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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5年GDP的增长软弱无力；庞大的福利制度使政府不堪重负；服务业萧条；保护主义思想顽固不化；老龄化未来将进一步加剧政府预算的负担——因而欧洲的一些媒体习惯把这样的德国称之为“欧洲病夫”，但马德里艾卡诺皇家协会(Elcano Royal Institute)的国际经济贸易高级分析师保罗·伊斯贝尔(Paul Isbel)却不喜欢这个绰号。他说这个词“太耸动了，无论如何都不合适。如果可以，我会把这个词丢进‘历史的垃圾箱’里，永不再用”。
待振的服务业
调查表明，德国的市民和企业目前呈现出多年未见的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根据德国企业环境指数(Ifo index)的评估，德国企业信心指数从1月份的101.8上升到2月份的103.3。
沃顿商学院的国际管理学教授莫罗·纪廉(Mauro Guillén)指出，德国的经济有点反复无常。它的制造业基地仍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全球具有高度竞争力，但它的服务业却萎靡不振。
德国生产的一些产品是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比如机床、汽车、精密仪器和特殊化学品。而且德国是世界上唯一两个拥有庞大贸易顺差的大型发达经济体之一(另一个是日本)。德国确实有一些成功的软件和保险公司，但服务业的其他领域中能成为全球赢家的公司却寥寥无几。纪廉说：“德国的银行已身陷困境。过去10年，德国没有对其他类型的服务业如能源和基础设施解除管制，推行自由化，这是一个大错误，这些行业因此遭受重创。”
纪廉认为有两三家德国银行管理得实在太失败，政府应该允许外国金融机构收购这些银行。但是正如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保护主义思想在德国根深蒂固。纪廉说：“德国人必须认真整顿服务业：私有化、解除管制；对那些德国不具优势的行业，允许外国公司购买。”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管理学教授布鲁斯·科格特(Bruce Kogut)指出，德国经济的疲软可部分归结为1990年代两次重大的经济冲击。第一次是前西德吸纳了前东德超过1600万的民众。第二次是统一后的德国效仿欧元区的其他成员把自己的货币政策交由欧洲中央银行管理。科格特说：“因此除了削减工资和增加工时外，它缺乏经济手段——比如贬值或通货膨胀——来应对这些经济冲击。在欧盟的大力帮助下，德国采取了削减工资和增加工时两种策略。我认为德国现在已经克服了这些挑战，我对德国的经济非常乐观。”
北卡罗来纳州美联银行(Wachovia Bank)的经济学家杰伊·布赖森(Jay Bryson)同意德国经济呈现出好转的迹象。他说，“并不是说德国即将脱离困境”，而是这个国家“正缓慢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布赖森补充说，自2003年开始，标准普尔500上涨了50%，而德国证交所股价指数却翻了一倍多。他说：“部分原因是德国公司的盈利越来越高。他们进行了一些重组，劳动力成本也降下来了。最初由出口引发的小幅度扩张现在已逐步用于资本投资。现在德国缺少的是消费支出，这方面的增长仍然非常缓慢。”
少储蓄，多消费
事实上，德国政府希望市民们能比前几年更为积极地消费。许多德国的消费者担心失业，担心政府的养老金体系未来会解体，因此都纷纷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测。默克尔政府在2月20日那一周发布的财政预算推迟了大幅度提高税率和削减政府开支，许多人认为政府必须采取这些措施来减少其为支付社会计划而进行的高额借贷。伊斯贝尔说：“如果消费支出能在所提议的新增值税明年实行以前稍微好转，德国就能在这漫长的调整之路上又前进一步。”
德国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uck)已明确说明，该国巨大的财政问题只有在经济好转且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后才能得到解决。他告诉伦敦的《金融时报》：“我们不能自己解决预算问题。这个希望太渺茫。这个问题只有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改善后才会有进展。”
西班牙奥维尔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viedo)的德国教授霍尔姆·凯勒(Holm Koehler)指出，由于实际收入停滞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社会慢慢萎缩，国内需求多年来一直在减少。但他也表示德国面临的两个结构性问题是无法轻松解决的。
他说：“第一，15年来，西德4%以上的GDP都被转往东德，但却没能使东德的经济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第二，德国公司正走向国际，他们纷纷选择更为便宜的地点，尤其在中欧。这两种趋势都隐藏着就业问题和财政问题。”
新总理的束缚
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理查德·马斯顿(Richard Marston)指出：“在我们看来，新总理默克尔倾向于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但马斯顿不认为默克尔能够大展手脚，因为她领导的联合政府是由她所在的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保守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左倾的社会民主党组成的，非常脆弱。
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塞卡特·乔杜里(Saikat Chaudhuri)在德国长大，曾在杜塞尔多夫的麦肯锡公司(McKinsey)担任顾问。他警告说，不论是默克尔还是任何其他总理都“无法放弃德国的社会化体系，转而采取明确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编者按：欧洲有两种典型的经济、社会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法德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前者主张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个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后者则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公正结合，为公民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这样做也不明智。在德国这样做很困难。”
“默克尔的大多数反对派已对该体系习以为常，而且它还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包括东德。你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对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须一步步地进行。”
伊斯贝尔对此表示赞同。“工会不喜欢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更多的改革。如果这不是企业、工人和政府之间达成的相互妥协的内容之一，他们就更不会接受了。然而近几年来，德国的工会在前任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施压下已变得越来越懂得变通。他们知道无法轻易全盘否定改革，因此希望尽可能拖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对德国经济的中期发展而言仍非常重要。政府迟早必须实现这个目标。”
科格特也指出，德国的任何总理，特别是联合政府的总理，必须总是与工会和企业合作才能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
科格特说：“德国与美国相差甚远，因为德国的企业经常愿意拥有一个强大的工会合作伙伴。工会也希望有一个合法的合作者。我不认为这种传统会有多大的改变，我也不认为它继续下去会阻碍经济的恢复。但是我认为德国方面会施加很大压力来修改法律以将工会纳入公司监管委员会。不过我认为这一招并没有效，也不利于公司的良好管理，而且从象征意义的角度看，要改变会很艰难。”
[本文经本报编辑，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下属的沃顿知识在线(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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