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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超
在经费及学生名额分配问题上，一位商学院院长与一位人类学院院长发生争辩时，前者一句“现在是以什么为中心”，使后者听之无语。
很多大学，如上述人类学这样传统强势学院的地位正在被商学院取代。1991年，被
允许授予MBA学位的大学是9所，如今这个数目是95所；三年前才正式现身于中国高校的EMBA学位更是大受追捧；而当下各家商学院正竞相推销冠以各种名目的EDP项目。
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中国企业家对MBA价值的认同，以美式原则建立的商学院教育在中国显然还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也面临挑战：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不对等、一流师资的失衡、评估认证的封闭、本土案例教材的缺失。而他们面临的本质挑战或者是——如何能够建立起按照西方商学院倡导的专业和伦理标准进行经营的管理阶层，并使之背负起中国的道德使命。
上海报道
一个东北角，一个东南角，一条黄浦江从中间流过，这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简称：复旦管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简称：中欧)在上海地图上看起来的粗略位置。同在上海，却隔江相望，这两重关系，或许是可以拿来类比两家的特点。
拿来主义
复旦管院的历史多少是有些遗憾的，原本最早在1929年就有了商学院，但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整个学院差不多“一锅端”的被清空了。1984年教育部关于管院的文件批下来以后，1985年重新开张，复旦管院那时候差不多是一片“空白”；1991年教育部的文件说MBA可以试点了，1992年复旦招到了七个，“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MBA，就以企业管理系的课程为主，再从统计运筹系拉点数据模型”复旦管院院长郑祖康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
一直到1995年和MIT开始合作MBA项目，复旦的MBA才差不多走上了正轨。MBA教学最重要的是老师和课程，而那时候复旦管院最棘手的差不多也就是这两块。于是双方达成协议，MIT同意复旦管院每年送四个老师去进修，可以待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求每个去的老师在五个月内至少把一门课学会，回来就可以教。”这样用MIT的教材，老师也是在MIT进修过的，“这样理论方面我们就正宗多了”，再加上老师搜集的中国案例。
至于EMBA复旦开始时甚至没有拿到“牌照”，但因为“牌照”未来的可预见性，郑祖康采取了“双教式”的过渡路线，跟华盛顿大学一起办，一个教室里放两个老师，美国老师讲理论，中国老师举中国案例，“这样差不多同时可以完成对老师的培养，因为他实地看见了美国老师如何讲理论。”
到目前为止，复旦管院先后送了60人次的老师去MIT进修，再加上华盛顿大学项目的“内部进修”模式，“基础理论差不多都更新了”。
中欧似乎选择了一条更直接的路，1995年的首届MBA班到2002年最终被国务院批准，隔了整整七年，“游走”在体制外，同时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和充足的资金来源，“我们把当时最好的沃顿课程直接拿来用，把我们能聘请到的最好的老师直接聘请过来。中间很多过程我们就跳过去了。”中欧副院长张维炯说。
中欧聘请教授的标准也类似，多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好的商学院毕业，有海外教学经历，最好对中国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这些教授一般会待上至少三五年，当然他们的年薪也是跟国际接轨，“高达百万”。当然在师资上中欧占据优势，但他也不是没有担忧，一方面，这些老师是聘用的，合约到期后，可能走掉，他们在中欧期间教学和研究的积累也就被带走了。即使能聘请新的优秀老师，可能他的积累又需要重新开始。中欧如何在流通中保持积累？另一块，“国内商学院现在也在努力‘国际化’，这原本是中欧赖以生存的特色，中欧未来怎么办？”
中欧案例研究中心助理主任刘胜军有一点担忧。“或许需要寻找新的特色，就像哈佛的案例特色，沃顿的金融特色一样。”
本地特产
刘胜军所在的中欧案例中心，现在也部分地承担了寻找特色的任务。2001年最初建立的时候就是帮助教授买国外的案例，主要是哈佛的，因为这些国外教授用着“顺手”，也是因为人家哈佛的案例每年出500多个，数量和质量都高产。“但是从长期看我们肯定要用自己的案例。”
但是这并不容易，中欧案例中心2001年成立到现在，大概总数只有160个，平均一年30多个。张维炯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中欧教授数量太少，三十几个教授每人每年写一个也就30多个案例；哈佛有250个教授。教授数量少是原因之一。但似乎还有更深层面的原因，刘胜军认为很重要的一块是教授写案例的机会成本很高，“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对教授来说写学术文章更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学术文章的话，你说写了20个案例，学术界是不承认你的。就像德鲁克一样，所以教授需要衡量这个成本。”
尽管如此，中欧还是采取了一套间接“激励法”来鼓励教授，因为中欧EMBA的课程需要学生给教授打分，其中很重要的一块评分标准跟案例有关，案例的新旧程度，是不是自己的，都是很重要的指标。而评分标准又跟教授的薪水和合同挂钩。“最近一个教授为了教营销学的课，一下写了五个案例。”
现在刘胜军不仅要帮教授采购案例，日常的工作还包括对教授的案例写作提供人员支持，联系受访企业，甚至包括扩大案例中心的知名度和中欧案例的出口。“中国案例肯定是有市场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数量太少，知名度也不够。”张维炯计划在中欧北京校区完工后，把教授数量扩大到60人，“这样我们的案例也会多起来。”
而复旦管院的副教授殷志文两周前刚刚送走了《哈佛商业评论》的三个编辑，“他们是来中国采风的，为采集中国案例做些铺垫，两个星期拜访了国内14个企业，全部是我们帮他们联系的。”尽管如此，复旦管院自己的案例中心尚处于筹备阶段，估计到年底的时候，才能开始正式运作。殷志文将是这个案例中心的负责人。
殷志文打算首先把散落在老师手上的零散案例先搜集起来，做标准化。“这些都是老师在跟企业联系或者做项目的时候发现的素材，上课的时候也使用过，现在主要是要标准化，让别的老师也可以使用。”至于案例写作的标准化，殷志文打算借助哈佛的帮助，“他们现在正在大中华区推广他们的案例教学和写作，我们会送老师去参加培训。”这里面似乎多少又有点当初和MIT合作的影子。
殷志文相信等到标准化完成以后，老师还是愿意写案例的，因为一个企业的问题可以同时写成一篇案例和一篇学术文章，尽管写作方法和深度内容都一样，但是采集资料的工作是可以一次完成的，何乐而不为？至于案例具体写作的事情，“可以让研究生帮忙，另外我们还会再请一些人专门帮忙写作。”如果老师在遇到联系企业的难题的时候，他表示也可以由案例中心出面帮忙联系。
但是殷志文有一个难题和刘胜军是共同的，“中国企业不了解商学院案例是怎么回事情，以为你是要拿他的故事做示范，于是只愿意你写他的正面。”事实上商学院案例是拿来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企业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中国企业就不愿意了，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本土化程度越深的企业和管理越不规范的企业越不愿意接受采访，或者在案例完成后拒绝签字。”而按照美国的惯例，企业不签字，案例就不可以被使用，“这样很多案例都要烂在教授手上。”
支持系统
张维炯和郑祖康也有共同的难题，而且都是关于“钱”字。中欧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学费，“捐赠和出版物两块都没有发展起来，单脚走路。”除了支付高昂的教授工资外，每年还要拿500万作为研究经费，另外北京校区还在建设，似乎全是花出去的钱。上个月，中欧终于正式启动了校友的捐赠系统。
复旦管院倒是较早就有了这个系统，但是真正运作起来也并非易事，“我们的史带楼，造价7000万，学校出了2000万，剩下5000万我们要自己筹。于是我们就靠捐赠，这些企业可以选择命名我们的大楼名称，礼堂名称，包括教室。后来有报纸把我们骂得很厉害，说我们应该用科学家的名字。”但显然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复旦管院尽管不需要自己支付教授工资，但是除了上交学校的部分外，还要留存足够的资金，支持“不赚钱”的本科和博士专业学位教育。除此之外的开支还包括对于教师的奖励，比如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复旦管院奖励2万。国外教授来复旦上课的开支也高达4天10万元人民币，此外还要报销洋教授来回机票和五星级宾馆的花费。“这样算下来，尽管我们学费高，也只能维持日常的开支，如果有造楼或者成立研究中心的计划，就需要靠捐赠。”
除了钱，为了完善复旦管院的支持系统，郑祖康也算采取了一定的“战术”。最初按照管理学院120个教师的编制，只能安排30个人的行政编制，但这显然不够用。”管理学院的情况特殊，辅助人员数量要求比教师数量还多。一是没有编制，二是老师也做不来行政的工作。于是郑祖康通过管理学院下属的人才公司和咨询公司，向社会招聘，他们独立于复旦管院之外，由复旦管院按“市场价格”支付工资，最终复旦校方也默认了这种模式，并帮助这部分人员交纳“四金”，只是工资依然由复旦管院出。郑祖康认为，“这种方式很好，招聘来的人都很会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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