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在监狱里。
孙大午诸多的“草根格言”里,这一句最令人过目难忘。
十年前那场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给这个河北保定乡下普普通通的农民企业家的生活,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幸运的是,以涉嫌“非法集资”被拘,却疑似“因言获罪”的他,不仅没有如某些人所预期,就此身败名裂、销声匿迹,反而意外地成就了一段更完整而坚实的人生。
时光荏苒,如今的孙大午已年近花甲。昔日那位天生的民间思想斗士,是否锐气不减、锋芒依旧?
“曾案”忧思
答案看起来是肯定的。
今年夏秋之际,在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孙大午的身影和声音一如既往地活跃,甚至比之前更加活跃,大半起因于又一宗轰动一时、最终以悲剧收场的“非法集资案”。
涉案的湖南湘西州知名企业家曾成杰,尽管不乏种种有力的理由为自己减轻“罪责”,并得到法学界及民间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同情,但经过法庭内外长达5年的抗争后,仍难逃杀身之祸,且在7月12日行刑前,竟未获准见亲人最后一面。
“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有人害怕,就像王石先生说的‘兔死狐悲’。我们都是民营企业家,国家的法律、政策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命运。”8月中旬,在老朋友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曾成杰案”专题研讨会上,孙大午即席发言。
近年常在海外游学的王石特地赶来参会,以示声援。这位以鲜明个性赢得极高声望的商界领袖提议,建立一个基金会,救助有类似遭遇的民营企业家,至少让他们得以免死。但孙大午认为,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有限,即便基金会成立了,能够救一个人或几个人,可能救所有人吗?
回想2003年5月,孙大午因“非法集资”被抓,素不相识的柳传志迅即承诺,联想集团负责偿还大午集团的1300万元债务,让他大受感动。2007年浙江东阳吴英集资案爆发后,身为“过来人”的他,也曾几次公开声明,为吴英担保1亿元的债务。舆论的呼吁和企业界的救援,终使法院“刀下留人”(2012年5月吴英案终审,由死刑改判死缓),但孙大午觉得,个案的改判,并不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整个社会生态得到改善。
他说,我更关注的是,通过个案促使中国法律进步乃至制度的变革,而问题在于,“曾成杰案”的结果表明,现在的情况和十年前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矛盾人生
身处基层却心比天高,无权无势却直言无忌;满怀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又不失传统儒家精神的光辉;在社会主义大集体色彩颇浓的社区里,却推行“君主立宪制”式的民主选举——太多互相矛盾、不易调和的元素,交织在孙大午身上。
相信实地参观过河北徐水县大午庄园(北京天安门西南约140公里),翻阅过近乎“夫子自述”的那本《风雨孙大午》(他缓刑4年期结束时出版),对其事业人生有所了解的人,大体上都会认同以上的描述和判断。
孙大午并没有否认种种矛盾的存在。他说,生活本来就充满矛盾,何况像自己这样经历如此复杂的人呢?
其实,孙大午身上最大的矛盾,可能是他的多重社会身份:到底是一位农民企业家,还是一位思想者,一位政治鼓动家?抑或三者兼而有之?当初的省级“养鸡状元”(199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怎么就一步步变成让“有关部门”头疼的人物?连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对此也大感兴趣。
在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一篇论文中,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所长约恩·德尔曼教授认为,孙大午公开表达政见、挑战“潜规则”、创造性地组织生产资源(即所谓“非法集资”)等,乃是私营企业主主动转换社会角色,进行“身份重构”的尝试。
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私营企业的丹麦学者指出,那场让孙大午几遭灭顶之灾的大官司,正是由他的“异常举动”带来的个人及社会风险。
难得的是,如今的孙大午并无悔改之意,反而乐此不疲。
花甲回望
再过8个月,生于1954年的孙大午就满60了。他比淡出江湖的王石小3岁,比含恨而亡的曾成杰大4岁。
50后一代的中国人,命运大都坎坷起伏。他们长在红旗下,早岁遭逢国家动乱,缺少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刚成年时,不是吃粮当兵(如王石和孙大午),便是上山下乡,或干脆本来就在家务农(如曾成杰)。后来,他们之中一部分极具胆识者,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辛苦打拼,经商致富,也算得上时代的弄潮儿了。
命运并没有从此完全眷顾他们。跟那一代商人企业家中不少人相似,王石、孙大午和曾成杰,都先后因各种“罪名”尝过蹲班房的滋味。不同的是,有些人出来后能东山再起,有些人进去后就没有机会再出来。
孙大午曾经感叹,最近提到重庆的事情,大家还心有余悸,说害怕“文革”回头,确实如此,我今年59岁了,经历了“文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过程,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何时摆脱过“文革”的阴影呢?
将近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发表不足百字的名文《研究室与监狱》,勉励“五四运动”中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
从监狱出来的孙大午,没有进过“研究室”和“象牙塔”,但这不妨碍他继续思考。
近日,他常向周围的朋友散发自己写的一篇长文《历史在这里沉思》,最新一稿不下15000字,修改于曾成杰“伏法”的半个月后。这份主题宏大的万言书,试图总结中国近百年来“不断革命”的历史,并展望未来“告别革命”的可行之路。
这让人想起,他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言中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民营企业家们今天拿出钱来救助这个社会,远远不如勇敢地站出来,一起发出我们的声音,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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