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兴艳

　　[ 比如说，香港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和国际企业在境外的总部和营运中心，香港可以多一个“总部经济”，对内地企业来说可以利用香港走出去进行收购 ]

　　香港的“铁娘子”也觉得有些累了。

　　史美伦，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商界女性之一。目前她是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非执行副主席、香港地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为史美伦带来“铁娘子”美誉的，是她在香港和内地数十年的监管者经历。她曾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香港廉政公署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及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等职。

　　在这个气氛不一样的夏天，史美伦在特区政府总部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

　　我们还没到放弃香港的地步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认为，香港竞争力在减弱，你怎么看？香港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史美伦：香港不再是唯一，面临很多竞争，而且别人也非常努力。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大家都说开始的时候香港是唯一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现在伦敦其他地方都在争取。

　　我觉得我们香港人的心态要有一些调整。第一，人民币国际化不是点对点的问题，是整个网络，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政策，也是货币慢慢走向自由兑换的其中一个过程。国际化的话需要多一些网络，多用，国际化才可以达到国家政策目的。

　　因此如果只通过香港这个口，其实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尤其是伦敦这样一个有时差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人民币国际化绝对是好事。我们要争取的是优先、首要和领先，我们不能要求做唯一的。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优势，香港到底是对内地经济比较了解，比如说如果推出人民币产品时，可能香港接受的能力会比伦敦要高。

　　其实在香港，大部分人还是感觉到香港经济和内地经济是分不开的。金融这方面更不用讲了，有很多数据。我们的交易所上市企业60%是与内地有关的企业，每天的交易量差不多60%也都是围绕这些企业。大家都知道中资已经是香港的一个持份者，我用持份者(stakeholder，也有翻译为“利益相关者”，编者注)这个词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中资是这里的持份者，也是香港的一部分。就像汇丰、渣打、太古这些都是长期的英资公司，香港人就当它们是一部分一样。中资也是这样，在金融市场方面，过去六七年，很多中资的金融机构到香港来，公平地说，到香港来的大部分中资企业都是守规矩、入乡随俗的。

　　来到香港他们非常了解香港的游戏规则，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也有违规和不规范的，这在什么市场都有。也不一定是内地人，香港人也有这样的，最重要的是香港的条例清晰，我们的执法公平公开公正，而不是针对某一方面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不单是内地的企业和投资者，还有国际企业和投资者都对香港有信心的原因。

　　竞争力我们没有以前强，是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导致交易成本比较高，这是事实也是现实。可是这不是绝对的问题，国际上重要的金融中心没有一个房地产便宜。虽然付出的成本高，可是拿到的服务一流，这是香港要保持的。房地产贵不是一天两天发生，或者是一年两年就可以解决，我们要靠提升服务质量来发展。比如我们金融发展局22个成员加上36个委员会成员，大家都看到我们该做什么事，香港在金融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做。总的来说，香港的经济和金融的底子还是好的。

　　我觉得会影响我们竞争力的大问题，是不管特区政府有什么政策，一到立法会就“拉布”(注：议员利用议事程序，通过冗长演说辩论延迟议案表决)瘫痪下来。这让我很痛心，政府公务员的精力都去应付立法会了，这个需要继续努力找到解决方法。房价高带来很多怨气。

　　日报：所以在你看来香港未来定位还是要加强金融中心，对于香港要不要转型，你怎么看？

　　史美伦：你要有条件转型啊，比如很多人说香港应该发展企业，像韩国、日本甚至内地一样发展高科技企业。但是香港只有八所大学，做调研的人也不是很多，特区政府在教育方面投资确实不足，要在香港大规模发展高科技企业，我们还没有条件。特区政府很想成立一个科技局，可以帮助做大科技产业，但我看不到在很短时期内能够做到很大规模。

　　你说转型，我们要怎么转呢？上世纪80年代我们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中间的过程是这些企业挪到深圳、广东去而不是消灭了，因此转型是一步一步来的。现在香港要转型不是不可能，但我认为应在现有基础上、把现有优势发挥出来更重要。

　　比如说，香港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和国际企业在境外的总部和营运中心，香港可以多一个“总部经济”，对内地企业来说可以利用香港走出去进行收购。十多年前中国内地企业出去收购的例子都不太成功，原因是虽然有钱，但软件方面不够，收购只是走了第一步，能不能成功要看买回来后如何管理，香港的金融业服务行业以及中后勤的服务水平都很高，可以更好利用起来。现在看到有中信将总部搬到香港的例子，可能以后还会多几个。

　　日报：这些年来香港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怨气很大，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史美伦：我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房价高带来的。年轻人毕业后出来做事，希望很快买一个房子。但我年轻时和很多朋友的心态不是现在这样，以前我们从来没这样想。不单是香港，在外国也是，起码做了十几年工作才能买房。可是现在香港年轻人觉得，我做十几年都不可能买到房子，房价高确实带来很多怨气。

　　以前大学毕业生是天之骄子，大学毕业出来肯定找到很多工作。现在随随便便都是大学生，但给大学生做的事情没有多出来。很多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感觉已经是大学毕业生，有些工作不能干，应该干大学毕业生的事，问题就是有很多以前感觉大学毕业生干的事，现在根本不用大学生，因此这方面也有怨气。

　　我跟这些大学同学聊的时候，发现竞争比以前强了，但他自己的竞争力未必很争气。全世界基本是一样的，年轻人都感觉没有上一代幸福了。

　　香港的大学生如果愿意的话，世界是很大的，可以“北上”找工作，可以到新加坡和很多别的地方。但跟这一群大学生讲了，他们又感觉香港很好，不愿意离开。这跟我们年轻时有很大区别，我们感觉哪里都可以去，现在他们新加坡可以去，到上海、北京可以考虑，重庆、成都就不考虑了。香港年轻人想法还非常窄，其实他们的世界已经比我那个时候更大更广。

　　一些香港媒体专门写负面，内地人来了就是争了我们的饭碗。你到大学里面看，内地来的学生都是成绩非常好的，怎么不问为什么我们自己本地的学生不争气呢？内地来的学生变成香港的一分子，这绝对是好事，金融界和商界精英都这么认为，现在大部分香港人对内地同胞的反感其实是最底层的。

　　内地企业愿意雇用香港人

　　日报：香港这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例如过去一两年贪腐情况高层化，大家也在怀疑香港廉洁的核心价值是不是也受到侵蚀？你曾担任廉政公署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你怎么看？

　　史美伦：这很可惜，我对廉政公署发生的事感到很痛心，其实就是个别事件吧。当然比如说现在一些大的案子是非常不好的现象，可是问题也要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你的官有多高，你还是受同样一个法律体系的监管。香港可能超过95%的政府公务员都是廉洁的，香港社会还是很有秩序的。

　　内地来的朋友都跟我说，内地到香港的企业都很愿意雇用香港人，感觉香港人还是比较老实、守法、规矩，交代的事情做得非常细非常好，我们在敬业乐业方面还是好的。

　　日报：去年阿里巴巴计划到香港上市带来同股同权争议，这到底是核心价值还是香港的制度优越感？

　　史美伦：他们把同股同权提高到道德层面上去了，其实这件事不是很大也没有那么严重。当时我感觉处理不太好，我们作为咨询机构的文件已经出去了，给了一些意见，交易所很快也会出一个咨询文件。我们发表的意见是应该好好理性讨论，同股同权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是不是看看现在别的市场怎么处理这事。

　　有些很好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人感觉以前的政府好，那些人那个时候还没出生，这些学生怎么知道港英时候好呢？我经过以前的制度，我可以讲，当时大家对创新还是持比较勇敢的心态。当时国企来香港上市就是创新和很大一个突破。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非常鼓励内地来的人要融入香港社会，变成香港的一分子，多参与香港的社会工作。比如说咨询委员会要多一点内地人，特区政府要委任他们，也让他们发发声音。他们这一批人，能对香港社会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能让香港人看到不同类型的内地同胞，而不单是自由行的游客。

　　日报：用十分来评分，你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多少分？

　　史美伦：我觉得我们要做好本分，在香港金融发展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是有担忧的，几年来香港都是谈论同样一个议题，大家都很累。我希望过了这个坎，以后大家会慢慢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