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对他来说只是多看会儿电视而已。或者说，只是多看会儿电视里的羽毛球比赛而已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我要怎么说才能让你明白我的千言万语？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总有和奥运无关的地方。中国属于世界，可中国不是世界。这个热情、充满理想并且略带疯狂的国际主义漩涡并未挟裹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是我在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雅加达和巴厘岛的13天里发现的一个事实。

　　飞机在吉隆坡降落的时候正是中午，阳光慷慨又刺痛皮肤。我们被一辆冷飕飕的大巴径直拉到市郊去参观水上清真寺。这里一片宁静，有被太阳照到滚烫的湖水、疲惫的水鸟、一群属于安拉的庞大的圆顶寺庙，还有棕色皮肤的人们穿着鲜艳，他们走来走去无所事事，神色轻松又虔诚。一切仿佛从未发生，一切也永远不会发生。

　　我找了一把椅子坐下，看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和无关紧要的人。周围只有一个华人，他正好坐我旁边。不经我提醒，他不会想到和一个北京来的人谈论奥运会。

　　“啊，对，离北京奥运会不到三个月了呀。”我纠正他说，其实不到两个月。他笑得有点不好意思，说，其实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朋友都没有打算去北京看奥运会的。奥运会对他来说只是多看会儿电视而已。或者说，只是多看会儿电视里的羽毛球比赛而已。

　　他在吉隆坡的一家旅行社工作，所以很清楚到时候北京的酒店、交通消费会有多么昂贵。他一个月的收入满打满算是2000多马币，合人民币4000多块，他太太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再加上两个正在念小学的孩子，这份收入在马来西亚算是中产阶级了，够在吉隆坡的非中心城区供一所80平方米的公寓——不过要说负担一次奥运观光行程，却是不敢想象的。

　　“要是印尼队和林丹打，我肯定希望林丹赢。可要是马来西亚队对林丹，我当然站在马来西亚一边，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在他的世界里，国籍早就战胜了血缘。奥运会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中国人也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这一点顺理成章，再自然也没有了。他甚至说，现在谁也不会再谈“九七”金融风暴了，十年之后，所有马来西亚人关心的都是怎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他自己关心的则是大儿子夏天的升学问题。

　　汽车经过雅加达市区运送香料的运河时，已经闻不到胡椒、茴香和黄辣椒的香味。他们指给我看，十年前排华骚乱时候被焚烧的房屋至今没有修复。那些漆黑的房梁和断裂的砖墙裸露在潮热的空气里，缝隙里已经长出金黄色的衰草。印尼的羽毛球队能不能拿金牌？他们想知道，但仅此而已。他们更想知道，明年印尼大选会是谁水落石出？这个人能不能保证他们有权利穿戴金器携带现金在夜晚出门散步？

　　可是，我并不敢说，他们就一定没有我快乐。离开巴厘岛的那个黄昏，我在一家集贸市场的停车场里看一群小孩子踢足球。他们穿着欧文和C罗的球衣，就像我们当年穿巴乔的球衣并引以自豪一样。他们奔跑、流汗、射门、互相争执、突然哭了然后又言归于好。

　　有个孩子把球射偏到我脚下。这真像庸俗电视剧里的情节。我也不由像庸俗电视剧里一样感慨：所有的童年都是一样的，成年人却各有各的烦恼。

　　难道我所有的行程都和奥运无关？不是的。比如，新加坡的国庆节就在奥运会开幕的第二天。比如，当地的华文报纸一样有奥运会专刊，说不定做得还比我们好呢。

　　不过，在长达13天的欢乐和思念中，只有一个画面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以后，一想到这次旅行，我就会想到它。

　　那是一个飘着蒙蒙细雨的早晨，我昏昏沉沉地坐缆车上云顶去见识赌场。同车的是位老华侨，他杵着拐杖艰难站立，大部分时间沉默，偶尔开口的时候只是咳嗽，还触目惊心地戴着一只米色的塑料颈箍。后来我在赌场陈旧的轮盘赌柜台边又看见了他，他换了一个人般，神情无比专注，眼神精光四射，手边一张练习本的纸头，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概率的换算公式。

　　一个摔断了脖子的独居老人，如此挣扎着都要上山赌博——这是什么精神？你能幽默地说一句，这其实就是奥运精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