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鸣：无欲则刚 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 有容乃大

　　——访长江商学战略与管理学教授曾鸣博士

　　教授简介

　　曾鸣，博士，现任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长江EMBA & EDP学术主任，曾任教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并担任过中欧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现任管理学会会员和国际商务与管理学会的会员。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电子商务、战略联盟、收购与兼并以及全球战略等，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战略管理专家，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企业的发展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曾教授在多家著名管理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并出版学术著作。他与顶尖的中国企业包括海尔、联想、TCL等一直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他的关于海尔收购战略的案例在2000年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案例评比中曾获声誉卓著的Pedro Nueno奖。他的研究还为《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家》等国际知名财经媒体所报道。

　　“大智之人，不眈于行，不逐于力，不恃于技”，在听曾鸣教授真实而坦诚地谈到如何经历了人生舍与得的选择时，这种感觉油然而生。他在INSEAD和长江恬淡地生活，对中国企业战略沉静地思索，对学术研究执著地进取。熟悉他的人都说，无论言与行，曾鸣身上都透射出一种理性的儒雅之美。

　　从INSEAD到长江

　　“我走的路其实非常简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曾鸣对自己早年的人生经历淡淡道来。出生在江西山村的曾鸣，长在省会南昌，高考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91年，曾鸣从复旦毕业后，随当时的出国热潮到了美国纽约，1993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计量经济学专业文科硕士学位后，转到了伊 利诺斯大学商学院继续攻读。这时他的方向已经转到战略学，并师从战略学的著名导师Jean-Francois Hennart教授，因此“比较痛快地”读了几年战略学。“那时，周围基本上没有中国学生，我是这个专业的第二个中国博士生，但我毕业时，中国学生已经占到了百分之十几。”曾鸣回忆说。

　　1998年，当曾鸣博士毕业后，做出了一个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放弃了在美国很好的就业机会，也放弃了香港科技大学发来的聘书，选择位于法国“一个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枫丹白露”的INSEAD(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任教。回忆起这段往事，曾鸣教授发现当年选择INSEAD和如今自己任教的长江商学院颇有几分相像：都由几位在美国从事商学院管理教育的教授回到他们祖国从无到有地创建学院；都有勇于创新的精神；都是年轻的商学院。INSEAD当时吸引曾鸣教授的，是这所学院保留了传统商学院的教学模式，同时也非常强调研究的创新精神。

　　当曾鸣在INSEAD任教两年之后，这所学院在新加坡设立了分校，曾鸣于是来到了新加坡。事实上，在刚进入INSEAD时，曾鸣已经感到将来自己最终会回到中国：1998年2月，他从INSEAD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企业，之后的四年，他一直往返于INSEAD与中国之间。2002年，曾鸣每年因为工作关系，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内，“随着对中国企业了解越多，就越想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此时，他回到祖国的心愿也越来越强烈。

　　曾鸣说：“1998年之后，我回国的次数就开始逐渐频繁，每年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内研究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2000年开始，我在北大、中欧兼课，教学内容也是高层管理短训班的战略课程。在与国内企业家的接触中，我对国内企业的发展有了比较深刻的感受，我想，如果自己的专长能为中国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企业家的培养有所帮助，回国是必然的选择。”

　　2002年底的一个下午，刚上完课的曾鸣，接到了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项兵教授打来的电话，相约一起聊聊天。就在北京一个极为普通的湘菜馆中，曾鸣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加盟即将创建的长江商学院——这所以世界级商学院运作模式为蓝本、且立足中国本土的年轻商学院，“走国际化办学道路，倡导严谨的研究，提供世界级的管理教育，培养中国未来的商业领袖”的目标都与曾鸣的期待完全吻合。2002年3月开始，曾鸣投入了长江的事业，帮助筹建长江商学院。当年8月，他正式回国。

　　这是一个“大舍大得”的决定。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曾鸣从美洲到欧洲，从欧洲到亚洲，最终回到祖国，一路走过来，有一些冒险，有一些舍弃：他放弃了美国的绿卡去法国；三年可以拿法国绿卡，但两年之后又去了新加坡；五年之后可以成为新加坡正式公民，但两年之后他还是回到中国这片故土、选择了年轻的长江商学院。

　　INSEAD的第一堂课

　　尽管离开了INSEAD，但这里却是曾鸣“身为人师”道路的起点。在这里，他第一次走进课堂，站在讲台上，为几十位MBA学生授课。INSEAD的MBA学生大都是来自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商界精英，从牛津、剑桥这样的知名学府毕业，二十八、九岁的年龄，不仅思维活跃，再加上母语是英语，有机会时他们会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一直说下去……曾有同事给曾鸣建议，一定要学会在课堂上让这些来自牛津、剑桥的学生“shut up”，如果不能控制住他们，上课的节奏、国际学生的正常交流都无法保证。

　　第一次要即将走上课堂给这些教授们口中“难以管教”的MBA学生上课，曾鸣的心里难免忐忑不安。所以此前的一、两个月备课的时间内，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去旁听其它教授授课，在大概十个老师的课堂上，曾鸣教授都与MBA同学坐在一起，学习授课内容，了解教学风格，研究其它教师与学生交流沟通的方法。

　　“亚洲战略”是曾鸣教授在INSEAD的第一堂课，只不过“运气非常不好”：当时正赶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所有关于亚洲四小龙经济如何发展的教材上的传统理论都被推倒了，而当时全新的理论尚未建立，当时的形势也不断有新变化，“第一堂课上得很艰难”。不过出乎曾鸣的意料，当他完成了第一堂授课后台下却掌声雷动，第二堂课上完又是如此……他上了16堂课，每次结束后都能得到同学的掌声。

　　但他知道，即使是INSEAD最好的教授也很少会每堂课都有同学的掌声。在初登讲堂得到的掌声背后，他的内心是喜悦加一些疑惑。当学期结束，曾鸣看到学生对自己的课堂评估时，他却发现得到的分数并没有像同学的掌声那样让人激动。最终还是同学为他写的课堂评估解开了他的疑惑，也让他为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所感动：“这么年轻的教师第一次上讲台，愿意用这么大的心思去学习，这么敬业地讲课，我们愿意给他鼓励”，原来，INSEAD的同学们是用热烈的掌声来表达对年轻教师的鼓励。那一年，曾鸣才28岁，比大部分坐在讲台下的同学还要年轻。

　　有一位INSEAD的老教授对曾鸣说过，第一次上课的经验对以后的教学影响很大。正如老教授所言，INSEAD第一堂课的经历此后一直激励着曾鸣在今后的课堂授课时兢兢业业、全情投入。当2002年，曾鸣第一次走进长江、为首期EMBA同学开讲第一堂“管理学略论”时，他为了这两天的课时，足足准备了一个月。

　　随着经验的积累，曾鸣教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授课风格。他在课堂上讲述的每一个案例，绝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当表达出了足够的信息之后，他会把最重要的理论框架藏在故事的背后，让学生经过努力的思考，在大致得出一个方向正确的答案后，他再将最后的答案公布出来，同学因此而对该理论记忆深刻。

　　“案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陷阱都是我预先设计好的，授课时每个时间段要传授哪些要点，同学可能会犯什么错误，这个错误会让他们学到什么，这都是在我脑子里面排练好的。只有这样才能讲出效果。”曾鸣说。

　　因为曾鸣教授将研究与授课的内容结合得很紧，因此，他也将每一次上课当成是一个自己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他很喜欢上课时与同学的交流，教学相长，在这中间也经常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管理学呼唤大师

　　回忆起自己对中国企业的研究之路，曾鸣向《长江》讲述了近年来先后研究的三个课题。

　　第一个课题是“中国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刚回国时，他开始关注联想、海尔等中国企业，并历时四年多进行研究，重点关注“为什么在某些领域中国的企业能够崛起，为什么在有些行业则由跨国公司完全垄断”；在第二个课题中，他开始研究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为什么同样是PC制造商，联想能够成长起来，长城和同创却没有做成功”。曾鸣将这个课题的成果汇编成书，取名为《“略”胜一筹》；第三个课题是曾鸣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重点是中国企业如何才能真正建立起世界级的竞争力。“在什么样的产业，价值链的哪一个环节，中国企业最有可能突破。如何“取势”，把中国的比较优势转化成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的崛起，和日本、韩国、台湾的企业有何异同？如何在全球产业布局中选择最有利的定位？如何进行全球扩张？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品牌和技术的突破向高端延伸？”曾鸣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出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在查阅了两百多家中国企业的资料之后，曾鸣现已确定了涉及数十个行业的近二十家企业作为新的研究重点，他已经为这些企业一一建档，计划于近期走访，以获得最翔实的数据信息、最直接和真实的接触。

　　据悉，这个研究项目的成果将由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在明年六月出版英文版图书，这将是世界最权威的管理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著作，而相应的中文翻译版将要在随后几个月在中国面市。“或许中文版的题目可以叫《龙行天下》”，曾鸣笑着说道。事实上，从1998年起，曾鸣教授就希望自己能写一本关于中国企业崛起如何改变世界的书，现在，这个愿望的实现已经近在咫尺。

　　在长江做学术研究，曾鸣深深地感到：教授最大的贡献、甚至是惟一的贡献，就是从以往的经验中总结出一条理论、一种思考方式。“因为最实用的往往是一个最简单的理论，而绝大部分人还停留在经验的层面，没有足够的功力可以将其精练浓缩，并做到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曾鸣感慨地说道。

　　对学者来说，这的确是最大的挑战，即“跳出经验，将经验总结成理论，再以理论指导未来的实践，只有原创的知识才能带来真正的震撼，只有拥有原创的知识才能更有效地传播知识”曾鸣在研究中一直坚守着这一理念，在授课时也总会画龙点睛地在最后点上一笔，否则就感觉“像水没有烧开”。

　　曾鸣说，现在国内管理学的研究还处在“呼唤大师”的起步阶段。相比在国外专业体系的一个分支里做研究，也有着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做到更高层次，可以整合并提出新理论，可以引导大家的思想，直接影响一代甚至两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思考，而这些在理论体系已经成熟的美国，根本无法实现。曾鸣认为，在巨大的挑战与机会下，管理学者必须研究根本性的问题，具体到企业战略上，就是不断地思考“企业如何持续创造竞争优势”这一战略学的本质问题。

　　有一段时间，曾鸣在研究中也曾感到困扰，“总想研究成果能既满足国外、又满足国内；既满足企业家，又满足学术界，结果发现自己被不同的方向所牵引，而在哪个方向都不能做到满意”。后来他学会“大舍”，只聚焦在中国企业家感兴趣、对他们最有价值的题目。“大舍”之后的“大得”，也是这几年中他最大的转变。“大舍大得”艺术的形成，终于让曾鸣感到能够完全地静下心来、专心专意地做一件事。

　　“可遇不可求”的精神境界

　　尽管授课和研究任务并不轻松，但曾鸣却将时间安排得张驰有度，富有节奏。

　　曾鸣每天早上9点开始工作，因为上午是思路最清楚的时候，他一般在家写些文章、写书或备课；下午会到学院处理一些事情，与同事交流；晚上读读书，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一周内四五次与企业家聊天、交流，两周内有一两天时间安排上课，一个月出差两次去外地企业考察。偶尔也和朋友一起打高尔夫，或者下午出去游泳。

　　朋友总羡慕他工作的灵活性，如果外面太阳特别好，就可以出去享受一下阳光，“但是换一个角度，这种灵活性建立在365天都在工作，大脑时时刻刻在琢磨专业的基础上。所以真正做学术，我觉着这一点的压力是最大的。”

　　曾鸣让脑子休息的经历也很有趣：在INSEAD的第一个暑假，学校把老师们派到尼斯的一个语言学校学习法文。学校规定全天只准讲法文，在三周的学习时间内，对于从来没学过法文的曾鸣，每天从早上8点半，一直到晚上，法文将脑袋里的东西全部洗掉了。而现在，为了记录随时出现的想法，曾鸣随身都携带一个录音笔，不管走到哪里，有想法就可以录一段，回家一整理基本上就是一篇文章，或是一堂课的内容。

　　走过东西方，曾鸣看到的是两个世界中最美好的一面。“我不可能在中国享受到美国的所有好处，也不可能在美国享受到中国的所有好处，你只能选择其中之一，不可能同时拥有：只希望两边的优点会越来越多地融合在一起。”

　　回忆往昔，他讲起刚到法国时，他自己还是有些工作狂，每天都要忙于工作，但有意思的是家里打扫卫生的保姆在工作两周后，向他请假说，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她不能上班，要去南部度假。法国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让他惊讶不已。

　　家庭是最实在的根基，家庭的幸福美满，成为曾鸣对事业追求的动力。尽管在长江的工作日程很紧张，但是，他总会尽量争取一个星期有一两天在家里。尽管在家也是整天坐在电脑前工作，但家人就在身边，转过身，讲讲话，内心却可以充满着一种幸福感。

　　偶尔心情烦躁，曾鸣会有很多办法调节自己的心态。回家，看看历史人文的书籍，看场电影，打场球，爬爬山，好心情自然就回来了。他的习惯是，遇到烦心事，要学会放一放。

　　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是曾鸣比较欣赏的两句话。他说，人不能有太多杂念，要尽可能地保持浩然正气，但不是说非要有逼人的英雄气概，对待事物还是要平和一些。“我保留这种状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如果我撞墙了，我会选择另一种方式，我喜欢这种努力但不强求的精神状态。”

　　后记

　　在2004年底的三亚长江新年晚会上，曾鸣曾被长江同学评为“最儒雅的教授”。在同学的眼中，他年轻、阅历丰富、学识渊博，却谦逊、沉稳、从不张扬，儒雅的气质让曾鸣看起来更有文人的气质。

　　他的儒雅或许与经历不无关系。当曾鸣大学毕业出国时，正赶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时候，不仅社会、经济、人们的价值观都在飞速的变化。出国为他挡住了接触各种不良习性的机会，他笑言自己“被冰封了”。

　　曾鸣在美国宁静的大学城渡过了决定性格形成的阶段，这段经历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曾鸣至今还清晰地记着一件小事：有一次，曾鸣在导师家的客厅讨论自己的博士论文时，身边的电话铃突然响起，不过老师没有拿起电话，依然继续着他们的对话。“这种内心的感受要在当时的氛围中才能体会到”，曾鸣说。当回到国内时，曾鸣沉稳、不事张扬的个性与外界浮躁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初时，曾鸣发现自己也开始染上“坏”习惯，因为作为一个战略学教授， “在什么场合都发表言论，什么话也都敢说了”，他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既然选择了做学问的路，“就要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曾鸣干脆推掉了所有的外界活动，在清静中慢慢地积累知识，思考问题，充实自己。他笑称自己是“本性还算纯良，环境也比较合适，有几次犯错的机会又没有抓住，可能被保护下来了”。

　　身为教授，在长江面对的学生都是中国的商界精英，曾鸣觉着“彼此的角色不同，使命相同。不过教授要经常给他们泼点凉水”。比如哪个企业都想基业常青，教授们要说这只有5%的可能性，原因是什么，可能的陷阱和问题都在哪里。企业家们则是在“受到打击”后，依然执著地把5%的可能性变成100%。“我们必须做冷血动物，企业家们必须热血沸腾。”

　　在长江，当曾鸣遇到了一大批中国的顶尖企业家学生时，教授带来的西方系统管理理念与同学们地道的本土实践开始碰撞、融合，“我们这两拨人走到一起，才有可能真正的中西融合。”对已经毕业的前三期EMBA和首期MBA同学，曾鸣很想说“未来的路还很长，大家一起探索，共同坚持走下去，这是最重要的。”不过，他坚信在十年之后，必将有一批长江的同学顶天立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