按照市场信号主动调整；就应稳定预期，使全社会预见到环境的特点，使微观主体从容起来，确保“平稳较快”的大势；也应冷静观察，在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困局，都急于寻找对策的情势下，更要审慎应对，而不是轻易出手。

　　3 “微调”体现深入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至于“适时微调”，微调什么？刘鹤明确提到了三项内容：一是注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通过信贷政策引导，使资金流向有竞争力、充分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二是对经营困难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退税应适当调整，保持外贸平稳增长；三是适时理顺价格，要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微调，改变价格扭曲现象，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保证市场平稳运行。这些具体的微调措施都带有明显的针对性，也体现了宏观政策“不能单纯为了治通胀而弃增长，也不能只要增长而忽视治通胀”的新走向。

　　 近来人们的确也看到，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许多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许多外贸企业出口利润大幅下滑，而社会的就业压力也正逐步加大。

　　 所以才有了近期政府高官接连赴沿海省份的港口、外贸企业调研，意味着在CPI持续回落的背景下，决策层对远期经济增长的深切关注。

　　 紧缩政策对中国经济所可能产生的日趋严重的负面影响实在不应再熟视无睹，呼吁之声已日渐强烈。舆论普遍要求宏观政策理性面对新现实，要求官方采取切实行动，真正处理好抑制通胀与促进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要求在信贷和财税政策上给予那些具有产业结构升级潜力的中小企业更多支持，并加大对产业技术更新、结构升级的政策扶持力度。在这方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建议说，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应当建立专门立足于本地经济、服务于本地小型企业的“社区银行”。社区银行，就是把一部分信用担保机构变成银行，规模不是很大，就是在本地区、本市内活动，贷款规模也不是很大，经营业务在本市，自然就会为当地企业服务。他认为，国际经验表明，大银行是为大企业服务，小银行是为小企业服务。

　　 对紧缩政策最深切的担忧在于，在尚未完全市场化的中国经济环境里，那些难以获得信贷资源而陷入困境的企业未必就是没有效率的企业；那些未必有效率的企业却可能因为有条件获得各种要素而活得越来越好。而这正是造成国家经济失衡的根本性因素。

　　 因此，宏观政策不应再是简单的总量紧缩，而是优化资源配置，而是信贷管制松绑，鼓励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通过生产率的提高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稳定汇率预期，遏制热钱流入，是拒绝境外资本对国内企业发展空间的不断挤压。

　　 “宏观矛盾往往源于微观机制改革不到位，这使宏观政策传导不下去，最主要的是价格扭曲。价格信号扭曲就很难实现又好又快。”刘鹤的这句话其实正说明中国经济领域改革深层次矛盾难以协调的根源所在。而“在稳定政策前提下，推进关键环节的改革，把微观基础打牢，使宏观政策更有效”。其所表达的，应是对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的一种肯定，也应是对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一种迫切要求，更应是一种远见和决心。

　　4改革将推动国家经济再次跨越新高点

　　 刘鹤说：“我们正经历全球成本推进型通胀。物价上升不可怕，但不要形成轮番涨价的预期。全年物价总水平得到控制并不断收敛完全可能。”而他对“本轮通胀是世界结算货币大幅贬值，造成了初级产品价格大涨，使各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的认识，认为“抑制这轮通胀要靠全球共同努力，我们要做好自己能办到的事”；认为能做的事就是“稳定政策，保障供给，补贴穷人，微调价格”，所阐述的观点，都揭示了宏观政策所以变化的全球视角下的理性思考。

　　 当前，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已严重影响到国内无数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所幸央行日前已表示，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这一所谓“区别对待”的政策意图对于缓解小企业融资难显然是有益的。也反映了在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已经基本到位的同时，下半年对年初“两防”的调控目标进行修订的政策微调趋向。

　　 毫无疑问，中小企业要度过当下这个困难时刻，的确很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已经公开表示，央行已准备了十多项政策措施来支持中小型企业，其中有一些支持措施是长期性的政策。但额度能否真正落实于中小企业尚有待时间检验，人们有些担心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角度，可能更愿意贷给大中型优质客户。

　　 不过上调信贷规模却有较大象征意义，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基调转变之后，各部委已经开始具体执行的阶段，正在按照中央的要求推出各项微调政策。

　　　 　然而从长远看，政策的微调也反映了目前微观经济主体过度依赖国家经济政策的问题。反映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微观经济主体仍然没有真正壮大，仍然没有良好的市场应变能力和自我生存能力，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摆脱不了对政策的依赖，仍然是企业盈利空间与政策优惠空间高度一致，而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制约性仍然过大，政策的变化和调整给予企业的时间和空间仍然太少。所以民营企业投资商会常务副会长何健说，未来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国家调控政策有很大关系，国家、政府若能给予有力的扶持会发展得较好。李稻葵认为，“下一步就是要通过改革，帮助企业化解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压力”。他还认为，这不仅是为保障经济增长，也是为以后的发展奠定机遇。

　　 看来，只有给企业松绑，把培养微观经济主体的自我生存能力放在宏观政策的长远目标之中，才能把中国的市场经济搞活，才能完成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

　　5让政策思维革新 经济顺势而变

　　 让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顺势而变，需要决策者的大智大勇。在通胀持续和经济下滑并存的困难面前，宏观政策是否应当革新思维，放弃传统的总需求管理的调控方式，同时实现化解通胀压力和保持经济增长的调控初衷？

　　 综合刘鹤的谈话，传递出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中国经济已经毋庸置疑地到了需要顺应世界时势变化的时刻，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要毋庸置疑地顺应这种变化。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新阶段，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对中国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针对地推动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促稳定，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和力度，以长远眼光，坚定信心，并抓住机遇，在调整中加快发展。历史将再次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中国经济将会再次跨越到新的高点。

　　 最令人瞩目的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在接受25家境外媒体的联合采访时，罕有地谈到有关中国经济形势的深层次问题。而在以往，人们更多听到的是温家宝总理或相关的负责官员谈这个问题。这不仅展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一种开放态度，也表明奥运后中国宏观调控的改善背后还有更深的含义。

　　 　　而其中无论是所有制的问题，还是土地国有问题，都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使其尚停留在理论思考阶段。现在高层明确地提出来，预示着奥运会之后中国宏观调控的改善，其实可能就是一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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