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军：公益与商业相结合需要创新智慧

　　“共享价值”的主要表达方式是社会创新

　　《中国慈善家》：你提出的“共享价值”理念跟社会企业这一概念似乎有相同内核？

　　沈国军：对，其实核心内容是一样的，但它比社会企业那四个字更直观，更便于理解。你做一件事情，既做了公益，又做了商业，也就是说，既产生了社会效益，又收获经济效益，在未来，这一定是主流方向。

　　《中国慈善家》：是商业与公益某种适当的融合？

　　沈国军：的确。比如四川老河沟生态保护区，我们接手管理后，在当地发展生态农业，改变农民、农户的旧有谋生方式，让他们的谋生行为不再有悖于生态保护，而是赚钱的同时，有利于生态保护。

　　具体来说，这个项目创造了商业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公益价值。这个价值实际上就是可以共享的价值。过去赚钱会破坏环境，反过来，保护环境还需要再投入人力物力，这本身是种资源浪费，同时也增加了环保难度。但我们把价值共享带进去，不但更好地解决了问题，还节省了资源和成本。人性是趋利的，趋利并不是坏事，关键是如何把趋利引到更有意义的方向上。

　　《中国慈善家》：这是把商业手段引入公益，公益思维如何引入商业，同时又不出现“排异反应”？

　　沈国军：不是所有公益和商业的结合都能达到好的结果，这需要不断思考和创新，企业家最擅长创新。我跟马云接触多一点，近几年，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问题，如何在商业领域创造共享价值。

　　银泰方面的很多商业模式包括业务思考，都在这个理念下。菜鸟的模式和思路就与此相关，它是一个平台，物流跟快递的数据平台，所有快递公司都可以来共享，将来会提高整个行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率，社会资源也会得到很大节约，因此它会产生很大社会效益。但这个社会效益不用靠企业损失经济利益的方式来实现。它本身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社会效益是附加值，是与生俱来的。这是商业追求共享价值的一个体现。

　　《中国慈善家》：如此看来，这一概念是用来探讨资源整合优化利用的问题，方法是以创新方式共享。

　　沈国军：一定是的，其实这个概念很宽泛。对于商业来说，它要有公益性，创造社会效益，对于公益来说，它要以商业思维、手段来提高效率，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创造出对社会有益的、可共享的价值。但这个理念不并限于狭义的商业或者公益慈善范畴，它涵盖的范围更广，是种价值追求，而主要表达方式是社会创新。

　　若环境变好，很多企业家会裸捐

　　《中国慈善家》：去年6月份，你跟马云、比尔盖茨、牛根生、任志强等人吃了一顿晚饭，听说席间一直讨论的是慈善话题？

　　沈国军：都是聊公益慈善，没有聊生意。当时我们也重点说了说银泰跟北大合作的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也邀请盖茨担任这个项目的荣誉教授，他答应了，北大也批了。

　　《中国慈善家》：你跟马云私交不错，公益方面应该有很多交流。

　　沈国军：他现在对公益方面关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也有相互影响。银泰很多公益投向：教育、环保，包括银泰在河北的农业扶贫项目，马云都会参与，很支持。做事情需要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他对这个事情不认同不理解，那没法合作推动。

　　我过两天飞美国，主要是为了“桃花源”的事，我们会去生态保护地两天。马云跟马化腾是“桃花源”的联席主席，实际上他们在商业上有竞争的，但我说，公益的事，你们两个人可以一块来合作，这也体现了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开阔心胸。

　　企业家联合起来做创新公益，是很有意思的事。

　　《中国慈善家》：纵向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对财富的认知有怎样的变化？

　　沈国军：变化非常大。现在的中国企业家，七八十岁的不去说他了，他们还蛮传统的，我觉得有很多50后、60后以及更年轻的企业家，他们对财富的观念有重大的改变，越来越新，不会那么传统。

　　我的很多企业家朋友都在说，今后只要中国的公益慈善立法完善，管理先进，有公信力，跟国际接轨，很多企业家都会裸捐。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环境还不够好，企业家辛辛苦苦挣一辈子钱，可以拿出来做公益，但他不想让别人把钱浪费了。如果真正能捐到他自己想要捐的地方，他很愿意。很多企业家没有那么传统，也没说一定要把财富都留给自己的后代，他可能留一部分就够了。

　　把钱都传给后代有什么用呢？从古至今，富过三代的又有多少？把那么多财富传给子女，弄不好反而害了他们。

　　《中国慈善家》：我们接触的企业家，多有类似表达。

　　沈国军：就是这样子，企业家如果没有不良嗜好，他用不完那么多钱。我一直说，做公益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你做很多公益慈善，内心会很充实。帮到别人，就是帮到自己。

　　说回来，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公益慈善的法律环境太不理想。我的很多朋友也有去做家族财产信托的，财产信托只能到国外去做，因为在那里受法律保护。但中国不行。

　　关注“未来的项目”

　　《中国慈善家》：你是北京浙江企业商会会长，从整体上看，你觉得现在中国一些商会对公益的参与度如何？

　　沈国军：2004年，我被选为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的第二届会长，第三届、第四届我是名誉会长，去年被选为第五届会长，算起来，也做了10年了。纯粹是当作公益来做的。

　　我们商会里也有公益捐款这类活动，但基本上还是以突发性自然灾害的灾区捐助为主。一般都是代表商会捐些善款，临时性的，不系统。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各商会普遍的情况。相较于民国时期，企业家在商会这种组织形式下，暂时对公益慈善的参与还不够。

　　《中国慈善家》：民国时期的商会捐款量非常大，对慈善的参与也非常积极。

　　沈国军：某种角度上看，当时社会的慈善氛围相对好一些，企业家对公益、慈善参与很多。杜月笙是当时商界最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本身是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主席，也是当时红十字会的副会长，那时候公益机构里很多都是企业家。当年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宁波人，发动他们商会里的企业家和家族的公益机构为抗战捐了很多飞机。类似的例子有太多了。

　　《中国慈善家》：银泰基金会的成立，是你个人和银泰系统性做公益的起点么？

　　沈国军：我本人对公益理解其实很宽泛，倒不一定说有了基金会，或者是你参与某个具体的公益事业，这跟我提出的“共享价值”有根本联系，就是只要有公益的心态，任何时候都可以参与公益，产生公益的表现、表达，都可以的。只要是对社会进步有贡献，对解决社会问题有贡献，我认为就是公益。

　　《中国慈善家》：你更关注一些发展中的领域，比如美国很多机构都在做文化、艺术类公益项目，在这方面，银泰基金会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项目就很典型。

　　沈国军：没错。救贫救急这些基础慈善当然非常重要，但我觉得不能做滥，泛做，否则就是资源浪费。现在基础慈善大家都在做，实际上很多地方在浪费资源，效率很低。我作为企业家，那就发挥我的特长，主要关注一些新领域，发展中的领域，去做一些创新。

　　《中国慈善家》：早期应该也做了不少比较传统的公益项目。

　　沈国军：一开始确实如此，参与公益总有个过程的。从1997年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组建，一开始规模比较小，早期“撒胡椒面”式的公益我们也做过不少，很多都蛮传统的，这里捐一点，那里捐一点。有的捐对了，也有的效果并不理想，过程中有很多感悟。

　　随着企业的规模不断做大，在这方面投入也相应增加，我们就开始关注一些有价值、有意义，但还未得到发展和推动的项目，一些未来的项目。近现代史研究项目是其中之一。

　　《中国慈善家》：银泰公益涉足的环保、教育项目也有类似特点。 沈国军：生态保护属于环保领域，但我们是用创新的模式来做，把国内很少尝试甚至从无到有的模式地建立起来。

　　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属于教育领域，很多人和机构在做教育，但我们实际上是在填补空白，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么一个专业，十个人可能改变不了什么，对吧？一百个人可能有点作用，假如一千个人甚至一万个人在公益慈善行业里工作，他们是经过非常系统的训练的，有更好的理念，有宽阔的视野，有更专业的能力，那会对整个行业水平有很大的改变和提升。这一点上，我相信比捐多少钱更有意义，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