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冷万欣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从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中的凄美爱情故事，到时下很火热的各类爱情影视作品，中国悠悠历史长河之中从来不缺乏爱情故事。

　　而婚姻作为种种爱情故事最常规的结果，自然爱屋及乌地被认为是最神圣的事情。虽然有人戏谑称，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以此类推，没有婚姻的爱情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在中国从古至今，婚姻都被看作是人一生中的首要大事。

　　日前，民政部发布《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下文简称《公报》），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

　　《公报》中的详细数据显示，2014年依法办理离婚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粗离婚率为2.7‰，比上年增加0.1个千分点。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95.7万对，法院办理离婚67.9万对。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今，我国离婚率已经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离婚人数更是持续走高，从2010年的267.8万对增加至2014年的363.7万对，这数据不禁让人感叹，爱情怎么了，婚姻怎么了？

　　进而有专家分析称，微信、陌陌等社交软件，可能成为诱发婚外情的工具，变为婚姻的“新杀手”。

　　都是社交软件惹的祸？

　　但是专家的分析究竟是一家之言还是普遍共识，难下定论。

　　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媒体近日做了一次关于专家看法的调查，结果是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社交软件只是一种沟通工具，离婚还是因为婚姻本身存在问题。

　　如果社交软件是继“高房价”之后的婚姻“新杀手”，那么这个杀手真的有点不太“冷”，反而火得要命。

　　根据今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数据显示，在个人互联网应用领域，即时通信在网民中的使用率继续上升，达到90.6% 。截至2014年12月，手机即时通信使用率为91.2%，较2013年底提升了5.1个百分点。

　　按照专家认定的“杀手论”逻辑，以数据显示的社交软件的普及和使用程度，怕是所有婚姻都“难逃一死”。而且，对于社交软件作为“新杀手”这一定位也难以让人信服。

　　社交软件本身只是一种通信工具，没有助长离婚的能力，更不是价值判断的标准。其产生与发展，是移动互联网与即时通信技术的进步。举例来说，每年我国各类伤人案件中，都有刀具的身影，刀具本身是为了烹饪和日常生活应用之便，难道要因为伤人案件的出现而废止刀具的使用吗？这无疑是一种因噎而废食、削足以适履的愚蠢方法。故此，这一定位本身就是一种“傻傻分不清楚”。

　　此外，且不说不是所有的离婚都是婚外情造成的，就算是出轨，使用社交软件就能出轨的婚姻对象，显然不是好的对象。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倒在沙滩上”，回想起曾经出现的高房价、婚姻法等“旧杀手”前辈，社交软件作为“新杀手”显然“不称职”。按照这种看似周密全面，实则漏洞百出的逻辑，以后只会出现更多的“新杀手”躺枪，为离婚率的连涨埋单。

　　所以，把社交软件定义为离婚率连涨的“杀手”显然有些言过其实。

　　但不可否认的是，统计的数据显示，2014年，通过微信、陌陌等社交软件，发生婚外情的案例激增20%，各种各样的“交友神器”成为滋生婚外情的温床。社交软件与离婚率的高涨显然又不无关系。事实上，任何一种技术的进步，都是将复杂变得简化的过程，包括社交。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社交软件的普及，是基于更方便的交流和联系的考虑，甚至很多时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因为社交软件而成为好友。但是由于使用主体的不同，可能出现诱发离婚的情况。

　　很多年轻男女也都在使用社交软件聊天，每天都会结识新的朋友，其中也不乏成为恋人的情况。便捷的聊天方式让原本没有交集的人因为网络而产生了一段缘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而如果是婚姻状况已经出现问题的背景下，网络聊天的形式就会让在婚姻生活中越发孤独的人得以倾诉，内心原始的冲动更容易得以兑现。近而导致出轨、离婚等现象的出现。而且由于社交软件太过“方便”，很多人沉迷于低头聊天，忽略了家人的关爱，引发了夫妻之间的矛盾，从这一角度来说，社交软件也有责任。所以，我们应当重视社交工具在婚姻中可能出现的反作用，但不能因为社交工具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就简单地认定其是引发离婚的主要原因。

　　换言之，如果把婚姻比作骆驼，当骆驼出现病症时，社交软件可能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显然不能把骆驼之死简单归咎于稻草。所以，社交软件的催化是离婚率上涨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是次要原因而非主要原因。

　　但我们需要看到，离婚率作为衡量社会总体婚姻状况的数值，逐年上涨的情况应当引起重视。但是这种重视不是简单的归纳和道德谴责，只有深入了解其主要的成因和趋势，才能有利于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应对各种情况。

　　时代变迁与“离婚脱敏”

　　事实上，离婚率出现逐年上涨的情况，不是仅在中国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都存在的问题。

　　从近十几年的数据来看，成年人口未婚率、离婚率逐渐走高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014年，在美国的成年人口中，单身群体的规模首次超过婚姻群体规模，占比50.2%。在上世纪50年代，90%以上的已婚夫妇能将他们的婚姻维持到10年以上，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50%。此外，韩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离婚率也非常高。

　　这种现象背后，包括中国离婚率高企的情况在内，其实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婚姻的理解和态度的转变。

　　早年间，婚姻对于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很多外国地区来说，都是庄严神圣的事。而作为婚姻的反义词，离婚就成了人们讳莫如深的敏感话题。

　　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虽然是男权社会，但是丈夫不能够随便休妻，因为夫妻的离异受到家族观念的支配和情理的约束。

　　而且，古代社会十分重视各自社会关系的稳定，离婚不被提倡，所以离婚率很低。尤其在宋代以后，士大夫阶层多认为休妻的人没有品行。在“夫妻义重”的大背景下，不敢轻言离婚，很难“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反观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于家庭的依赖变得弱化，却更加突出个体意识，而且对于离婚的看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离婚在现代只有法律层面的流程，道德层面的压力已经很小，离婚手续的简化，降低了婚姻本身的法律约束力等，导致了离婚率的上涨。

　　从表面来看，会有年轻人乐见其成，认为是人性解放和进步的象征，也会有老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系列现象就变得有迹可循。

　　通过梳理相关离婚率的资料会发现，我国离婚率持续走高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已经出现。

　　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迎来了剧烈的变迁，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地提高，传统社会中的男权主义逐渐被男女平等所代替，女性有能力追求更适合自己的婚姻生活，而且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分布的变化，让很多夫妻形成了短期分居两地的局面，也成为了婚姻中的不安定因素，导致了离婚率的攀升。

　　从文化背景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家本位”文化非常浓厚，使人们难以轻易地作出离婚选择，而现代社会“个人本位”文化使人们对婚姻关系的处理变得从容，由于现代思想的灌输，包括电视、 网络等媒体渗透带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实际上都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人们的婚姻观。

　　实际上，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出现了人口迁移的现象，而这种人口迁移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复杂化。这种复杂化呈现出的是，由亲缘和地缘构成的邻里街坊式的熟人型社会向由就业、住所等因素构成的陌生型社会的转变。这也是为什么城市离婚情况比农村偏高的主要原因。在农村地区，父老相亲，很多时候邻里之间是一辈子的朋友，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都比较看重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而城市则不然，人们来自各地，社会层面的约束力很薄弱，导致了婚姻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尽管离婚在早年间是敏感的话题，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在无形中对人们的婚姻观做了一次完美的“脱敏治疗”。不仅治好了人们对于“离婚”的“敏感症”，还让婚姻远离了高高在上的神坛，变得接地气与平凡化。

　　因此，离婚率高企是一个社会事实，它成因的复杂性、情况的多样化，都说明这一社会事实是社会变迁所引发的阵痛，如果片面地把社交软件等冠以“杀手”名头进行归因、武断地下结论，未免过于轻率。

　　不过说到底，婚姻还是夫妻二人的事情，虽然现代社会不提倡《孔雀东南飞》中“自挂东南枝”“举身赴清池”的做法，但是婚姻如同张爱玲的文章《爱》之中所讲“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要遇见的人”一样，天涯两处的男女凭着咫尺的缘分，走到一起，组成家庭，更应当好好珍惜和经营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