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鹏;徐水

　　 2012年11月1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媒体见面会第二天，孙大午和两位助手走进北京四环外一个会场，不到100平方米的房间，坐席接近一百个，分隔成三个圈和三并排，此外，还有几十个塑料名牌堆放在入口处，孙迈开腿跨过那些名字，他的座位在最中间的一圈。孙腾挪厚实的身子，西服摩擦着桌椅边角，还是慢慢挤了进去。

　　 十多分钟之后，孙大午要求插队发言。他打开话筒时，一位95岁的正部级老干部侧过耳朵，大声地问，“这人是谁啊？”他身边也近80岁的一位退休官员，手扶眼镜定神向孙看去，摇了摇头。年龄在60岁上下，或更年轻的参会者大多与孙有眼神致意。主办方在会场幻灯片上，排列了发言人的次序，每人有5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桌面上，都放着一张以改革共识为内容的待签名倡议书。

　　 分歧其实才是主基调。在那个北京干冷的上午，不少人到得稍晚，也有一部分人需要参加多场研讨活动——这些会议的宗旨，大多试图去理解中共十八大报告的真实含义，但实际上，众多发言针对过去遗留的思想论题。于是，一些参与者更愿意推迟自己的发言。孙大午一早从距离北京120多公里的徐水县赶来，他介绍自己是河北大午集团的创始人，现在是监事长，欢迎所有人去参观考察。据不完全的统计，孙是在场唯一一位实业企业主。

　　 2003年举国关注的非法集资案以缓刑作结后，孙大午在企业内部试行选举和分权治理。他的儿子曾在第一次竞选中遭遇挑战。现在的成就和问题都在于，他是一位强势的家长。过去十年，星级宾馆、温泉、游乐场、国学院顺利建成，在这里，孙招待过过去十年社会争鸣中上百个显要人物。本报记者三次以私人身份到过他的庄园，有两次正逢孙招待思想界的人士。

　　 孙为他们设定相似的“商业”体验内容。比如到球形银幕影院看20分钟电影，在宅基地上修建的独幢别墅，观看一套黄帝釜山合符旧址的考察纪实片。宴请少不了三种美食产品，孙的家乡和他所经营的土地上生出的粮食，它们发酵成桌上分量最大的面食；孙的养殖技术基因改良的蛋鸡或者种鸡，在拥挤的铁质联排鸡笼里长大，过了产蛋高峰后，被做成各种熟食品；以及酿制的家酒。

　　 孙时常也有疲态，但他最感兴趣之处，还是每次选定几个主题，与宾客讨论。他的助手们会录音记录部分内容。他们大多为本地人，也有亲朋好友同在企业里打工，其子女则在孙大午运营的中小学校就读，与社区的融合度很高。孙偶尔到学校讲课，就记者个人的了解，他讲授的内容夹杂着儒家思想、制度文化、历史考古等。同时，学校的中考成绩在县里排名第一。

　　 左中右

　　 2010年10月，孙大午在会议室与近十位客人交谈，本来出于国庆时间考虑，议题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孙几次说“不要又绕到国内问题”。在场者包括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几位不同年龄段的资深媒体人，和部分民间研究机构负责人。他们更关注民营资本的平等待遇，继续改革开放，自由主义等问题。孙当天与他们交流到凌晨，至晚间谈兴甚浓。

　　 2012年3月，在同一间会议室，主讲人是研究新民主主义的学者张木生。其他人包括《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重庆模式》的作者之一，《哈耶克传》（译著）和《重新发现儒家》的作者，也有研究结构经济学的1980年代体改委系统的人士，还有中国社科院等官方机构的学者。聚会缘起是孙主动邀请张木生，当晚又在宾馆房间里，一边听闲聊，一边为客人看茶。

　　 孙的农庄对各种人士开放。有一位在中国从教的外籍人士，连续多年在农庄过年。孙大午在一次谈话中说，“孔庆东、郭松民、韩德强我们都是好朋友，韩德强打了人之后我还找他谈过两次。孔庆东曾经在（农庄）这里过生日。”

　　 2012年6月，孙又组织成立了一个100人左右的“青年干部培训班”，类似于企业商学院，培训班由2009年成立的一个十余人的青年干部国学学习小组发展扩大而成，每月月初月中有两次授课。

　　 孙在正式讨论会上一般以讲自己观点为主，较少与他人争锋。他还负责在争论发生时打断，或要求集中到议题中。记者参与了上述两次聚会。在一些有共同兴趣的话题中，孙表达的观点前后基本一致。他的助理曾说，孙对不认同的观点，还是会去吸收的。

　　 孙也曾与人公开交恶，但不是观点争论，而是孙认为对方不懂如何才是真正尊重人，价值观念有分歧。一次记者在场的讨论中，一位非考古专业学者说，孙业余进行的考古研究前提完全错误，他的发言误解孙研究的对象。孙当时没有打断，也没有试图让对方仔细了解。

　　 孙1954年生在一个多“信仰”的家庭——这有些像“少年派”——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家有三种信仰，我父亲信道，我母亲信佛，我小时候就转向了孔子。我1996年建了孔庙，结果领导们来了之后要我拆掉，一直顶着没拆。2002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召开‘国际儒联与乡村建设研讨会’。”

　　 之后一年，他不得不悉心关注中国的经济和法律安排。孙的大午集团主要由他与当地村民在人力、土地、植被、禽畜等方面的生产经营合作为基础。从1985年之后十余年，孙为村镇修建了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在他出现资金短缺时，合作经营方愿意集资支持。孙与他们商定了利息，他认为这是在与很多熟悉的人往来借贷，但当地检察机关认定，孙这些举动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孙因1.8亿元非法吸储被批捕之后，经济界、法律界各种名流发表看法。众多媒体涌进徐水小城报道案情。其中有孙此前结识的人士，也有因其成为热点出现的介入者。包括他的家人和下属，大都会提到他能平安回归的报恩心态。

　　 孙在圈中早就被冠上“学者型”头衔。在小范围谈话总会出现的争论中，孙基本上不谈理论，主要论据是自身经验和他读过的法律、历史细节。一次在与学者讨论通胀幅度时，各自提出不同的依据。孙提出他采购小麦的价格，他企业里下一年的工资增长计划，在场人表示信服。孙多次对人说，制定政策千万不能“书生意气”。

　　 孙大午内心其实关注理论问题，他几次谈话中，都认为现有的一些民间设想不够完善。他在企业宣扬的主要宗旨是共同富裕。这与一些思想界人士的想法吻合。他们希望孙能在一些社会争论中为一些派系“挑个头”，甚至“出钱”。

　　 制度热

　　 孙大午喜爱讨论各种社会议题。在注册微博之后，他热衷于转发各种信息，涉及公共政策、新闻热点乃至家长里短。最近他尤为关注城镇化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论述了这一节。孙为一些媒体撰写短文，其中对各种城镇化制度模型概括简练——孙对人为的、一时的改变不信任，他以制度判断行事的边界和可能性。

　　 孙的产业与城镇化热点密切相关。2000多职工中，有1500多人是附近农民，2010年记者造访时，他承包的农用地正因高速公路建设被征收。如果依照中央对土地确权流转、重点发展中小城镇的字面意思，掣肘孙多年的制度问题有可能缓解。

　　 孙认为城镇化建设“不妨以乡镇和‘大破落村’为重点，因为县城以上的城市，本身已经有了自我扩张的能力”。他的员工已经类似一种有产业工人功能的农民，同时还享有社区、土地和宗族关系。“随着收入的提高，村民本身就有城镇化的需求。”

　　 但资金问题仍是企业的障碍。孙在2003年之后，一直关注民企融资困难的议题。在浙江吴英二审维持原判后，他曾对记者表示，吴的债务不应该由直接拍卖她公司的资产来偿还，因为公司法人地位相对独立，可以尝试通过后续经营收益分红偿还。

　　 2010年一次与孙讨论企业家能否将公司收益捐赠给慈善组织。孙认为如果公司章程没有相关条款，即便是家族企业或个人出资，也不应该直接捐公司收益。他认为公司的收益天然应该用于再生产。

　　 孙大午尤其珍视“稳定”的状态。虽然他认为法律制定可能偏向执政者，但他对制度的信赖仍然强烈。对另一种将家族企业社会化的转型方式“股份制”，孙大午并不推崇。从2004年开始，孙推动大午集团进行制度革命。宪章文本源于他对欧美国家制度历史的研究。

　　 在与孙大午交流中，他称自己设计的制度是将“君主”和“民主”相融合。“君主”是指制度维护了孙家创始人地位，在产权上始终明确其地位。大午的产权不分割、不转让，由创始人直系子女中一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企业未来收益主要用于投资，而不是在家族成员中分红；不参与经营的家族成员只拿普通员工的两倍工资，以保障体面的生活。“这体现了孙自我克制的一面。”

　　 所谓“民主”，则显现在经营层的负责人，需要公开竞选，所有企业员工可以参与，但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做了合理的限定，比如，候选人可以自荐，入职一年以上的业务员技术员和入职三年以上的普通员工都有选举权，这些权利和资格会随着历届选举的具体情况有所调整。孙家成立家族委员会，确认企业监事会的人选。

　　 支持他的学者称，孙的设计就是一套确保所有权属于家族，但其他人都有发展的平台与空间的制度。内部互相牵制，让企业管理处于一种平衡稳定的状态。

　　 传承度

　　 在大午农庄造访时，孙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专门为监事长服务。本报记者没有见过他需要签署文件，或作出经营方面的指示。孙在庄园的日常行动，也不会引起其他员工的特别关照。但在经营层面，孙的设计到底是自然运转，还是在依靠孙大午幕后维系？目前还存在疑问。

　　 香港中文大学的范博宏认为，“这是一种‘共产制度’，大家必须要有非常崇高而且共同的价值观”，在初期，尤其是大家长还在时，他可以调节各方利益，但随着时间推移，价值观能否传递，制度是不是还能够运行下去？范举例称，霍英东家族曾坚持家族同财，所有权不分割，甚至汽车都要公用，但霍英东去世后，仍旧发生了家族争产官司。

　　 一位参观农庄的咨询公司人士也觉得，“孙大午的改革是力图维护家族的所有权，同时又能通过决策权的分离来让有才干的人作决策。他的三权分立从长期行不通。从目前看，三权分立，实际上也只是将重大决策权的一部分下放，而孙大午作为企业的精神领袖其地位并未改变，那么企业的重大决策肯定还是由其最后拍板。”

　　 在一次与张维迎的谈话中，孙大午解释了他面临的传承问题。由于《公司法》规定股权必须量化，而孙认定他的企业已经社区化。所以尽管家族按出资比例注册了公司，但在内部公司章程中，需要依照“君主”方面的设计执行。

　　 张维迎当时问他：“你们现在关系很密切，如果家族大了以后，可能会出现分歧了。不管怎么说，法律上他有这个权利，虽然你内部不承认他，但如果发生矛盾，出现法律争议的话，会不会有人根据法律裁定，转让了自己的股份？中国的情况特殊。很多高科技公司上市的时候，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法律注册的股份和实际注册的股份不一样，等于私下是君子协定了，如果大家都是君子的话，这个就没问题，但是有一个人不君子的话，矛盾马上就出来了，法律只承认书面的东西。”

　　 孙大午说：“我想法律应该尊重企业章程。这个法律关系我不太清楚。我觉得，首先我们对外打官司，比如说孙萌说这个公司是他的，那就是他的了。但是这种法律关系说完了之后，我们内部再打官司，我们内部有协议。我的意思是说，会遇到你说的情况，但我们内部还需要再分割，再分割的时候，80%没有他的份。”

　　 孙还数次对外解释企业发展速度，他会否干涉决策等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与他讨论的公众话题一样复杂。比如孙认为，大午集团的营业收入从2004年的8300万元，发展到2012年的12亿元，翻了好几番。但参观者中有人认为，大午在当地总体企业中规模排位已经掉队。孙又需要解释自己是“为而不居”，并非以规模或利润为唯一目标，且他认为其规模在当地的农牧企业中仍是第一名。

　　 孙认为他的多数时间已属于自己。“除了一两个月开一次三会联席会议，我一次也没有列席过董事会、理事会，也没有过问公司业务的决策和经营。我经常带着妻子四处游历交流，仅今年（2012年）上半年我就外出做了十余场演讲。其余时间，就是听广播、学英语、看书、上网，接待来访的朋友，闲暇时溜会儿旱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