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

　　前几天也算是邪门了，北京、四川、广西接连发生恶性的伤人事件，首都机场的那件事都不算在内，仅仅24小时当中就发生了三四起，最后的结论除了某些显而易见的因素之外，还加上一条“曾有精神病史”。有鉴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多几个精神病自然也没什么，同时在一个时间段发作也算是巧合的一种，但这么多精神病走在街头，这个总不是巧合了吧？

　　有论者把社会环境的原因与这种行为的结果进行了联系，得出的结论不算激动人心。这种联系基本上属于社会学当中的老生常谈，但在我们这里，这种常识性的东西还没有被普及。这种常识主要的论点就是社会的不公正能够诱发暴力事件，减少社会不公正的频次，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种暴力事件的发生。当然，在这个原因解读当中，精神病史的位置变成不甚重要的因素。这倒也不算奇怪，因为根据研究显示，我国的精神病人达到了一个亿，也就是说每13个人就有一个精神方面多少有点儿异常，而其中重症患者有1600万，这么多精神病人在社会里，没有一个诱因驱使其犯病的话，大概也不会造成这样频繁的恶性事件。

　　其实我倒是想说说精神病人的问题。

　　有位朋友告诉我，他家楼上有个精神病人总是吵闹，他报警之后警察倒是来了，但就是没啥办法，因为现在的法律规定，要把精神病人送医院治疗，不但要家属签字，连病人也要签字——您见过多少喝多的人说自己喝多了？跟这个问题基本等价。

　　这种规定有时候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精神，有时候纯粹就是一种懒政思维。在北京第一起在超市砍人的事件发生之后，公安部门下达命令，要所有超市停止售卖各种刀具，只能去自由市场才能买到。此决定一出，结合精神病人的管理，我们就可以看到何者为懒政了。

　　我们知道，所有社会事件与社会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说起来我们老百姓与官府的成本计算不同。比如说我们是这么计算社会成本的：改革一下某些制度，使得其更为合理、减少这种事件的发生，然后多建设一些精神病治疗机构、多配备一些人员，使尽量多的有暴力倾向的病人能够不在街上游逛，这种成本应该是最低廉的，而且有长治久安的功效。

　　而政府的成本计算则不然，无论是改革制度所触动的利益，还是拨出财政的钱去建各种疗养院、治疗所，都是跟割自己的肉一样心疼，什么是他们成本最低的方式？一纸文件禁售菜刀是最简单的，而且成本极为低廉。至于说效果——您听说过一个故事吗？有个医生打算给某人治疗箭伤，他把箭杆切断就算治疗完毕了。菜刀就是这个箭杆，而那个社会保障不完整、司法不独立造成诱发因的箭头还在肉里。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这些事不是应该精神病人的家属来管吗？为什么会推给社会与政府？很不幸的是，我们的政府是个全能型的政府，而且收税收得这么高，什么事情都进行干涉，这些事情自然就应该它来承担。如果是那种小政府的社会，自然会有包括保险、慈善机构来进行补充，也就不用政府承担这么大责任了。

　　所以，就目前来看，满大街走着精神病人的状况很难短时间内改变，而现代传播又加剧了模仿效应。我们这些无辜人士怎么办？看来只能自求多福了。

　　作者为资深时政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