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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难度在哪里？在于管理精英。管理精英是怎样炼成的？当然是系统的训练和丰富的实践。可是，中国的一些MBA教育却剑走偏锋，导致毕业生难堪重任，主要原因在于商学院各自为政，教材五花八门缺乏一致性，同一专业人才却不能在同一平台对话等，6月3日，香港教授郎咸平在“第一财经”频道节目中发出如此质疑。作为经济学者，我深有感触，但是对MBA教育，本人有另外一番看法。
这要从1993年12月份我国颁布第一部《公司法》说起，那时候，政府和工商经济界开始倡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1996年，逐渐开始流行“集团公司”名称，如今再回首十多年来的明显变化，挂着“集团”旗号的企业数量真是全世界之最啊。
《公司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认为，很多人都没有弄清楚，包括政府经济官员和发表很多文章、言论的经济学家们，毕竟我国的《公司法》是引进欧美国家的。《公司法》对全球经济有三大贡献：一，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问题；二，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基本定义(董事会、总经理和监事会的三权制衡法则)。可是在我国现行的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领域里，只是模棱两可地理解为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问题，对后两大要点却心不在焉。
从我国颁布《公司法》那天开始，MBA就像流行歌曲一样开始在中国泛滥开来，享受着众星捧月般的待遇，但是十多年来，MBA在中国却走进毁誉参半的境地，这个时候，思考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开始明晰了。其实，我国非常需要高水准的职业经理人，但是我国MBA教育却在基准上发生错误，为什么？我们随意去走访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欧学院等MBA学生，得到的回答是，MBA学习的是企业战略决策，还可结识一些人脉关系。错误就在这里。既然MBA是培养职业经理人的，当然是相对于企业经营权层次的，是以总经理为第一行政长官的执行力系统，而不是处于企业所有权层次的董事会应该行使战略决策职能的思维系统；换言之，总经理是企业的“心脏”，是动力执行机构，董事会是企业的“大脑”，是思维决策机构，让“心脏”做“大脑”的事情，那肯定要出错的。
显然，经过MBA专业熏陶的职业经理人，对应的目标是促使企业经营权层次上实现职业化，而不能代替企业所有权层次上的权责和职能。可惜的是，我国的MBA教授们总是在企业所有权层面的战略决策职能做“文章”，忽略了企业经营权层面上的经营管理(行政)职能，本末倒置了。再看看我国的经济学和企业管理专业的教授们，大多是在企业经营权层面的学术专家，在企业所有权层面的学术是贫乏的；用自己生疏的专业去教授热情高昂的莘莘学子们，结果会是什么？当然很难学到真知识，大概是为了所谓的人脉关系吧。
我是赞成职业经理人市场化的，总结我以上所说的，其实就是MBA在中国走了十多年的弯路。不管是我国本土商学院培养的MBA，还是在海外商学院镀金的职业经理人，在我们这个充满机遇的国度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至少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担当公司总经理职务的人士并非是企业的大股东，这就说明了我国的公司治理水平已经在摸索中前进了很长的道路。客观的事实是严峻的。我国企业在经营权层次上不断地实现经理人职业化，在企业所有权层次上的董事却停留在“跟着感觉走”的状态，接踵而来的是“空降部队”难以发挥威力的失望伴随着，所以我国的企业可以做“大”，但是不能做“强”，而且经营规模越“大”，危险系数越高。试问，真正有水准的职业经理人在这样的企业里能够找到前途吗？用友软件曾经的空降总裁何经华先生出局，TCL移动通信总经理万明坚先生黯然退位，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必然。
职业经理人其实就是企业经营权层次的专家，他担当的就是发挥企业五脏六腑的职能，无论在西方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环境的东南亚国家，因为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本位意识上符合“董事会、总经理和监事会三者分权制衡”的规律，所以职业经理人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摩托罗拉、IBM、微软、软银、壳牌、JP摩根、米其林、长江实业集团、汇丰银行、诺基亚等全球战略型企业，它们的共性就在这里。
MBA教育在我国要符合市场经济需求，职业经理人要在中国有辉煌的成就，就必须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定义搞清楚，要把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再奢侈一些，就是董事逐步实现职业化，切不可逆天而行。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平衡与制衡》，指出我国在企业管理学科与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理解不同，在于潜意识的不同。我们引进MBA这个学科本身是正确的，倡导职业经理人担当重任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学习和引进的只是“形式”，却没有“实质内容”，那不是形而上学么？连MBA学术基准是处在企业经营权层次都是模棱两可的，这样的“荒唐”事情我们必须纠正啊。(作者为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研究员)插图/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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