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学界把资本项目可兑换看做是中国经济更深层次融入全球化的制度基础，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建立个人境外投资制度的前提要件，将带来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根本性变革，也将赋予国内外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的更大自主权，因此最近国务院常务会明确要求“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被认为预示着一项重要经济制度的改革即将开始，因而受到高度关注。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放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一个更重要意义在于，给予投资者在全球配置资产的权利，使得资本可以规避在单个国家的风险，可在更大范围内多样化地规避风险、取得收益。

　　二季度可能出台

　　QDII2具体步骤

　　《华夏时报》：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要求“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这是否意味着将从制度上放开个人境外投资，即学界所称之QDII2？

　　丁志杰：实际上央行在去年就已经放出消息说，要研究开放QDII2。而现在，既然国务院方案明确提出相关要求，就意味着半年内，甚至在二季度，就有可能出台具体的实施步骤。

　　《华夏时报》：温州金改是否就曾试图推动这一改革？为何现在重上议事日程？

　　丁志杰：温州金改所要探索的是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而现在所要开放的，不仅仅是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还包括证券投资，因此，范围显得更广一些。温州试点后来之所以没有取得特别明显的成效，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制度虽然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但是注册、登记等制度很繁琐，投资者还担心将来被控制。

　　目前放开个人境外投资意义重大，反映了管理层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坚定决心。虽然风险很大，甚至不可控，但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程度，比一般人的想象要大。

　　《华夏时报》：这项改革的推进，过去一直认为有很多阻碍，也存在巨大风险。如今，应对之策准备好了吗？

　　丁志杰：一般而言，对于个人资本项目的开放，是资本项目开放的最后一步，其风险是非常大的。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形，所谓风险，其实并不大。因为，中国有5万亿的境外资产，其中有3.4万亿是外汇储备，政府持有，由此来看，私人部门所占比例很小。过去一直宽进严出的模式，未来将有所改变，将要给予个人和机构在海外投资的更大权利。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投资者有权用脚投票，这对政府也是一种约束，而这种约束是必要的。这将使得政府对于微观经济行为的干预，那种旧有的管理方式，变得很难奏效，从而使得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工具和方式，发生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是一种好趋势。正如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政府要早放权，该让市场去做的事情，就让市场去做。因为政府如果一定要充当个人和机构的保姆，有时反而适得其反。

　　可能是逐步和分类放开

　　《华夏时报》：在如何推动这项改革的路径选择上，似乎一直存在重大分歧，但你却坚定支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丁志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一些亚洲国家最后难以控制危机并导致危机的蔓延，这都与这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过度开放有关。这些经验值得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研究。但我们看到，中国的起点不一样，中国的境外资产是以外汇储备这样的流动性资产形式存在的，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使得面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时候，国内的机构和个人没有选择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

　　数年之前，我曾提出，未来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应基于优化对外资产负债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如何优化？应由市场来决定机构和个人资产在海外市场的配置。优化对外资产负债的结构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模式。过去以出口和利用外资为主的模式，出口形成了顺差和债权，而利用外资形成了最大的负债。这样一个模式坚守到今天，已经难以为继。

　　中国未来要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去，必须从不同层面，与全球经济对接。中国过去首先是贸易对接，是商品的跨境流动；后来是生产对接，是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未来，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在国际间的流动，将成为主体。但融入全球一体化，意味着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会加大，在这个过程中，应不断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管理能力，而不能说资本项目可兑换很可怕。事实上，资本项目可兑换并非天生的魔鬼，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全部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我相信中国未来也一定能具备与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相应的经济管理能力。

　　《华夏时报》：这项改革究竟如何入手才会比较稳妥？具体的方案应包括哪些内容？

　　丁志杰：由于个人很难有境外投资的技术和经验，因此，需要有一批能够在海外配置资产的中介机构，这样的机构很重要。但是中国现在很缺少这样的机构。中国的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很弱，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在国际上很难配置到收益相对较高而风险相对较低的资产，或者说相对合意的资产，这对中国海外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重要制约。因此，方案中可能要有对那些中介机构资质方面的认证和规定，以避免造成中国海外投资者严重亏损的状况。

　　国务院常务会明确要求“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因此方案一定要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未来对于在海外的证券投资，以及对海外其它领域的直接投资，都有可能放开，但放开可能是逐步的分类的放开，而不会是立刻全部放开。

　　《华夏时报》：但很多人预计具体实施方案五年内不会出台，你怎么看？

　　丁志杰：现在只要把已有的资本项目改革的方案落到操作层面，成熟一个，出台一个，并有明确详细的出台日程安排，用不了五年，就会有具体的操作方案逐步出台。

　　并非意味着

　　彻底拆除水坝

　　《华夏时报》：有分析说，2015年人民币资本项下基本可兑换，2020年前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而本项改革即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你认为是否应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与央行调统司曾经提出过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路线图会有怎样的关联？

　　丁志杰：央行去年提出的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方案，那是一个大的框架，主要内容是放宽境内企业和个人到境外投资的限制。全面地看，这个方案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重要考量，就是优化和调整中国对外开放的模式，由过去出口和利用外资为主，转向出口、进口和利用外资投资并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其立足点就是对外资产负债表的优化。

　　央行提出的所谓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路线图，是包括了时间表的，但受到很多争议。历史地看，央行曾很多次提出逐步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目标，但都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实现目标。在经历了亚洲和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十二五”之内，应可实现基本可兑换目标。而很多已经开了的口子，将会被连成一片，形成更大的口子。

　　为什么还是基本可兑换？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在赶超过程中，在目前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典型特征是，中心仍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仍处外围，仍要面对很多不公平制度，要想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以避免对中心的依附，就必须要对中心有一定的隔绝，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就是一种实现内外经济和市场隔离的屏障。对资本的管制，就相当于一座水坝，可以使得上下游的水位不一样。而基本可兑换，不是意味着要拆除这座水坝，而是通过在坝底放水，通过资本管制的局限放宽，使得境内外的落差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如果要彻底拆除水坝，就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完全可兑换，所有的国家都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某些项目上有所限制。比如反洗钱、发达国家的所谓反恐，中国未来在反洗钱、反腐败等领域，还需要保留一些对资本流动的监管手段。

　　透出高层

　　对结构调整决心

　　《华夏时报》：现在，人民币自由流通的主动权握在中国手里，中国对于推进人民币自由化的战略考量，一定还包括在国际金融制度运行方面试图有更大话语权，与此同时，所谓中国经济将更深层次融入全球化制度基础的最深刻意义究竟是什么？

　　丁志杰：目前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元的霸权仍然是最突出的特征，由此形成了刚才所说的中间与外围的格局。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一方面中庸，一方面还会有很多利他行为。像中国这样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有话语权，应该会对美元霸权形成一定约束，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又有利于世界。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让中国的资本走出去投资，同时也放开大门，让更多的海外资本走进来投资，中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为全球的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有时候也是一种双赢。

　　但中国人的投资理念和方式有点独特，在长期受压制后，突然的放开，可能会产生爆发式的集中某一领域的投资倾向。因此，政府应给予一定引导，避免这种倾向出现。而放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一个更重要意义在于，给予投资者在全球配置资产的权利，使得资本可以规避在单个国家的风险，可在更大范围内多样化地规避风险、取得收益。

　　《华夏时报》：政府似乎最近下了很大决心要推进这件事情？

　　丁志杰：对，这可能是基于一种经济理念吧，过去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没有深刻理解到。现在认识到，如果内外市场的分隔很大，就会产生巨大的套利空间，就会有频繁的资本流动。

　　此时部署这项改革，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结构调整的决心不会因经济增长下滑而改变。但这件事情还需观望，不应让中国的投资者在国际市场的高点上出去投资，政府制定政策时一定要谨慎，以避免港股直通车所出现的尴尬——2007年的港股直通车制度，一度允许境内个人通过特别渠道即中银香港，在中国香港投资港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叫停。但现在看来，叫停是对的。因为内地资本如果在全球股市最高点出去，投资者有可能受到很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