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国公司CEO到商学院院长

　　INSEAD商学院、伦敦商学院和Ivey商学院现在的院长都曾经是跨国公司的CEO

　　陈雪频

　　“无论怎样准备,在变革中还是会碰到很多挫折。那些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坚持！你在企业环境下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了，学校的环境虽然不同,但一切会过去的,变革最终会发生,坚持！这个时候，去做个spa,喝两杯红酒,放松一下自己，通常会很有帮助。”

　　四年前，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COO)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辞去千万美元年薪的工作，出任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授时，曾经在中国的商学院中引起过一阵骚动。一时之间，“商而优则学”，大公司高管兼任商学院教授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潮流。

　　不过在国外，跨国公司高管出任商学院教授甚至是院长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一些顶尖商学院素来有从内部教授中选拔院长的传统，现在他们也开始纷纷聘请跨国公司的CEO出任院长。加拿大Ivey商学院的现任院长司徒慧珊(Carol Stephenson)以前就是朗讯加拿大公司的总裁和CEO；今年年初上任的伦敦商学院(LBS)的院长罗宾·布坎南(Robin Buchanan)以前是贝恩咨询顾问公司的资深合伙人；去年年中上任的INSEAD商学院的院长法兰克·布朗(J. Frank Brown)以前则是普华永道咨询业务部门的CEO。

　　从跨国公司的CEO到商学院院长，这种职业转变在西方已经成了一种新的趋势。“商而优则学”，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高管开始计划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放在商学院。商学院也乐于看到这种趋势，正如INSEAD的董事长Cees J.A. van Lede在任命法兰克·布朗时表示的那样：“我们之所以选择法兰克·布朗领导INSEAD，是因为他体现了学院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Frank长期的职业生涯表明他愿意承担跨越地域的风险，富有开拓进取精神……他将是我们模式的伟大倡导者，通往商界的关键桥梁。”

　　“商而优则学”

　　在出任Ivey商学院院长之前，司徒慧珊已经在朗讯和朗讯的前身贝尔公司工作了近30年，她最后的职务是朗讯加拿大公司的总裁和CEO，以及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加拿大，司徒慧珊是一位深孚众望的女性领导者。

　　当Ivey商学院找到她时，她几乎没有做过多的考虑就答应了下来。她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我已经做到了公司的CEO，在一个企业中获得了最高成就，我觉得到了一个我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阶段。管理一个商学院在这个阶段对我而言很有诱惑力，因为我仍然是在做与企业相关的事情，而且我能够影响到未来的企业领导人。”

　　司徒慧珊选择了这个职务的另一个理由是朗讯公司曾经与Ivey商学院有过密切的合作，而且她本人很喜欢商学院教育，以及商学院的那种文化。她说：“我想在这个阶段做些有意义而且能够激发他人的事情。在商学院里每天我都和一群聪明人在一起工作,而且能让自己的经验充分发挥作用。”

　　INSEAD的院长法兰克·布朗在当初决定接受这份职务时表示：“利用国际市场已不再是公司的特权，这已成为一种必需。我已将职业生涯的美好时光与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商业部门、同事和客户一起共度，而地区之间的业务范例千差万别。INSEAD的国际化视角和多元文化环境是最先吸引我加盟的因素。这里充分而独特地蕴涵着对多元化全球市场的需求，这就是我企盼成为INSEAD下任院长的原因。”

　　当然，商学院也乐于聘请这些公司的CEO出任院长。正如司徒慧珊所言，“商学院也喜欢跨国公司的高管，因为他们与商学院有很强的相关性。比如，商学院的课程是否适应企业今天的需求？应该如何调整？哪些事情使得企业高管们夜不能寐？这些企业高管都能给出相关的建议，让商学院能够反映商业实践的真实需求。不仅如此，这些商学院高管还能为商学院带来很多有价值的商业关系，比如为学校募集资金。”挑战无处不在

　　虽然商学院看起来和公司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如果一个跨国公司CEO想当然地认为他(她)能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优秀的商学院的院长，那他(她)就大错特错了。司徒慧珊坦言说，她当时也想到了管理一家公司和管理一所商学院差别甚大，但她后来遇到的挑战还是超过了她的预期。

　　“公司和商学院这两种机构的文化完全不一样。企业决策的速度要比在学校里面快得多，因为我之前的企业是在电信技术产业里的，这是一个快速变化又竞争性很强的产业，所以我们几乎是在不断地变革。而大学动辄上百年的历史，这可不是一个很容易推动变革的地方。”司徒慧珊说，“你几乎感觉你得把大家放到加速器上去，你才有可能加快决策进程，这是我当时面对的最大挑战。”

　　商学院和企业的另一个不同是商学院的利益相关者更多、更复杂，而且每个人都喜欢对商学院的发展发表观点。司徒慧珊说：“几乎所有人都对如何管理Ivey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全球有18000个校友，包括中国的500多个校友,他们都有他们的观点，我们的教授们有他们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大学的其他部门有自己的观点，政府也有自己的观点。”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理查德·斯马兰奇(Richard Schmanlensee)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管理一家公司和管理一家商学院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公司的CEO有权力解聘经理，但一个商学院的院长没有权力解聘教授。”对此司徒慧珊深感认同，“公司是一个私有机构，强调令行禁止，CEO有足够的权限做出任何决定。但商学院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院长没有权力解聘一个教授，他们更多的是依靠影响力行事。”

　　“我刚到Ivey时，并不理解商学院是如何运作的，而许多在大学体系里成长起来的教授以为我知道学校如何做决策的。”司徒慧珊说，“我在Ivey的第一年做了一些非校园常规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校园通常的程序。”比如说，商学院有一个就学术等重要问题做出决定的机构叫做理事会(Senate)，按常理院长每个月都去参加理事会的会议，但直到3个月之后，才有人通知司徒慧珊要去参加这个会议。

　　倾听，然后变革

　　在Ivey商学院的第一年，司徒慧珊花得最多的时间就是去倾听大家的观点、去建立关系，同时也在为未来的变革做好准备。

　　“我的女性身份对于我和大家的沟通有积极作用。”司徒慧珊说，“第一年，我和大家做了大量的沟通，也学到了许多东西，也在衡量哪些事情需要被改变。”到了第二年，司徒慧珊作出了变革的决定，“变革中最难的部分就是得到所有人的支持，第一年的沟通为变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个时候，以前在公司管理变革的经验给了司徒慧珊许多帮助。她说：“首先，我知道在变革之前要花足够的时间和相关人员谈论为什么要变革，以及变革能带给他们的好处，让他们对变革充满激情，因为总有一些人是不愿意改变的。其次,我知道如果一个CEO不知道如何执行变革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去变革。”

　　原先在朗讯执行变革的程序也影响了司徒慧珊在Ivey的变革，比如说，Ivey就特意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变革的特别小组和专门的项目管理机制。司徒慧珊说：“无论怎样准备,在变革中还是会碰到很多挫折。那些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坚持！你在企业环境下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了，学校的环境虽然不同,但一切会过去的,变革最终会发生,坚持！这个时候，去做个spa,喝两杯红酒,放松一下自己，通常会很有帮助。”

　　在成为Ivey商学院院长三年之后，Ivey商学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和加拿大商学院，MBA学位通常需要两年时间，Ivey将商学院的学制从两年缩短为一年，学制和许多欧洲商学院一样，吸引了许多美国和加拿大的生源。除此之外，Ivey商学院还大力发展本科生教育，这一点恰恰是大多数美国和加拿大商学院短缺的地方。

　　“不是所有的CEO都能做一个好的商学院院长，”司徒慧珊说，“我们需要一个CEO能很好地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知道如何在学校环境里领导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