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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中国人的“诺奖情结”似乎短时间内仍然难以解开。
5月30日-31日，被各方高度关注的“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召开，令央视著名主持人欧阳夏丹没有想到的是，在向国际大片《美丽心灵》主角原型——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教授请教“获得诺贝尔奖需要哪些因素？”时，纳什以与其演讲内容无关为由拒绝了回答。
对这个典型的中国式提问，纳什似乎很不给面子，也许他不了解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想想看，只有700万人口的内陆国瑞士，竟出了20多位诺奖得主；仅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一个科研机构，先后有15名诺奖获得者；而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惟一一次获奖的中国籍人士李政道和杨振宁，也是在美国工作时获奖，中国人在自豪之余仍有些气短。
对于此类中国式提问，李政道几年前就曾表示：我在中国总是被问到这个问题，而实际上在国外学术界很少有人问某一个研究是在哪儿做的。“本土”概念是很狭义的，一个人的研究可能在几个地方走来走去，哪里有合适的设备就在哪里做。诺奖评奖也从不问这个工作是在哪里做的。诺奖不是目的，科学本身才是目的。
去年底去世的一代数学天才大师陈省身，虽已得到国际上地位至高无尚的沃尔夫奖，也是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的得主，但因不如诺贝尔奖得主更受瞩目而生前少为人知。对此，他不仅不以为然，反而多次说“数学幸好没有诺贝尔奖，省了许多麻烦。”他一生取得最大成就的时期，大多是在美国；而他所发感慨，大多是在国内安度晚年的时候。
事实证明，中国人本身并不缺少获得诺奖的基因，缺少的也许是将这种基因培育和激发出来的土壤和环境。不少人看到了美国人才济济、硕果累累的现象和结果，却忽略了几乎是全世界都在为其培养和输送人才的背后原因，忽略了美国吸纳和重视人才的有效激励制度环境。
诺奖得主米歇尔两年前在谈到该问题时说得更为直白，他认为这有几个原因，首先需要在基础科学领域里有一个坚实的后备基础(中国的科学研究更着重于应用科学的研究)；其次需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培养众多的科学家，这样他们中间出现诺贝尔奖得主的几率就会提高；最后必须做好加大对科学的财政投入准备，这一点应向美国看齐。科学研究不是一种产业，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我们从事科研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创新、革新，为了展现我们的洞察力。
反观中国现实，一旦获得重大奖项和荣誉之后，物质和精神得到极大鼓励，随之而来的还有繁杂的事务，不得不参加许多与自身研究毫无相关的各类社会活动。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再想专心搞科研似乎就难了。就象王选院士所说，当一个科学家频繁地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他在科学事业上的高峰期就差不多完了。
11年前在“无钱无势无知识”的情况下，因策划和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轰动一时的《经济学消息报》总编高小勇，日前为他的《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再版作序时真诚而谦虚地提到，“十一年后的今天，也就是五月，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华举办‘诺奖论坛’。中央电视台为直播这次盛会，邀我来京策划这次报道，我很想笑。”
为什么想笑？是不是与“诺贝尔奖需要哪些因素”的问题一样？是不是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要获什么奖，要从中得到什么利益，要有什么直接的物质和现实的目的？是我们自己想多了，想复杂了？ 如此想来，或许等到哪一天我们不再为此问题纠缠时，我们反倒离诺奖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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