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轲

　　环保部对水环境质量和水污染防治负责，水利部对水资源保护负责；环保部管二氧化碳，而一氧化碳归另一个部门管理，类似“九龙治水”的事还有很多。

　　“环保工作涉及部门很多，许多职能出现交叉重叠。”昨日，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首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上有些无奈地说：“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一。”

　　让环保部感到尴尬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在今年“两会”的大会投票上，周生贤得到了171张反对票，2734张赞成票，成为获得赞成票最少的部长。

　　报告会上，周生贤说，眼下的环保，“环境管理体制不顺、能力支撑不足和法制不健全问题比较突出”。

　　从大的背景看，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暴露，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征。

　　环保部曾经收集过发达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情况，欧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以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为主，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开始转向以治理细颗粒物PM2.5为主，取得了很好成效。

　　但眼下的中国，既要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更要治理细颗粒物PM2.5，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环保部的一项统计显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消耗了全国42%的煤炭、52%的汽柴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量均占全国三成。同时，这些地区每年出现霾的天数也在100天以上，个别城市甚至超过200天。

　　城市环保如此艰难，农村环保更是难上加难。

　　环保部今年“两会”期间公布的调研结果显示，全国约60万个行政村里，绝大多数没有环保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农村每年产生90多亿吨生活污水、2.8亿吨生活垃圾，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随意排放。

　　近年来，环保部除了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等行政手段治污外，还试图通过“绿色新政”，让市场之手扭转环保被动的局面。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陆续出台。

　　但再次让环保部感到尴尬的是，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到来和经济保增长的巨大冲动，将环保之堤冲得七零八落。

　　“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在我国走不通，也走不起，也没有条件和可能再走。”周生贤说，必须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新路。

　　从今年开始，环保部对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污染治理史上最严厉的一项措施。

　　在报告会上，周生贤表示，今年环保部要抓住重点，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优先解决PM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改变环保部尴尬的形象，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但经济增长是地方长官的政绩坐标，环境利益几乎得不到任何重视。

　　在7月4日召开的环保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周生贤表示，加强环境保护，需要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增加环境保护在党政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考核中的权重，完善问责机制，严格问责，在生态红线面前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