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兵

　　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成为当下热门话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形成对内贬值造成通胀的原因各有说法和感受不同，但是，对外升值数据是准确而真实的。

　　11月21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出席新浪长安论坛时表示：“人民币升值其实是让老百姓受益，之所以很多人认为是坏事，是因为升值的受益方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升值的受损方(出口企业和工人)声音却比较大。”易纲说的是大实话，什么人可以享受这种福利而沉默呢？权贵和富人。

　　比如，人民币升值，如果子女在海外上学、出国旅游、海外购物就能明显享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福利。10月底，笔者在纽约北名牌折扣店买了两双ECCO皮鞋，大约每双折合人民币630元；在欧洲的芬兰买的大约1200元；笔者在北京西单ECCO专卖店发现同款式皮鞋至少在2000元以上。再如Coach皮包、中档衣服等，国外大多数是国内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享受到这部分福利的人是不会站出来说的，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买三个大皮箱，装满带回国，而机票和酒店费用简直不值一提了。

　　这也是人民币极端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真实写照，中国经济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日本高度相似，当时是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日经指数持续攀升到崩盘，房地产泡沫膨胀到破灭。之后，持续十年萎靡不振。中国除了跟中国男足一样表现的股市外，其他表象都极其相似，或者说中国A股提前破灭已经反映出了日本病。人民币温水煮青蛙式的升值、房地产泡沫等待最后一针。

　　笔者认为，为避免出现日本病，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开放之前，人民币当适度贬值。

　　人民币被高估

　　奢侈品和纽约的名牌商品折扣店或许不具有说服力，而纽约普通商品的价格基本和中国大城市商品持平或相对较低。需要指出的是，纽约的香烟和人工成本大概是北京的数倍。

　　如果用购买力评价人民币，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人民币都被严重高估了。更何况中国人的人均收入是欧美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甚至更低，而中国普通商品均高于欧美，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合适的。2012年，美国人均年收入42693美元；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人民币(约合3900美元)。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主张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比如，经济学家滕泰，他曾在《华夏时报》发表过主张人民币升值的文章，他说：“升值以后出口增速放缓、进口加快，国内货物多了、物价便宜了，消费者受益。实际上出口企业只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到底是一小部分出口企业利益重要，还是14亿消费者利益重要？全世界的消费者都盼着自己的货币升值，因为本币升值的第一受益者就是消费者。而不升值呢？就是用消费者福利补贴出口企业。”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自2005年汇改8年多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超35%，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30%；无论官方统计局数据还是民众感受，中国物价都是上涨的，通货膨胀都能明显感受到。人民币升值显然对抑制中国的物价没有起到作用。如上述例子，同样的产品在中国都是在欧美的三到四倍价格。

　　扣除关税、物流成本和外国企业利润提成，这么高的价格差还是不合理的，人民币升值并未缩小这一差距。

　　作为央行官员，易纲教授指出人民币升值有好处，亦有为人民币升值背书的意味，这点可以理解；同时，易纲作为外管局局长，指出外汇储备过多，并指出人民币升值的好处，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被大众完全忽略了。即：你觉得人民币对内贬值，完全可以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然后享受上述“福利”，这样一方面减少外汇储备过多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让全民享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福利。但笔者认为，易纲先生作为专家型官员思维太直线了。

　　中国人最大的偏好是买涨不买跌，只要涨什么都敢买，比如黄金和大多数人都搞不懂的天价比特币。如果美元一直跌，没人会买的，只有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美元大幅升值的拐点出现，国民才会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实现藏汇于民。

　　解决内贬外升重要途径

　　关于内贬，就是通货膨胀，年初笔者曾专门撰文讨论过，主要的原因是成本推行型包括人工成本、税费成本和垄断贪腐成本较高；输入通胀、输出通缩；混合型等(详见本报3月15日《中国式通胀》)。

　　人民币升值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民币一直升值；另一个原因是套利。第一个原因看起来是废话，其实却是主要原因。自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目前，已经升到很多人换美元到美国买更便宜东西的地步了，人民币升值出现严重的扭曲。

　　这就导致海外各种资本追逐人民币，以虚假贸易、投资等等方式进入中国，而中国资本项并未开放，央行得发行基础货币收购外汇，从而造成中国很富有的假象。这个世界第一是虚假的财富，这只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央行或财政部并不拥有所有权，类似于企业或个人将外汇托管于央行。

　　目前，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是3%，而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接近于0，这样更驱使境外资本到中国套取利率、汇率双重利益。

　　截至2013年9月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66万亿美元，再度创出历史新高。这让央行至少发行基础货币22.46万亿人民币收购(以前发行的更多)，这一惊人数据随时会造成通胀压力，如果不减少外汇储备，央行还得发行基础货币收购。

　　连易纲都觉得外汇储备过剩了，他称，积累高额外汇储备需要付出成本，因为大量出口导致了顺差的出现，这使得国内资源和环境承受压力，央行积累外储亦不得不吐出大量基础货币，引发对冲操作的成本提高，亦是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干预。

　　易纲表示，中国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但当前无论用哪种模型测算，都已经过了外汇储备最优量，弊端的影响较显著。解决的途径就是国际收支平衡，他提出，要使得外汇储备维持在合理状态，中国必须坚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具体包括，确立并实现外部平衡的调控目标，建立机制灵活、富有弹性的浮动汇率机制，拓展外汇资金流出渠道，加强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的管理。

　　人民币贬值预期形成，有利于防止国际资本流入套利，从而减少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也减少了通货膨胀压力，对于消除“内贬”也是有利的。

　　人民币贬值会导致中国出口增加造成贸易逆差吗？我们看看主张人民币升值的滕泰先生的研究成果：“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是说升值快了会影响出口，这也是一个想象而已。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出口，2005年以前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稳定，但是出口增速有涨有跌；2006年、2007年、2008年升值最快，可出口增长也最快。现在我们人民币甚至又提速了，6、7月份出口和顺差都在高速增长。所以说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影响出口？从过去十年的数据来看，只是一个想象，没有那么多的实证关联度。”

　　既然没有那么多的关联度，人民币为何不对外贬值解决内贬外升呢？

　　谨防日本病

　　早在2012年5月，经济学家谢国忠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已经表示过，如果中国不进行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病。他当时这么说的：“中国经济的出路在改革，政府放权。”

　　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具备了爆发日本病的一切条件，好在最近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在推进。三中全会在经济金融改革方面做出了一些针对出现日本病出现和爆发的一些改革措施，希望能够真正落实。

　　日本病的一个主要表象是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不同的是，日元是突然升值；而中国的情况是对美元逐步升值，很有温水煮青蛙的感觉，甚至很多人觉得很舒服。

　　另外一个表象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克林顿出任总统时期，最近，克林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是不要过分依赖房地产，汲取美国经济发展教训。

　　日本房价暴跌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增加土地供应，类似于中国城乡一体化用地，最近，国务院要求不动产登记联网，就连开发商潘石屹都觉得如果建立起来，房价会大跌，虽然后来他否认自己看空楼市，但其在上海抛售了3个楼宇项目却是事实。

　　而更早之前，被称为“超人”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大规模出售旗下的房地产。当9月初融创集团以21亿元在北京高价拿地时，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曾说：“精明的李嘉诚先生在卖北京、上海的物业，这是一个信号，小心！”

　　难道李嘉诚和潘石屹觉得房价还会涨，于是把房子卖了？

　　好在，当局改革措施跟去年谢国忠建议的大致方向一致，他要求政府放权，放弃凯恩斯主义，避免经济刺激计划。而让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依然热衷于经济刺激计划，并且比当年的4万亿规模更大。

　　我们唯一安全的是股市，也许是早有先见之明过早地跌下去了。

　　目前这个点位，是不怕崩盘的，还能跌到哪去呢？

　　(作者为《华夏时报》总编助理、金融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