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宾

　　其实，当年杨澜到了瑞士蒙特卡洛没几天就有种不详的预感：翻开每天的当地报纸，对北京的评价以负面为多。在整体政治气氛下，北京市官员的话被断章取义，一句“申奥不成，没脸去亚特兰大”就变成了第二天的大标题“北京如果申奥不成，将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

　　“我们的沟通能力与公关水平相比其他城市显得薄弱；代表团成员中懂外语的不多，成天与自己人凑在一起。”而悉尼的志愿者已经把大街小巷的餐馆酒吧插满了他们的旗帜。中国的一些官员也缺乏应对国际媒体的经验，在记者招待会上遇到尖锐的问题时，竟然以“咱们会后再交换意见”作答。

　　虽然日后国人念念不忘与悉尼仅差两票的遗憾，但“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当时冷战刚刚结束不久，全球化的浪潮正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以及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同样有限，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度并不高。”外交学院外交学系的苏浩教授这样解释当时中国申奥失败的必然因素。

　　人们在谈论金钱时，不再像过去那样羞羞答答。

　　“富豪榜”这种直接树立财富榜样的事物开始被媒体和国人关注。

　　1995年2月，美国《福布斯》杂志首次发表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

　　经济改革逐步突进核心区域

　　虽然1993年泪撒蒙特卡洛，但中国融入世界的渴望和脚步愈发的强烈和急迫。和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发展同步，接下来的整个90年代成为中国全球化进程最快的阶段。

　　那个年代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中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这一概念的提出也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扫清了重大障碍，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已经进行了6年之久，却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其他成员方的代表始终搞不明白什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中国的谈判代表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逼得最后人家说，“你不要讲了，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当时谁敢讲这个话呀！”时任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苦恼到此时终于烟消云散。之后的“入世”(“关贸总协定”1994年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进入第二阶段。

　　而另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政策变化是，时任副总理的朱 基力排众议进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变得便宜了，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资的地方。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首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用不了多久，中国的企业界就会将这一判断变成事实。

　　1994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公司法》正式颁布，中国的企业终于步入与国际管理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开始推行，海尔的张瑞敏等一些企业家开始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理念，张对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的管理哲学十分痴迷，他还写了一篇名为《海尔是海》的散文，文章激情四溢，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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