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为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指明的方向，预示着未来政府财政支出中，直接有关民生的社会福利的支出会有大幅度增加。如果福利支出成千上万亿元地大幅度增加，那么，如何保证巨额的支出能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便是一个既关系到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实行小福利和大福利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在建立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时，也应该吸取和借鉴这些经验教训。

　　小福利社会，存在于西方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约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时期，因为信奉自由市场制度，提倡小政府，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西方各国政府普遍对各种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无所作为。这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使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动乱威胁着整个社会。

　　除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多数国民收入低下，营养不良，劳动强度大和劳动时间过长，这些都导致了国民身体素质的下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发现，德国兵个个身体健康，身强力壮，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相反，英国兵则普遍显得营养不足，发育不良，身体弱小，面黄肌瘦。人们对此感叹道：如果市场和民主体制的最终产品是英军士兵所代表的国民素质，这种制度的价值和竞争力是值得怀疑的。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国民素质，二战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了广泛的社会福利，进入了大福利社会阶段。从那时起，60年过去了，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如何呢？

　　应该说，它确实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它在很多方面又走向了初衷的反面，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严重问题。

　　问题一：鼓励懒惰。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所有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一些教育程度不高或机会不好的人，只能从事最低层的工作，其收入也很有限。两相比较，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便选择了永远吃福利。宽松和高额的失业救济，也使得一些工人盼望着失业，其工作积极性可想而知。所以，在福利非常发达的国家中，我们会看到一批人不求上进，不务正业，或整日无所事事，或工作懒懒散散，他们既成为社会的负担，也阻碍了经济发展。

　　问题二：入不敷出。时至今日，社会福利的支出，已经成为多数发达国家财政支出难以承受的负担。比如美国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因为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而日益感到捉襟见肘。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如西欧国家和加拿大，人口的老年化导致社会医疗费用负担沉重，只好降低服务质量，增加排队与预约的等候时间，使小病小痛者望而却步，使真想好好看病、收入还不错的人去找私人医生。

　　穷人数量的增加，也是社会福利越来越不堪重负的一个重要原因。前面提到，有些穷人发现，不工作比工作的日子过得更舒服，于是便不学无术，不想工作。久而久之，这些人便永远丧失了工作的能力，陷入了贫困的陷阱不能自拔，成为财政的永久性负担。

　　更有甚者，这些长期享受政府福利的人发现，很多社会福利是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发现了这个“淘金”秘密之后，很多穷人便成为了这个“职业”的专业户，在中等和高收入者忙于事业之时，他们抓紧时间多生孩子。西方社会的这种现象，被人总结为 “富者越富，穷者得子”(Therichgetricher.Thepoorgetkids)。而这些穷人的孩子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从小受父母影响，也不学无术，长大又成为穷人，从而导致福利支出负担加重以及贫穷的跨代遗传和扩大。

　　问题三：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都是要有人卖单的。谁来买单？当然不会是穷人、失业者和退休人员，基本上也不是富人，因为富人隐瞒和转移自己收人和财产、避税的手段很多。屈指数来，这个买单者，非中产阶级莫属。中产阶级好歹混到出头之日，收入刚刚上去，又见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甚至更多(发达国家的累进税率可以高达80%)被政府收走，通过转移支付，给了那些长期吃社会福利的人。对此，广大中产阶级的不满和愤怒可想而知。

　　这种不满和愤怒，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和其它很多西方国家保守主义抬头、主导西方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保守主义政府(如美国的里根、小布什，英国的撒切尔等)为了帮本国的主流社会宣泄怨气，对内减少政府干预、解除行业管制、打击工会、排斥少数民族和削减福利，对外实行强硬政策。这些政策对“中间选民”很有号召力。在他们营造的大气候下，甚至历来为穷人说话的政治力量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等，也不得不顺应大势，大谈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这样一来，战后发达国家大搞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这个钟摆又不可避免地往回摆了。

　　以上对发达国家经验的回顾，使我们看到，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多花钱的问题。实行社会福利，社会的痛苦和两难是：社会福利没有不行，少了不行；多了过了，也不行。那么，什么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多少钱合适？对此，我将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