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特勒：美国还能卖什么

　　米尔顿·科特勒

　　2005年中国的电子消费类产品、信息与通讯产品、玩具、服装等产品的涌入，创下了中美贸易逆差新纪录——2016亿美元，这个数字比上年增长了24.5%。尽管美国的全球出口额达2万亿美元之巨，美国的总贸易逆差仍然高达7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7.5%，对华贸易逆差占据了其中的27%，接近于对欧洲和日本贸易逆差的总和。美国的贸易逆差现在已经占到 了国民总产值的5.8%。

　　中国与美国在双边贸易上的摩擦日趋剧烈，两国就贸易逆差这一问题对对方都颇有怨言。而我的建议是：美国应该向中国出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ATP)，这才是解决贸易逆差的唯一可行方式。我所说的高科技产品，包括在生物科技、生命科学、光电、电子、信息通讯、柔性制造、高级材料、宇航科技、武器和原子能技术等各个领域的产品。

　　进退维谷

　　一方面，美国的贸易前景有赖于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美国现在的贸易逆差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必须通过政治举措来解决。美国政治家一直忙于鼓吹大规模调整

人民币汇率，但这是一个超出他们控制的白日梦，汇率大幅度升值对中国来说近乎于自杀，可能性太小了。

　　当然，美国政府可以对进口的中国货物施加惩罚性关税，但这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因为它会大大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这种伤害到投票人钱包的办法很难获得通过；同时，它还会显著地降低零售和制造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整体上来说，惩罚性关税只能让贸易逆差从中国流向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 3.5%的国内经济增长率，消费者信心指数高昂，美国

房地产销售的持续增长，消费者信贷资金的“创造性”发展，加之不断上升的国内医疗保健补贴，以及战争支出，美国的财政与贸易赤字不太可能削减。

　　预计2006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增加4770亿美元，总额将超过8万亿。由此看来，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中国是这堆大麻烦的政治替罪羊，尽管她在2005年购买了2420亿美元美国债务。

　　在解决国家债务和贸易赤字方面，有两种久经考验的方法：降低支出与增加收入。然而，在支出一端，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向老龄化，健康支出和社会保险的压力让他们难以减少支出；在收入一端，加税则是一个政治马蜂窝。由此看来，这两种方法都可能因大幅度影响国民利益而难以通过。

　　那么还剩下的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增加高价值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贸易收益，尤其是针对极需要高科技产品的中国。在娱乐产品的出口上，我们也许已经达到了极限，而在农业产品上，2004年更是第一次出现了贸易赤字。

　　我知道我的建议是在挑战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美国的威胁”的看法，但美国的领导者必须改变这种致命的看法以避免陷入经济困境。政策制订者必须要破除“我们能够阻挡中国的技术进步”的幻想，他们必须正视中国对于美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比如：美国公司从中国进口货物中受益，超过50%的中国出口价值流入了美国公司；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库券购买者之一，中国也是美国直接海外投资的首选地。

　　1999年4月，我在华盛顿参加了欢迎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的午宴。在午宴上，朱总理直率而不乏

幽默地指出，美国不可能从中国进口一个消费社会，用以消化大豆和橘子。他看到了美国当时以及现在面对的现实。“卖给我们一些昂贵的高科技产品，否则你无法抹平逆差。”他的善意被忽略了，而当时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560亿美元)还仅仅是现在的2016亿美元的四分之一。中国的实力在当时只是被视作昙花一现的偶然现象。结果，中国实力逐渐壮大，而美国还是在出口大豆、橘子和波音飞机(中国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干线商用飞机)，这远远不够。

　　近期，清华大学和世界经济中心的袁钢明教授提及中国政府缩小贸易逆差的一个解决方法：与美国公司签订协议购买更多的民用飞机和原子能设备。因为中国已经从波音购买了上百架飞机，所以他真正所指的是高科技产品，原子能设备和其他。

　　美国人将会震惊地意识到，被称作“中国圈(China Sphere)”(从前被称作黄祸)的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它们已经提供了美国所需的高科技生命科技产品中的18%，光电产品的60%，信息和通讯产品的77%，高级材料产品的67%。在美国2004年进口的2380亿美元高科技产品中，1400亿美元来自中国和亚洲其它地方(印度除外)，而来自欧洲的仅占510亿美元。

　　扩大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并不会启动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因为它早已开始。如果我们不向中国出售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和创新的话，中国自己也会发展出来。那样的话，我们不但将失去对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的销售，而且我们还将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取代，而失去对欧洲和其他国家地区高附加值产品的销售。

　　三项举措

　　美国需要意识到的是只有在高科技产品收益增长和科研人才充足的情况下，美国才能继续保持它在科技创新上的竞争优势。

　　增加收益的前提是扩大高科技产品交易，这需要采取三项政治举措：1.必须就该议题达成一个总统级别的中美双边协议，其分量需和1973年的毛泽东-尼克松协议相当，以降低美国政界与大众对中国的敌意；2.国会需要抛弃贸易限制的“双用”保护伞，因为过于仔细的检查只会限制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它必须摈弃那种抑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进行授权的做法；3.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科研人才利用新的投资来创建新的技术；这就需要美国的移民政策能够确保全世界的优秀头脑都能够参与到美国的研发事业中来。

　　解决贸易逆差需要正确地理解技术的分类与循环。在分类方面，我们需要区分那些关乎美国国防安全的技术和那些只是给予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技术。第一种技术加强了我们独特的防御和进攻战略形势，不能被用来做生意；但大多数高科技产品都不属于此类，它们只是给予美国以技术领先的声望，而维持这些声望的代价是出口价值的损失，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而不是中国的。

　　在“双用”(民用和军用)产品的出口上，我们一直通过立法来加以控制。这个被称为美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机构如今横亘在中美技术贸易之间。比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卫星发射技术是被禁止出口的，结果是截止到2004年，中国将10颗卫星送上了轨道。CFIUS的报告还扼杀了中海油对优尼科的并购投标。

　　CFIUS和其他法律障碍，加上可以预期的政治和舆论压力，让很多美国公司打消了出口高科技产品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念头。该领域的贸易的潜力惊人，但公司还是不愿意冒着被陷入政治辱骂的困境，甚至可能是被诉讼。

　　这样一来，我们让自己陷入了双重困境。我们应该出售现有的领先科技产品换取利润以支持新技术的研发，而我们却将高科技产品贮藏起来，延缓了新技术的研发。我们没有用经济的原则去考虑我们在贸易中最大的比较优势。

　　在技术周期方面，技术领先依赖于对研发、应用以及足够科研人员的动态再投资。增加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我们可以获取资金投入研发。

　　美国的大学在2005年培养了76000名工程师，而20年前，这个数字有85000名。对比之下，去年中国培养了600000名工程师，印度350000名。

　　我们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人数的减少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因。第一，对高科技产品的限制性出口政策抑制了私营部门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需求；第二，离岸研究人员的低成本也降低了对本土研究人员的需求；第三，政府预算赤字也让政府削减了对高等教育和科技研究的支出；第四，现在的学生并不喜欢科研式的职业生涯。

　　要保持美国在科技上的领先就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在2003年，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比例占到了31.6%，而在工科获得博士学位的更是占到了60.3%，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已经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与计算机相关的岗位中，外国劳工占据了38.5%的比例。

　　显然，我们无法只凭借美国本土的人才来支撑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我们必须采用更加开放性的移民政策，不仅欢迎而且是吸引全球人才来到美国工作学习。后911时代的限制措施已经严重地减少了我们引进的科研技术人才数量。

　　如果我们不鼓励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移民进入，他们将会在他们的祖国进行发明创造，最主要就是中国和印度。Pat Choate在美中经济和安全回顾委员会前用文件表明，去年中国拥有16件主要的科学创新。而最近，中国宣布将提高一倍研发预算。

　　中国的科研投资在翻倍，并且在科技创新上颇有斩获。中国拥有资本、脑力、不断更新的研发基础设施，并积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技术交易，更重要的是，它拥有成为科技强国的勃勃雄心。显然，美国试图通过抑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来阻止这一进程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对美国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保持其全球科技领导地位，而不是阻止中国的科技发展。而中国则需要加快保护知识产权的步伐，以利于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和对本土创新的保护。

　　(作者系科特勒营销集团总裁，敖同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