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宁

　　“淅川为南水北调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不该被忽略。”

　　自今年7月在北京、石家庄、天津等地巡回举行淅川移民精神报告会之后，淅川县成为了移民县中的“明星”，但淅川当地人却在如此感叹。

　　淅川是河南省南阳市下辖县，位于豫西南边陲，豫、鄂、陕三省交界地带，因淅水纵贯境内形成百里冲积平川而得名。不过，百里平川正被不断上涨的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淹没。进入10月中旬，水库水位逼近历史最高纪录160.07米，南水北调中线通水条件愈加成熟。

　　名不见经传的淅川，事实上已为这项仅次于三峡的新中国大型水利工程准备了半个世纪。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为修建丹江口水库，淅川历时20年移民20.2万人；进入新世纪，随着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以及渠首水利枢纽工程修建，淅川再次移民16.5万人。

　　同时，因身处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和首渠所在地，淅川无疑是整个中线工程最重要的水质守护者。当这项“天字号工程的重要任务”与一个正处级小县城遭遇，后者的政治经济运行模式逐渐被颠覆和重建。对此，淅川的干部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移民往事

　　“什么是‘移’？‘移’就是连根拔起或斩根拔起，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于一辈子都在移民的淅川人，长期关注这一群体的河南作协委员张家本如是形容。“听说，有家王姓移民，什么都舍下了，就舍不下老宅子上那棵柿子树。于是，全家动员挖了个很大的树坨，绳捆索绑装上车，运到新家种下，天天盼着它生根发芽。谁知道老树死了。这家人看着老树没有不流泪的。还听说，张家有条狗被牵到新村后不知所踪，后来发现它跑回了老家，赖在老窝里不走。老树死了，是它太难‘移’；老狗不走，也是太难‘移’。动植物尚且如此，何况有情有义的人了。”张家本感慨。

　　按照“近期引丹灌溉，远期南水北调”的规划设想，丹江水库枢纽工程1958年破土动工，初期正常蓄水水位157米。同期，淅川2396个自然村被淹，2.2342万淅川人支边青海。“这是淅川第一次移民。因为水位不断上升，1961年、1966年、1971年，又有多次移民潮，每次都移民数万人。这些移民或是迁往外省，或在本地投亲，或是依靠安置。但大多不成功。”著有《移民村往事》的南阳移民村张义岗村小学校长张书强回忆，“迁往湖北的淅川移民与当地人关系不和，后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回乡。”

　　即便后来不再外迁他省，这些移民一样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上世纪70年代的搬迁以后靠安置为主。当时安置房的建房原则是人均半间房，不足部分国家给予补贴，人均补贴标准210-250元。（那些安置房）地基以上的墙壁用上5-7层砖，其余的墙壁全用土坯。由于水位不断上涨，房子被泡倒了，往后挪。再盖，再泡倒，再往后挪……挪来挪去，房子质量越来越差，有相当一部分人干脆搭个草庵住，只有那些要娶媳妇的户，才住个毛坯房，那已是上等户了。”张书强在《移民村往事》中写道。

　　200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坝加高工程及移民迁安任务下达，淅川需移民16.5万人，涉及10个乡镇、64个村的9067户，动迁人口占库区搬迁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现在移民是以人为本，既要严格执行搬迁政策，又要满足移民的诉求，搬迁难度仍然很大。”淅川移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复杂的移民工作让淅川以及其他地方政府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以移民试点村张义岗村为例，自2009年8月22日起，邓州市组织了300多名副科级干部进驻张义岗村，每人包一户，协调解决移民的问题。

　　淅川移民工作自2008年12月启动，至2011年8月25日结束，历时两年零九个月，比原计划的四年时间大大提前，但也有12位工作人员为此殉职移民前线。

　　工业与水质之间的衡量

　　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水源区、淹没区和渠首所在地，境内水源区面积为2616平方公里，水库水域面积506平方公里，占丹江口水库水面的48.3%，更是南水北调水质保护的核心区域，也是水源地安全保障区。

　　南水北调，水质决定成败。淅川主政者的压力可想而知。“进入‘后移民时代’，我们把‘保水质迎通水’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确保一池清水入库。”淅川县委书记马良泉在接受《河南日报》采访时表示。

　　不过，这也改变了淅川的经济发展模式。

　　官方资料显示，自2003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以来，原本以工业为主导的淅川对南阳泰龙纸业等338家造纸、冶炼等企业实施了关停并转。另外，对于新上项目，淅川执行着几近严苛的审查，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符合水质要求的，一律不批，先后否决了40多个存在污染的重大项目。为此，淅川县财政收入一度下滑40%。

　　“原来淅川在南阳各个县区的经济排名是很靠前，不过，现在淅川已经被其他县超过了。”淅川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感慨，“领导总强调，淅川是在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关停了这些企业。其实他很清楚，这相当于砍掉了淅川的主要经济增长点。但他是一把手，得顶着。”

　　失去这些利税大户的同时，淅川还有一些不得不支出的费用。

　　1997年，为了解决库区群众生活问题，淅川提出“开发水面，水兴淅川”战略，制定了“百里万箱下丹江”的网箱养鱼发展目标。截至去年6月，丹江口库区淅川境内共有网箱41729个，涉及养殖渔民1.2万人。

　　虽然网箱养鱼产生的残饵、粪便会被库区野杂鱼和各种水生生物再次利用，但仍会增加库区水中的氮、磷含量，对水质造成一定危害。于是，淅川县政府不再允许渔民网箱养鱼。为保证渔民的生活，淅川县贷款一个多亿，专门用于网箱养殖户的补偿。这相当于淅川县2012年全县财政收入的近两成。

　　“多亏有库区耕地占用税等十多亿元的国家补贴，淅川县政府才得以运转正常。随着最后一笔库区耕地占用税去年入库，现在县领导班子坐在一块谈起钱的事，各个不停抓头。”淅川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虽然国家在水质保护方面有资金支持，但仍避免不了一些计划外支出，“比如国家出钱，在各个乡镇建了污水处理厂，但厂子建成后的运行费用谁来出呢？”

　　转型寻找出路

　　转型，成为淅川的必然。

　　诸如新型工业，目前被允许进入淅川的，更多是一些排放达标的。目前，作为亚洲最大汽车减震器生产厂家，淅减公司斥资15亿元建成淅减产业园，旨在打造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如今，已经有60家配套企业入驻园区。

　　这些新型工业项目大多上马不久，尚需时日方可产生效益。跟它们相比，那些被关停并转的污染企业的转型更引人注目。

　　淅川一家年产值将近亿元的乳业公司，因为排污成为当地政府“不欢迎”的企业。后来，这家公司响应淅川“保护水质，生态兴农”的要求，成立一家主打丹江口纯天然农产品的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这样，原本默默无闻的企业很快成为南阳市重点培养的上市后备企业。“我们正在筹备新三板上市，还涉及到一些土地证和工商登记手续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县领导很上心，他不光帮着我们解决，还经常就我们的发展规划提出一些宝贵看法。”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说，在淅川，像他们这样顺势转型的企业不在少数，方向大多是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

　　转型的不光是淅川的企业主，当地的官员们亦不例外。

　　“为确保水质安全，前段时间淅川30多个局长全都住在陶岔村派出所（渠首大坝所在地），每个人都是从早忙到晚。这几乎是整个淅川八成左右的行政力量。”淅川县委常委陈太良说这话时正在兼具旅游开发和水质保护功能的陶岔村风情小镇项目现场视察。

　　陈太良最担心的便是所负责工程能否按时完成，“工程总包方不着急，不能按时完工就是罚点钱，但上级对我们的要求是刚性的，完不成就要面临行政处分。”因为马上要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的陈太良才在记者的提醒下才刮了刮满脸的胡茬。

　　今年以来，淅川县政府先后出台了《淅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淅川县碧水工程实施方案（2014—2017年）的通知》和《淅川县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规划实施考核办法（试行）》等文件，前者以台账的形式将任务下发给各个局领导，后者则细化了考核规则。

　　与此同时，由监察局牵头组成的督查组定期对碧水工程各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并及时通报，通报中不乏一票否决、对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严格追究行政责任等严厉措辞。

　　这不是纸上谈兵。10月22日，在南阳市和淅川县合并办公的保水质迎通水指挥部一楼大厅内，既印有起止时间为9月9日至10月31日的《保水质迎通水渠首重点工作台账》，也有用粉笔写的第51期渠首区域工作督察情况。

　　“南阳市一位领导来视察时说得很清楚，现在通水在即，谁的工作出了问题，就处理谁。因为你拖的不是淅川的后腿，更不是南阳乃至河南的后腿，而是拖了南水北调这项天字号工程的后腿。”一位国庆期间仍在工作的副处级干部双眼布满血丝，已经有段时间没睡过好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