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北京：让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

　　葛剑雄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体育本身。全世界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来到中国，聚集在北京，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尽管这还只是一次体育盛会，却是更多世界性聚会的开端，也是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一个里程碑

　　六年前，在等待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申办结果的前几分钟，我应邀在上海电视台直播现场发表意见。我说：“如果这次北京能申办成功，这将是第一次真正使世界相聚在北京。中国等这一天，至少已经三千年了。”

　　这并非夸张！的确，中国的先民早就认为自己处于“天下之中”，中国的君主应该接受“万国来朝”，自从

秦始皇以来的历代帝王都希望亲自经历这样的盛况，却从来没有做到。从20世纪初中国被迫接受世界各国“平等”的规则，到新中国致力于追求“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再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能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在同一时间相聚在中国也还是第一次。

　　其实不仅对中国来说，就是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要达到这一目标也不是容易的，而是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这既有自身的因素，也必须有外部环境即世界形势的配合。

　　当然首先要有物质条件，要使世界各国的人相聚在同一个地方，离不开必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接待条件。

　　就交通运输工具而言，在机械动力出现之前，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每天能够行驶的距离都很有限，所以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即使没有遇到什么意外的风险，也需要太长的时间。而且由于地球上很多地方还是无人区，旅行者必须自己解决沿途的生存必需品。当时的长途跋涉时间往往以月甚至年计。而且有幸顺利到达目的地并留下记载的人只是少数，多数则因途中的天灾人祸而死亡，或者不得不半途而废。

　　即使在拥有机械动力的交通运输工具出现以后，国际长途旅行也会耗费大量时间，并需要高额旅费。在民航飞机普及前，从中国到欧美国家，坐轮船得花个把月，坐火车也得十多天。在这种情况下，要将世界各国的代表召集在一起也非易事，要举办一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参加的奥运会就更困难了。

　　除了交通运输方面的条件，还有接待方面的困难。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客人，不仅需要充足的物质条件，如住宿、饮食、衣着等，还必须解决语言翻译、不同的宗教活动、风俗习惯等问题。中国古代在形容“万国来朝”的盛况时往往会用“梯航毕集”这个词，意思是来宾有的是航海来的，有的是翻过一道道山岭，历尽艰险。另一个词是“重译”，甚至“九译”——因为路途遥远，又隔了很多国家，无法直接将他们的语言译成汉语，只能一道一道翻译，经过多次（九次或更多）才能使他们的语言与汉语进行交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缺乏基本的接待能力，直到今天，一些城市要接待小语种的外宾还相当困难。

　　不过更大的障碍来自人类自身，从一族、一国、一教排他式的独尊，从弱肉强食、侵略扩张、殖民统治、种族歧视、帝国主义霸权，到世界各国各族的平等相处，人类经历了数千年艰难曲折的历程，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完成。但如果连理论上也不承认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类之间是平等的，那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聚会。

　　尽管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言，但同时却强调“夷夏”之间的区别，列为“大防”，即华夏诸族与“夷狄”之间是不平等的，“兄弟”只限于华夏之间，而“夷狄”只能被视为禽兽。只有在他们接受了华夏文化的教化后，才有可能取得与华夏同等的地位。在此前提下，任何“夷狄”政权都只能向华夏的君主俯首称臣。正因为如此，华夏的君主和臣民所追求的太平盛世就包括了“万国来朝”。

　　由于自夏、商和西周以来，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王都所在对周边地区拥有绝对优势，而当时人们对东亚大陆以外的情况基本还不了解，或者只了解其落后一面，所以形成了一种王都所在即天下之中，王即是天下主宰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有这样的诗句：“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种观念的写照。

　　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华夏诸族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自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渐融入华夏民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岛屿上，还不存在总体上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或政权。在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并非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产于新疆和田的玉石已在中原广泛流传，说明至迟在4000年前，已经存在由今新疆西南至黄河下游地区的交通路线和人员来往，但其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

　　经过秦朝的短暂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到公元初，汉朝的疆域西起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和东海，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4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设置了百余个郡、国（郡级政区）和1500多个县级单位，统治着6000多万人口。汉人的足迹已经到达中亚、西亚，直到地中海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九州”以外的存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已接近寻常百姓，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各地都有人参加过征伐匈奴、大宛的战争或边境的屯戍，他们都亲历了“九州”以外的地方。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但这一切并没有削弱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天下观，反而使之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君主和臣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为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演变成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与这种天下观一致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根本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所以传统的天下观始终延续，不断加强。

　　明朝中期以降，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新知识。万历十五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此后他绘制了多种中文世界地图，并附以详细的说明。但传统的天下观已根深蒂固，利玛窦展示的世界被多数士大夫视为海外奇谈。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18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已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时，修《明史》的史官还以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因为“其国人充斥中土”，才不得不肯定意大利实有其地。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以向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试图与清朝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并希望向北京派遣常驻代表。乾隆拒绝他的要求，不管出于什么考虑，都属于中国的主权，即使判断错误，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乾隆对世界形势和中外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先秦时代，依然认为“天朝抚有四海”，“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那就离世界的实际太远了。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中英江宁（南京）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的迷梦中惊醒，清朝政府仍然按照“天朝体制”来处理“夷务”。与中国历代政府一样，清政府中只有管理藩属和国内少数民族的衙门，与英国、法国等外国的交往只能由礼部和理藩院处理，实际上没有承认这些国家与中国拥有平等的地位。但此时的“英夷”、“法夷”已经不再“恭顺”，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清朝政府才于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正式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这个机构的职权极大，几乎囊括全部涉外部门，连只是使用外国机器或聘用“洋匠”的路矿、邮电也包括在内。而此举最重大的意义，还在于清朝终于在体制上承认了外国的平等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了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年清朝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并按条约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六部之首。就这样，在外部力量的逼迫和推动下，清政府从虚幻的天下观念转变到现实的世界观念。但是从最高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依然程度不等地残留着传统的天下观，因而使这一过程异常漫长而艰难。只有在这一过程基本完成之后，中国才真正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心态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了中国人对外界的逆反心态，使他们更难接受世界的现实。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结束和联合国的成立，使中国在世界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基本完成。

　　但是国力的衰弱和政治的腐败，使中国实际上无法享受到世界大家庭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天下之中”、“华夷之别”的残余还在中国广泛存在。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遏制，使中国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同时另辟蹊径，扩大与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小国、穷国和各国民间的交往。因而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内，尽管中国尽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但除了能组织、主办一些地区性的、专业性的、民间的国际活动，真正的世界性聚会还轮不到中国，“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只能是一个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体育本身。全世界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来到中国，聚集在北京，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尽管这还只是一次体育盛会，却是更多世界性聚会的开端，也是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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