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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发债大门难开 地方政府转向信托融资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11日 01:23  第一财经日报微博

  嵇晨

  自主发债的大门紧闭,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把融资目光投向了“无所不能”的信托。

  近日,沪上一家信托高管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找上门来的地方性融资项目非常多。”另一家大型信托公司产品直销经理对本报记者称:“整个6月,公司都在主推政府项目。”

  基建信托热销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整个6月成立的基础设施类信托产品共有52个,数量超过地产类信托计划,绝大部分信托期限在1至2年,信托规模至少上亿元。

  政信合作的主要题材是基础设施类,资金流向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城市建设等政策性项目,主要由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出面,参与和信托公司融资。

  “政府项目的销售情况还算不错。”上述大型信托公司产品直销经理透露,由于业内个别房地产、矿业信托计划发生兑付风波,投资者对这类产品有所迟疑,继而转投供给量较大的政信产品,“不管怎么说,投资者也认可政府信用级别总比一般企业好。”

  年化收益率高也是刺激市场的因素之一。根据本报记者梳理,目前基建类政信产品的年化收益率在7%至10%不等,有的甚至超过10%,在央行两度降息和信托产品收益率普遍下调的背景下,逆势上扬的基建类信托产品格外抢眼。

  普益财富研究员范杰对本报记者表示,基建类信托产品的高收益率和热发,显示债务依存度和贷款债务率高居的地方政府非常迫切的融资需求,信托由此成为其最佳的融资通道。

  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今年8月末,2009年发行的2000亿元地方债将全部到期,更广义的到期洪峰在今明两年,预估合计到期额度将达到3万亿元。短期内,在还旧债和投资政绩的双重压力之下,地方债的潜在风险敞口是否会因此转嫁到信托行业?

  接力地方债风险

  市场对地方债风险的偏好厌恶,直接地反应在近日的政府债券招标认购上。7月9日,财政部代理招标发行今年第三期地方政府债券,总额239亿元,期限3年。中债网信息显示,此次地方债吸引资金322.8亿元投标,认购倍数只有1.35倍,比较冷淡。经招标确认债券中标利率2.75%,比前一次6月18日招标的首批3年期地方债2.76%的发行利率仅低0.01个百分点——这与政信类信托计划的热销形成对比。

  “地方债券肯定是有风险的,”范杰认为,考虑刚性兑付的因素,信托承接地方政府融资固然也有风险,但实际上风险敞口并不存在转嫁一说,而是地方政府和信托公司共同承担。

  “地方政府肯定不愿意信用出问题,更不会轻易让信托承担风险导致当地金融生态出现混乱和失控。”在范杰看来,在评估地方政府项目方面,信托和银行的角色有些相似,但需要更加谨慎,所谓政府信用担保实际上则是国家政治体制决定的隐形担保。

  用益信托工作室首席分析师李旸对本报记者表示,通俗地讲,政府总比企业的信用更好,但更重要的是信托公司对具体地方政府和具体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如果地方政府本身财政状况就不健康,兑付能力有限,又要求巨额融资,信托公司应该警惕并提高风险意识。”

  政信大热将持续

  随着近两个月来基建类信托计划在数量和规模上逆势崛起,业内分析师几乎都判断“下半年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信托计划将持续增长”,政信类信托计划可能成为继房地产之后国内又一个密集发行和高速增长的产品类型。

  李旸分析认为,这和当前国家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出于提振经济的目的,目前的时间点是适合做项目投资的,同时,中国经济的放缓和复苏也会要求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再次拉动投资,来实现提振GDP的目的。”

  另有分析师表示:“某些地方政府因为偿债迫切,要借信托融资接盘过去老的项目,也就是政府借新还旧,同样会推动下半年基建类信托计划的火热。”对此,多位信托业内分析师对本报记者表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前几年一些地方政府举债搞投资、追求政绩的过热,信托介入城投基建类项目融资,是否会复制过往平台公司发债的风险轨迹?

  信托的栅栏作用

  从积极的角度看,信托公司作为非银金融机构和与生俱来需要承担的“刚性兑付”特性,决定了信托在遴选项目和尽职调查等风控方面需要更加谨慎,李旸认为,信托对政策项目的介入有利于使优质项目浮出水面,改善低效率投资问题。

  一位大型信托公司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设计政信类计划时,特别看中所合作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因为其债务状况和现金流状况直接决定了产品的风险程度,更细化地说,目前比较多的情况下是政府的回购项目、基建项目。

  信托在其中扮演的风险栅栏作用,缘于日益脱离地方政府影响的市场化操作。尽管当前基本每个省都有自己的信托公司,其股东也是国资背景,但随着近年来陆陆续续的增资扩股和改制,绝大部分信托公司越来越市场化操作,而不是肩负为地方财政融资的功能。

  谈到具体风控,另一位信托公司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最重要的依然是看合作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融资平台公司的担保情况,其中牵涉到信用担保、财政担保、项目是否有回购函、是否纳入财政还款计划,以及其他融资增信。

  综合来说,“最扛风险的还是类似土地等实物质押,另外,除了政府信用,要有财政预算承诺或人大决议担保,第三是要有一家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或当地百亿级大型国企提供担保。”上述信托公司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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