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兵，生于1960年代

　　现任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及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在加入长江商学院之前，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他还是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首批（七名）核心教授之一，并曾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

　　口述：项兵/整理：理财周报记者吴爱粧

　　做教育的杠杆最大

　　如果说自己做一个公司是N=1，如果能够指导一家公司一年成功做10-15个项目，N=10-15，所以说做教育的杠杆是最大的。

　　年底的行程表依旧密密麻麻。近日辗转在台湾、香港、巴黎、瑞士等各地做着各种学术交流，参与国际重大会议，忙碌但快乐。

　　我是永远积极、乐观、正面、阳光、有建设性、面向未来的一个人。我最喜欢做的是想事。我希望我是一个思想的贡献者，带来新的思想、新的视野、新的思维，并且这种新的思维，又确确实实地能把矛盾化成和谐的因素，把负债变成资产，把冲突变成合作与友谊。

　　20多年前我还想象不到我会与管理学结下不解之缘，10多年前我也料想不到长江商学院的存在。

　　1982年，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大学生代表团19位成员之一赴日本访问。这次日本之行震惊了我：当时的东京都人口比我们的上海市多，却秩序井然，非常干净。当时我心底隐隐萌生了一个想法——国家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科技，更重要的可能是经济和管理，尽管当时我连经济和管理都分不清。

　　我们那个时候念书都是为了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此次的日本访问在我内心触动很大，工科出身的我下定决心要改学管理。

　　1983年从西安交大毕业后我公费去了加拿大读了MBA，后来还念了会计学博士，并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做了三年的副教授。

　　93年正好赶上香港科技大学刚刚建立，我就来应聘加入了香港科技大学。95—97年我同时在香港科技大学和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两边跑来跑去地教书，教书之余我自己也做些研究。但我发现仅仅是做纯粹西方主导的学术性研究对中国的帮助还是比较有限。我当时认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有效方式之一，可能是改变那些掌握大量资源的企业领导者的思维。

　　如果说自己做一个公司是N=1，如果能够指导一家公司一年成功做10-15个项目，N=10-15，所以说做教育的杠杆是最大的，也选择了一直从事教育，迄今为止从未动摇。

　　一个早餐定下的“商学院”

　　但怎么走向世界呢？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跳板，至少是走向全球的第一步。

　　1999年我到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EMBA教育，做得不错。不过我心里还揣着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给中国打造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商学院。

　　但怎么走向世界呢？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跳板，至少是走向全球的第一步。

　　不过我最初的想法仅仅向李嘉诚基金会寻求资助，在香港建立一个北大光华的教学点。说得直白点，我是寻求资助、“要钱”去的。

　　200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李嘉诚先生和我在刚刚建成的北京君悦酒店共进了早餐。令我诧异的是，在一代首富的餐桌上竟然只有米粥、馒头和4小碟咸菜。

　　在那顿早餐上，李先生说，中国已加入WTO，全球竞争压力加剧，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更好的待遇把全球优秀的管理学者请回到我们中国来，来更好研究中国企业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为我们国家培养一批具有世界视野和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呢？

　　我当时也思考了很久，因为创建一个学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如果长江能够成功，对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多元化、生态的多元化乃至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都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我认为值得一试。

　　343计划：十年跻身十强

　　我们希望长江商学院在10年、15年之后成为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商学院，至少是之一。我认为这个梦是可以做的。

　　2002年，长江商学院正式创立。从创办伊始，我就喊出口号说，长江要用10年的时间做到世界10强。

　　而在这份10强名单中，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拎出哪一个都像是无法逾越的巨人。当时很多人可能觉得我是个疯子。

　　而在我看来，长江商学院迅速崛起，只是顺势而为，主要是取中国经济的再次崛起之势。

　　当时乃至现在国内的多数商学院，都是以教学为主导的“传声筒”、“培训公司”的打法，相对重视关注认证和排名，而很少实践教授治校与学术研究立校。长江不仅拥有40多位全职的世界级教授队伍，他们80%以上都在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担任过终身教职，这是国内唯一，美国以外的商学院中少有。

　　为了和世界级商学院竞争来招聘全职的师资，长江商学院在学校体制上做了一些探索。第一它是国内唯一实行“教授治校”管理模式的商学院，从这点来讲我是权力最小的院长，任何教授的任命、提升都要经过内审、外审、无记名投票等流程。这个治理体制同时也是吸引世界一流教授的一个先决条件。

　　第二，长江是以学术研究为核心的学校。斯坦福的伟大、普伦斯顿的伟大，都是学术优秀，都是学术研究优秀。没有学术，我们的教授过去5年人均在全球顶级的管理学杂志发表论文数量到全球第六，我认为是太不容易了。

　　长江的第三个差异化有赖于李嘉诚基金会强大的财务支持。拥有世界级教授并以研究立校都是需要强大的财务支持的，可以说世界上任何好的学校都是钱堆出来的。斯坦福如此，哈佛也是如此，普林斯顿也是如此。

　　当然，我们是在中国，要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教育机构，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跟斯坦福、哈佛这些学校怎么去竞争啊？

　　所以我们实践了一些差异化与大风流创新。比如说我们研究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我们研究中国崛起对全球的影响。

　　我把中国商学院的模式分成了三代：第一代基本是把西方的东西传到中国；第二代我们研究中国问题并产生了一系列源自于中国的新的管理理念和思想，可服务于中国乃至全球企业。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了第三代，就是在未来十年研究一些重大的全球问题，对这些全球重大问题的方案提出建设性意见甚至是主导的研究。

　　通过启动第三代模式，我们希望长江商学院在10年、15年之后成为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商学院，至少是之一。我认为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可以是我们对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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