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整合：各自的逻辑

　　本报记者 鲍辉春

　　2005中国并购系列调查之本土篇

　　·他们的立场与观点· 每个行业竞争到最后也就剩下三四家，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剩下的空间就不多。剩下的也就是区域性的，或者有些特色的。

　　本土企业联合之后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联合以后直接与外资抗衡，第二种是联合以后再跟外资谈合作。比如说，我联合以后市场份额更大了，可以卖一个更好的概念。

　　——德邦证券投资银行总监 何劲松

　　如果这些国企都是充分市场竞争型的企业，而不是资源型的企业，有一些稀缺型的资源，如果它已经被淘汰了，你换一个机制也没有用。

　　政府的这些困难亏损企业，你看着有利可图，实际上，人员的处理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北京、上海，人员处理的负担非常大。

　　——天道并购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 俞铁成

　　国企固有的一些弊病，如果我参一点股的话，根本就改变不了，因为国企最主要是它的机制。就是说，机制不改变，我光是资金投进去，那么对温州的民营企业来说，风险是非常大的。这个它就很慎重，很慎重。

　　这个(不控股)跟温州商人的个性不相符，温州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他希望自己掌握这个企业的命运，有话语权，有决策权。

　　温州人敢为天下先，胆子比较大，风险意识比较强，敢于冒风险。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周德文

　　上海报道

　　从北京回到温州，周德文繁忙依旧。这位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已然成为各地改制国企追逐的热点。

　　“现在，全国各地政府都要求我们组织企业家过去，像辽宁、重庆，它们都有国企改制项目”，“我们要评估一下，筛选一下，有必要我们才去。如果我们全部都去的话，每天去都来不及。”3月9日中午，接听完大同市政府的一个邀请电话，周德文说。

　　而总结此次北京之行，虽然“双方的期望有一些不一样”，但周德文更多地肯定了“成绩”，“180多个项目，我们认真谈了20来个，可能有12个项目基本上是比较锁定的”。

　　2006年开头的几个月，温州财团“相亲”北京改制国企，成为国内并购市场最为热门的话题，与几个月前的情形大相径庭。而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中国本土公司之间，最为显著的并购动作都来自国有大型企业。

　　来自英国并购市场资讯公司Mergermarket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年，中国本土公司之间发生的并购案为147宗，涉及金额近100亿美金。而前5位的交易当中，有4宗为石油、石化和钢铁领域的国有企业之间的并购，规模高达47亿美金。

　　一方面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横向整合，一方面是民营资本对国企改制的积极介入，正是这两种看似矛盾却并行不悖的趋势，构成了本土企业整合的主要逻辑。

　　做大！做强？

　　2003年以来，国资委力推的“央企横向整合，做大主业，3年要进入行业前3名，否则将被重组合并”的思路，在整个国企改制中一脉相承，延续至今。

　　德邦证券投资银行总监何劲松说，“在一些对国计民生有很大的影响的行业，国资委希望能够培养几支国家队。首先是规模做大，然后就是做强，做强的目的主要是跟国外的同行业的竞争。”

　　“这是一个很大的洗牌过程。每家国企定一两个主业，然后非主业资产剥离到其它国企里面去。国资委在央企做一个模板以后，地方国资委都会效仿，省属企业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天道并购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俞铁成说。

　　上海整合百联集团是一个典型，“原来相互竞争比较残酷的公司集中在一起”。同样的例子还有中国化工集团，“蓝星清洗、昊华、沈阳化工等三四家公司合并，又和沧州大化和河池化工谈好了”。以及，中电集团整合中国信息产业的努力，目标是为了对抗“IBM、微软、惠普等等”。

　　除了石油、化工、钢铁等“依靠资源优势才能够成长的行业”，“商业、地产、医药和家电等，也做得挺多的”。

　　在何劲松看来，“首先是跑马圈地，把大家圈在一起，然后再慢慢整合”，“现在还是在做大，要做强的话，可能面临的问题会大一点”。

　　而这同时也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上海电气集团就是如此，它把优质资产拿出来香港上市，剩下不太好的资产就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处置。”

　　在国企改制中“后发”的北京国资委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思路：控股集团横向整合，集团下属二三级企业或引入战略投资者，或破产、剥离，退出市场。

　　周德文和温州财团赶上的正是这样一个“契机”：北京市国资委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这个平台推出的180多个二三级国企改制项目，涉及资产总额近300亿元。

　　外资？民资！

　　2005年12月16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在温州正式推介了北京的180个国企改制项目。而早在9月，“甚至更早，这些项目就已经向海外投资者推介”。

　　来自北交所的信息显示，从2005年9月开始，北交所先后在纽约、多伦多、西雅图、东京、大阪、新加坡、香港等地进行推介，接触的对象包括投资集团、证交所等金融机构、投资顾问公司，等等。

　　“我们的项目信息每周都会在国外通讯社披露，通过它们与全球的投资者沟通”，“我们非常关心海外市场，每一次都是领导亲自去。”北交所内部人士表示。

　　但海外推广“现在还处在信息沟通的阶段，这个过程相对来说会比较漫长一些”，“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成就，可能要到四五月份会有一些大的动作”。

　　一些和国外投资者长期接触的投资顾问公司认为，海外投资者常常对两类企业感兴趣：“它们要求这个企业，至少行业前3名，每年至少不低于30%的增长，每年的净利润至少1亿人民币，已经有或者预期要有”，或者，“一些设限的行业，它其实就像是买门票。更多的是考虑进入这个市场，对市场份额、净资产回报率、销售收入等会看得淡一些”。

　　显然，“有多少项目能够达到这两个标准”将决定海外投资者的反应。

　　而对北京国企改制项目最热烈的回应来自温州民企。周德文说，“至少在浙江，它跑了几个城市，就是温州反响比较大，宁波、杭州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至少没有听说什么企业正儿八经地介入了。”

　　“北京国资委这次主动跟温州民企对接，对民企来讲，它有一股自豪感，觉得是对温州民企实力的肯定”，周德文说，当然，“企业家考虑更多的还是经济层面”。

　　“一是，北京的战略地位高，国企都有很好的资源。从资产来讲，有很多的流水线都是非常先进的，也有很好的地理位置，又有很多的厂房。更重要的，北京国企的基础都比较好，有比较好的技术人才。”而“温州土地资源特别紧缺，企业规模小，发展壮大不起来。如果在北京有个生产基地，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显然，北交所在温州的推介不虚此行。

　　不一致的期望

　　“收购国企，我们至少有四五年的历史了。我们上海的浙江商会，几乎50%的企业都兼并过国企。”但在北京，周德文和温州民企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北交所推出来的项目和我们自己去选的项目，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我们自己选择的项目是自下而上的。就是我们跟国企直接进行接触，双方谈定合作的条件，再把方案报给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审批。”“优势就是，直接接触，双方的目标期望清楚明了，能够马上进入角色，效率比较高。准入条件也比较低。”

　　而此次，温州民企和改制国企的沟通必须通过北交所这个中介。“这种方式当然有它的好处，阳光下作业，比较规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少。感觉政府的力度很大，国有企业的力度稍微弱一点，角色比较被动。”

　　在北京，对国资委绕开企业管理层推进改制的方式，周德文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政府和企业的目标可能不一致。我们的期望与国资委的期望也有一些不一样啊。”

　　周希望“靓女先嫁”，好的项目能先推出来，并且比较彻底地改制。但“就是这些二三类的企业，它也没有提出来要彻底把它改制。现在更多的还是不允许你去控股。更多的是增资，甚至我们理解更多的是融资，希望你资金给它，但不希望你去控股”。

　　而且，“它的准入条件非常的高。比如说，我们谈过的一个鞋厂，注册资金只有340多万，但它要求妥善安排140多个现有的职工，270多个退休工人，一个也不能让他走掉”。

　　而那些“准入条件相对比较低，可以控股，也可以兼并”的项目，“里面牵涉到一些国企是严重亏损的，也有些是有污染的项目”。

　　新思路

　　但毕竟，温州财团在北京已经锁定了12个项目。

　　“有的项目与我们的产业链相连接，比如我们的兴乐集团谈妥了一家电线电缆企业；有的是属于高新技术的，像鸿泰制革公司，它看中了中科院下面的一个高新技术项目，能够提高它的技术含量、产业层次。”

　　值得一提的是，与京东方的合作意向，也许将开辟民资介入国企的新思路。除了计划中的

液晶显示器上游原辅材料生产，温州财团还有意向以“私人股本基金”的方式介入这家“世界水准的高新科技企业”。京东方“今年计划扩大企业资本，要增加80亿的资金要投进去。他们希望我们温州的民间资本聚集起来，组建一个私募基金，然后由这个基金来投入。”

　　显然，这是一个大胆的构想。在2006年之前，中国本土实际意义上的私人股本基金只有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而具有“约6000亿规模”温州民资当然也具备这种土壤。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民间的资金集中起来，建立一个管理团队”。“北京的一些专业中介机构都已经介入，他们正在帮助我们建立和运作基金。”这个想法让周德文踌躇满志。

　　而这种新思维对于温州民企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在俞铁成看来，随着土地管理的日益规范，前几年，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制造型企业在市中心的地皮，然后土地置换出来开发房产”——这种“很有利可图”的获利方式，“不要说北京、上海，就是在内地城市，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

　　“我们希望把高新技术项目引进到温州来，由民企来投入，改变我们的产业结构。”进入这个“没有多少经验”的新领域，在意识到危险的同时，周德文和他的温州同乡也预期了“高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