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必须回归自己原初的目的和使命，进行彻底革新，以适应经济不确定时期商业的本质需求，为社会培养有道德、有责任的管理者。

　　本刊记者 | 王瑞斌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说，一年之中有四季，人的心灵中也有春夏秋冬，蓬勃春日有天真的幻想，欲把天下美好事物悉数抓到手中，夏日喜欢追忆春天的梦想，这种梦想使他靠近天国。

　　然而，对于哈佛商学院的MBA硕士生萨姆·尼堡和吉尔·塞伯特而言，2009年春、夏却是如此的不幸与难堪。他们5月份就已经毕业，现在却还在为找工作而四处奔波。他们心头弥漫的不是获取美好事物的幻想，而是金融危机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危机击中商学院

　　哈佛、沃顿、斯坦福等美国各大名牌商学院的MBA毕业生历来是受人羡慕的天之骄子，往年至少有一大半人会进入薪水丰厚的大型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工作。但是，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美国就业市场一片萧条，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很多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

　　显然，目前的处境使他们感觉自己不是接近天堂，而是徘徊在地狱。“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完全没有安全感。”萨姆·尼堡说。

　　在过去二十年来，人们都将获得MBA学位视作可以带来人生和事业腾飞的龙门一跃。不少学生为了长远发展而不惜放弃不错的工作就读商学院。但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得他们鲤鱼跃龙门的美梦成为泡影。有些人甚至已经不能再重新得到他们原初的职位，因为很多职位已经被裁撤掉，很多公司也不再聘用新职员。人们现在都怀疑，商学院的MBA学位是否能实现其全部价值。

　　然而，相比MBA就业难题，英国商学院协会新任主席兼英国华威商学院院长霍华德·托马斯更为担忧的是商学院自身的命运。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严峻现实是，全球范围内商学院正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严峻的财务困境。

　　许多美国商学院将发现，金融危机以来它们倚赖的巨额捐款已受到严重影响。捐赠通常占据运营商学院预算的10%至15%。但是08年7至10月的四个月里，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缩水80亿美金。哈佛商学院院长杰·莱特正在对内推进消减5%开支的计划，以度过目前的艰难时期。商学院的另外一个经费来源——企业培训也出现了萎缩态势。60%的公司减少了培训和发展预算。大部分商学院的企业培训公开课程的注册报名数量都减少了15%至20%。此外，经费紧张还体现在：很多商学院过去与银行签署的无担保贷款项目也被终止。这给需要贷款的国际学生带来诸多不便，同时捐赠收入的大幅减少意味着奖学金大幅下降，直接影响到国际学生选择申请商学院。从2008年起，欧美商学院在华招生状况就不太乐观。

　　“你永远不会知道目前的经济危机将造成何种影响，” 霍华德·托马斯表示，“很难预测现在的状况。”如果经济低迷一直持续，人们将转向安全投资，他们将选择优秀学校，因为他们可以在未来找工作时利用这些品牌。在“融资和生源的争夺战”中，那些知名品牌、百年老校的商学院将安全度过经济风暴，而那些较小的商学院中远期前景则令人担忧。

　　从来，商学院的教授和MBA们都是指点江山批评别人工作的大师。在他们的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中，全球经济的繁荣萧条和无数公司兴衰生死都被分析的头头是道淋漓尽致。然而，他们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今天也走到了这样难堪的一步：“活着，还是死去，这真是个问题”。

　　更令人懊恼的是，就在商学院日子普遍难过的时候，对商学院的批评指责却如骤雨冰雹四面袭来，人们认为眼下的金融危机商学院难辞其咎。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金融危机狠狠击中了商学院。

　　商学院之伤

　　商学院遭遇今天的“打击”，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咎由自取。

　　美国前总统布什卸任之前，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金融出的那些问题，都是哈佛商学院那些学金融的青年人弄出来的。”此言一出，举国哗然。白宫发言人事后解释说，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不代表总统的真实想法。但是这位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总统一句玩笑话一不小心“泄露了天机”。

　　布什说的话其实没错。现代金融工程学中举足轻重的“布莱克——斯克尔斯公式”，就是由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默顿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斯克尔斯研究出来的，正是这一成果为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金融市场各种新兴衍生金融品的合理定价奠定了基础。这两位教授还因此获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士皇家科学协会盛赞这一研究成果是今后25年经济科学中最杰出的贡献。

　　然而令这两位商学院教授没有想到的是，随后金融衍生品的扩展使国际金融市场更富有效率，同时也带来更大的风险。次贷危机导致的本次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对金融衍生品恶性扩张的一次大清算。一报还一报，在商学院打开的潘多拉盒子让商学院自己吃尽了苦头。

　　这样谈论商学院，似乎有点偏颇。但事实表明近年来几次大的金融危机商学院都难辞其咎，1987年美国股灾的肇事者之一“垃圾债券之父”迈克尔·米尔肯就毕业于沃顿商学院，而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克尔斯参与创立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在90年代末因破产危机一度令华尔街陷入混乱。针对本次金融危机哈佛商学院教授杰伊·洛尔施、拉凯什·库拉纳指出“作为金融界专业人才和思想的来源地，商学院也必须为次贷危机承担责任。”

　　事实上对商学院的批评，一直以来都不绝于耳。尤其是2001年，安然事件爆发，肇事者安然公司董事长肯尼斯·莱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对于商学院的批评由此引发了一个高潮。从2002年以来管理学家杰弗里·普费弗、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著名的战略学者苏曼特拉·戈沙尔、领导力权威沃伦·本尼斯等管理学界的重磅人物都纷纷对商学院口诛笔伐，认为商学院已经偏离了其目的和使命，不仅戕害着优秀的商业实践，而且为世界经济带来恶劣的影响。*

　　1881年美国费城企业家伯利恒钢铁公司所有人约瑟夫·沃顿捐款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家商学院的时候，其初衷是培养那些继承了前辈财富的年轻人成为国家新的商业领袖。一百多年来众多商学院无不以此为使命，调动学术和社会资源培养全球商业领导者、创造增进管理实践的理念，并以此改变世界。至今，美国沃顿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为新生安排的第一堂也是讲商业使命、企业家的使命和企业家道德。然而数十年来商学院在实现其目的完成其使命中的所作所为却令人失望。

　　伦敦商学院教授苏曼特拉·戈沙尔在其逝世后发表的遗著《恶劣的管理理论正在破坏优良的商业实践》中认为，过去50年中，商学院产生的管理理论致力于把管理学提升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大量引入了“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去发现管理中的规律和法则，并以此来解释企业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已经把管理学简化成一种物理学，而完全忽略了“人的意图与选择的因素”。这些理论非但称不上科学，反而会把学生引上歧路。尤其是这种管理学的“科学化”，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管理理论对伦理道德的视而不见。在不知不觉中消蚀了MBA学生和企业经理的道德责任心。而在商学院教育中盛行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更是对于公司治理贻害无穷。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主流管理理论，通过商学院的教育和MBA们的实践变成了现实。公司成为等级森严的组织，管理基于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惟股价导向的领导人为了成功可以不顾一切。这成为历次金融危机和商业丑闻的根本原因。当年安然公司是通过精心策划、乃至制度化、系统化的财务造假来引满巨额亏损；如今的金融机构高管们则借助大量的衍生产品来构建金融风险的保护伞，通过系统投机获得巨额奖金，即使公司濒临破产自己仍能高枕无忧；二者本质上如出一辙。忽略了在管理实践中“人的意图与选择因素”，商学院高材生们精湛的财技非但没有成为优化公司治理的良器，反而成为其谋求私利、祸乱世界的帮凶。

　　威沃伦·本尼斯2005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出长文《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对于商学院理论研究日益与实践脱节的做法也大加鞭挞。在他看来，商学院很多教授沉迷于撰写那些没有几个人读得懂的晦涩论文，而忘记了商学院的真正使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衍生产品的悲剧是对商学院教授“向上弱智化”的一个很好的注释。商学院教授发明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模型和金融工具，却不顾金融、经济、政治、社会和管理者之间的实际相互联系。他们触发了波及全球的混乱，却对如何管理眼下的混乱束手无策。

　　商学院理论研究的误区及其在面对商业本质需求上的无能，成为商学院无法回避的硬伤。

　　然而，商学院最为人诟病的，乃是包括哈佛商学院在内的知名商学院都已经偏离了培养远见卓识型商界领袖的原初使命。30年中商学院教育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培养出一大批缺乏良知，没有责任心的职业经理人，与此同时，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历史上一大批伟大商业领袖的名单中，从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到理查德·布兰森，再到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拥有MBA学位。

　　亨利·明茨伯格则更为激进，他直言不讳地说“商学院并没有培养出经理人，只培养出傲慢”，商学院教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传统的MBA教育以错误的方式，培训错误的人，最后得到的是错误的结果”，一切都错了。

　　商学院在塑造商业文化和商业人才方面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就像西点军校不仅培养着军人军事技能和作战技巧，同时也培养着军人的职业操守与职业良知一样，商学院不仅仅是商业技能的训练基地，还应该是商业智慧和商业良知的重要发源地。

　　然而，威沃伦·本尼斯指出，“当前的商学院教育完全专注于学生商业技能的培养，却无法避免安然公司类似的失败，因为商学院完全忽略了人的内在素质和实践智慧的培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教导，真正的领导力是内在如一的服务于公共之善的能力。这远比商业技能要求的更多，它需要道德理智、历史、哲学、文学、神学、逻辑学……等各方面的教育。人文教育的缺乏是商学院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商学院的学生超过95%的时间是在钻研“赚钱之道”，只有不到5%的时间考虑“个人内在素质”。

　　拉凯什·库拉纳也认为，如今的商学院MBA教育已经沦落为帮助学生的获得金融业和咨询业高薪职位的职业培训竞赛，而不关心学生如何在社会上发挥更全面的作用。商学院已经背离了其培养世界领导人的使命，成为目光短浅的职业培训机构。现行商学院教育培养出来的MBA毕业生都在挖空心思获取更高的职位和薪水，而不再担当改变世界的使命。管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已经不复存在。高瞻远瞩的思考已让位于越来越短视的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商学院教育已经失去了灵魂。

　　勤劳、简朴、谦卑、甘愿向社会捐献财富，一向是历史上商业领导者受人尊敬的不可或缺的素质，这也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述的商业精神的核心。然而随着大企业的诞生和1980年代以来更看重短期收益的投资资本主义的开始盛行，马克斯•韦伯式的新教伦理在商业实践中备受冷落。商学院毕业生们对于金钱的无餍追逐和商业伦理失位成为数宗商业丑闻的根源。

　　即将离职的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迪帕克·•詹恩认为，过去10至15年的经济增长是有代价的：“学员们变得更关注于收入，而不是学习。MBA学员的薪资必须进行调整。”菲律宾亚洲管理学院院长埃斯特拉达教授也认为“目前的危机提供了很多证据，表明培养学生的贪婪，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好想法，也许我们以前有很多目标，是和公共利益甚至企业利益相错位的。”在埃斯特拉达看来，正是由于人们过分关注短期的利润和回报，才使金融危机不断加剧。

　　林肯在生前就陷入深深的忧虑，他曾警告说，南北战争没有毁掉美国，因大企业崛起而滋生的金钱政治却可能毁掉这个国家。现在我们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毁灭性影响，互联网泡沫、安然公司和安达信会计事务所财务丑闻以及近来更为严重的投资银行体系的瓦解，无不在表明金钱政治的肆虐和商业伦理重重的危机。而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商学院如今也在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果。

　　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毫不客气地将MBA戏称为是“工商末日硕士”，从雷曼兄弟公司到美林银行，从皇家苏格兰银行到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在最近的每一场金融惨败中都有这些MBA“臭名昭著”的身影，是他们亲手制造出华尔街的末日。

　　如今，轮到商学院和这些MBA面对自己的末日了。

　　商学院的救赎与希望

　　亨利·明茨伯格曾经说“美国商学院一直在追赶潮流……如果没有破产或申请人数降至零，他们是不会改革的”。那么眼下“末日将至”的窘境，或许是商学院发生根本变革的一个机会。否则不满的捐助者和充满抱怨的MBA学生们可能会用脚投票，彻底宣判商学院死刑。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商学院必须对现行教育方式作出变革，“如果我们不把这一重要问题考虑在内的话，学生们就不会再相信我们所教授的东西。”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MBA课程主管劳伦·比巴尔表示说。

　　事实上，商学院的学生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要比所有人更加敏锐。哈佛商学院的2009MBA集体签署了一份“MBA誓言”，承诺不会为追求个人利益做有损于别人的事情，不会将个人的野心置于公司利益之上，他们发誓将着眼于“可持续的繁荣”，要做一个有益社会的商业管理者

　　因为华尔街和商学院在金融风暴中受到的冲击，使他们认识到商学院有必要进行变革。MBA教育必须正视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培养有道德的，负责任的管理人。他们不想怀揣着名校商学院的文凭，毕业后却加入一个为人所不齿的世界。

　　这对于仍以教授“赚钱之道”为中心的商学院，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社会责任”是将商学院与“金融危机”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关键词。人们普遍认为商学院对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半年前在上海召开的“2008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的主题恰恰就是“商学院的社会责任”。与会商学院院长们普遍认为，商学院应该把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商业管理者作为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第一要素。

　　商学院必须回归自己原初的目的和使命，调整研究方向、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以适应经济不确定时期商业的本质需求，为社会培养有道德、有责任的管理者，承担起抵御全球经济衰退的重任，并从中获得救赎与新生。

　　西班牙巴塞罗纳LESE商学院副院长埃里克·韦伯教授认为目前的形势为商学院教育提供了一个整顿的巨大机遇。商学院的课程应该重新设置。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让我们回到基本问题上来，努力理解商业模式背后的东西。”

　　事实上商学院已经在反思并作出调整。我们已经看到从去年以来商学院在根据当前的商业需求在重新设计课程，并加大了商业伦理和人文价值观教育的比重。一些商学院已经推出新的、经过新的、经过修改的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

　　一直行动迟缓的哈佛是首先采取行动的商学院之一，该院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联合推出了短期高管培训进修课程，着眼于企业面临的新问题。

　　已被任命为斯坦福商学院院长、将于9月上初任的加思·塞隆纳也对《绿公司》表示，商学院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必须进行改革。塞隆纳是斯坦福商学院MBA新课程的总设计师。新课程要求所有的新学员分成不同的辅导小组，就不同的商业问题进行讨论。塞隆纳表示，目的是“让学员能够对企业面临的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

　　印度商学院创建了领导、创新与改革中心(Clic)试图将印度的传统智慧、一般认知科学与西方传统管理理论集合起来，着重从“软问题”展开学术研究，培养有智慧、有激情、懂得奉献的商业领导人。

　　伦敦商学院将商业伦理变成MBA和EMBA的必修课程。该院斯隆奖学金项目主任多米尼克·豪德，正在尝试在教学中将佛教哲学和商业管理结合起来。

　　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的院长凯洛琳·伍则试图在招生阶段就把好关，从一开始挑选一些本性善良的学生，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些道德测试问题，用于MBA的申请者面 试。

　　商学院对当下商业现状的关注和对于商业伦理与价值观教育重视的只不过是对于商业现实基本常识的回归，复杂的数学模型、理论假设终究不能代替商业实践中人的所作所为，商学院教育必须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个管理者及其企业与整个社会的复杂联系。

　　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教授理查·莱亚德所指出的那样，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虽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幸福并未增长。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增长的名义下，最重要的幸福源泉，即家庭、工作、社区中人际关系的质量，已做出了太多的牺牲。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牺牲了我们的价值观。人们来越把个人利益看作唯一可靠的动机，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看作能够最有效发挥才能的途径。但这往往适得其反。要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必须从学校抓起。学生们应该懂得，最高贵的人生，是给世间制造最少苦难、创造最多幸福的人生。这一规则也应适用于商业和职业生活。人们应该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而不只是创造账面利润。未来的经济不仅建立在更完善监管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更好的价值观基础上。

　　现在到了扭转一切的时候了。在无意间促发了无数次金融危机之后，商学院应该在重建未来经济基础、构建更好的价值观方面有所作为。只有这样，商学院才能在金融危机冲击的“末日处境”中获得拯救与新生。

　　商学院面临末日，然而商学院不会死亡。商学院必须担当起抵御经济衰退并为未来培养领导人的使命与重任。这是商学院存在下去的唯一理由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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