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教育应该努力实现经济和道德的统一。让学生们发现经济决策背后深远的道德含义，会成为未来商业教育的试金石。

　　文︱罗世范(瑞士)

　　当前的金融危机反应了商业教育中的诸多问题，也给予我们一个机会去重新思考商业教育中的关键点。

　　MBA已经成为赢得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最有魅力的文凭。这恰好反应了一种迫切的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学习来调整商业技能，以适应复杂的商业运营。

　　然而，我在想一个重要的事实，商学院的目的是否只是一个便于赚钱的机器？对商学院来说利益是否要胜过学术成就？

　　被玷污的学术诚信

　　最近的敏感话题“欺诈剽窃”可以解释我的观点。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欺骗和剽窃在学生和教授群体中都大量存在。上几周，就有新闻揭露北京某教育机构的部门负责人有明显抄袭文章的行为；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指出有此类问题的学生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商学院不愿意惩罚作弊行为就是其对学术培养并不认真的体现。他们自称害怕学生上诉成功后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但这样的担忧决不能成为不合理行为的正当理由。因此我强烈建议商学院要对学生作弊行为采取果断处理，比如，有明确证据显示学生有剽窃抄袭等非法行为，他们就应被立即开除，他们的名字也应被公示。三年前，香港大学就曾采取果断的行动开除了三名有问题的法学院学生。

　　申请学校和考试过程中的舞弊行为是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全球的商学院都会因各种压力录取一个不合格的申请者。

　　只有学术氛围纯净到有高度学术诚信时，我们才能开始真正探索商业教育的新逻辑。

　　“俱乐部”商学院

　　现行商业教育充斥着太多关于利益最大化与降低成本技巧的简单例子。学生们没有必要通过如此痛苦的学习来了解公司盈利和降低成本的案例。或者我们可以说有些商学院已经沦为单纯的“俱乐部”，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人际网落。

　　在享受“俱乐部”为自己带来的便利之时，人们却越来越无视那些能真正提高商业教育价值，甚至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比如严谨的经济研究。令我瞠目结舌的是，即使是一些来自于所谓的杰出商学院的学生也对基本经济金融工具一无所知。我的大多数学生不能解释“基尼系数”是什么。他们也无法意识到腐败会进一步增大贫富悬殊。“俱乐部”带来的好处以及愚蠢的偏见告诉他们“所有人都在行贿，所以我也行贿”，这使他们不再理解、关心任何社会不公正现象；同时，他们有时候确实——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封闭而具有特权的第一阶层，当然他们也会努力去赢得更多属于他们的特权。

　　但这种四处扩散的不幸局面很快就被改变，因为很多商学院毕业生已经不能像在所谓的“黄金九十年代”那样轻松地找到一份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他们对社会腐败无处不在有所意识，并使之开始关注大量令人不悦的社会不公。

　　经济和道德的统一

　　在我看来，商业教育的新逻辑应该努力实现经济和道德的统一。经济发展确实会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通过“人性化”的经济金融教育让学生们发现经济决策背后深远的道德含义，会成为未来商业教育的试金石。

　　要实现这些，首先应该全力以赴为学生打开思考的空间，让他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同时要不遗余力地让他们意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人性化”不能被理解成为是脱离现实的崇高理想。它应勾勒出理论联系问题的过程，并从而让学生从中受益，随后将整个经济发展和贸易过程都变得人性化，否则这样的逻辑只会对一部分人和事产生益处。

　　一些先锋团体，比如致力于培养年轻企业家的GIFT，就在努力抛开旧有的方式，探索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利的问题解决方案。

　　在肤浅的“俱乐部”表象背后是将同学看作竞争对手的现实。这样做的实质是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事业和增加收入。新的商业教育逻辑将更多地探索提高团结和合作的方法，使学生们依靠团队的力量认真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最高职位，或者享受折磨下属的独裁式快感。

　　经济理论确实很有必要同商业现实联系起来。比如哈佛大学始终贯彻的案例教学模式——对相关案例和重要事件的学习，应该成为新理论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国，很多学者和教授仍然没有对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引起重视。首先，它需要高度的学术诚信来保证故事或丑闻等内容的准确性。学生和教授必须找到观点的不同层次——不仅从经济金融学角度出发，还要涵盖数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另外，在提到像三鹿公司牛奶丑闻这样的案例时，仅仅说他们是滥用化学用品三聚氰胺来提高牛奶中蛋白质指数的含量，对他们缺乏道德的行为深表遗憾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全面地告诉学生如何在未来的现实中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

　　商业教育与古典智慧

　　我们从父母那里学到道德、是非原则的识别、正确选择的动机，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一门学科。如果站在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上去理解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已有环境中的运行途径，我们就必须首先掌握一个基本道理：任何一个拥有远大抱负的优秀人才都有可能很快在犯罪组织中同流合污。

　　因此在道德领导上的整体转变，包括对性格和价值观，会带来深远影响。一成不变的旧领导模式通常习惯于把商业教育同对“孙子兵法”的误读相联系。在这种简单的视角下，信息很快异化成溢美之词，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神话了达尔文的优胜劣汰之说。或者我们更应倾向于尼采对于人和动物的假说：强壮的野兽可以践踏弱小生物，这与独裁者的领导力画面相应。在这种领导独裁下，人们的长远成功更取决于恰如其分的趋炎附势，而非实力。成功更是建立在任人唯亲的人脉基础以及大量收受贿赂之上。

　　道德是可以被教授的。相关的商业研究指出关键的成功价值要素是：信任、信誉和信赖。在亚洲环境中，这本质上需要商学院学生从智慧宝藏中获取洞见、开阔思路，找出与问题相关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孙子兵法》上，而是更需要去理解《孟子》、《荀子》、《老子》、《孔子》等中国古籍。通过对这些古典名著进行研究，我们惊喜地发现它们大多是为了达到一个战略目标。认为这些著作的内涵不适用于现实生活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发现很多有经验的学生非常渴求更深一步领略这些古典智慧。

　　孟子和荀子是儒家传统中最智慧的学者，孟子强调每个人的善性，荀子则强调人性的消极面。我想在中国商业的成功必须基于对这些看似矛盾观点的深刻理解：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在商业行为中建立对彼此的信任，相信人性本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被恶人陷害，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的陷阱和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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