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从2004年启动调研开始，收入分配改革可谓“八年磨一剑”, 终于进入收获季节。据悉，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全体国民殷殷期盼，但最后揭晓的是什么结果，人们尚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因为8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已经多次出现，无声无息地制订,没见到过一份征求意见稿,又无声无息地退回,也没听说明确的理由。或许这次真能“一劳永逸”，宣告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难以成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历史和现实等因素过于复杂的交织。中国由列强入侵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从此开始“赶超行动”，而由于把失利的直接原因归之于“中国一盘散沙”，所以，“中国式赶超”坚持以国家为主体，无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上是完全连贯、无缝衔接的。只要国家行动是有效的，国家从分配格局的得利有助于提高国家行动的效率，那收入分配体制就是天然合理的。坚持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首先是国家包括国企的“效率优先”。改革以来，出现过一波又一波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而一夜暴富者，其中不少是在国家享用财富盛宴的过程中，分沾了残余而得以成功的。最近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富豪产生和政治周期的高度关联，其内在机理就在这里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因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失衡，而获得了经济学意义上额外的合法性。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赶超行动”，从头就面临资本匮乏的难题。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之一是让中国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初始阶段，而资本愿意进入中国则因为存在着以“超经济的方式”获利的结构性机会。所谓“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通过压低农业收益，将大量农民驱入城市就业市场，人为加剧资本匮乏条件下的劳动力过剩状态，另一方面依托户籍制度，拒绝给进城的农民以市民待遇，免除了企业的社会保障支出。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压低了农民工的总体收入，也压低了户籍市民的工资，收入分配体制何以扭曲和何以需要改革，很大程度上都肇因于此。

　　借助于扭曲的分配体制，中国资本快速积累，甚至出现资本过剩，与此同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劳动者逐渐离开就业市场，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供应开始掉头，收入分配改革开始有了讨论的空间。2008年后，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中国出现产能过剩，国民无论是否适龄的劳动者，其消费者属性不断增强，而在“无消费，则无生产”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下，分配出现自动向消费者倾斜的趋势，以避免经济失速。中国社会进入了“没有公平，就无法保证效率”的阶段，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进入了快车道。

　　经济要求的自发浮现，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行为的自动调整。尽管30多年的发展一再证明，不单一地依赖国家，中国可能发展更快，但国家自身逻辑和由国家逻辑得利的集团，包括庞大的靠财政供养的群体、借权力寻租的部门和依托垄断而获得暴利的机构，都离不开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关心的首先不是经济能否转型，分配是否公平，而是会不会“动他们的奶酪”。

　　由此，国家与国民，政府与企业，国企与民企，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等，在收入分配改革这个公共平台上开始了一场无形但却公开的博弈。历经8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分配改革方案，倘若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能切实满足国民合理的期盼，那么，这场原本关涉经济利益的温和要求，有可能演化为权力与权利的尖锐对峙。近年来，“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日趋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准时推出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成为对国家回归其调和不同利益的政治功能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