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向阳

　　林毅夫将其最新著作《新结构经济学》(英文版已经在美国出版)誉为世行四年工作的“毕业论文”。这本书以其在“马歇尔讲座”上的演讲为基础，结合了其世行四年观察到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曾经的“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其中，对于政府作用的提领被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而“新结构经济学”也被称为“第三版发展经济学”，以区别于第一版的旧“结构主义”和第二版的“华盛顿共识”。后两者曾在二战后轮流主导了世界发展经济学达半个多世纪。

　　林毅夫说，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原因在于，在错综复杂的当今世界经济形势面前，旧有的理论既无法解释现象，也无法有效引导各国进行政策设置。他回顾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思”(rethinking) 是全球媒体、经济学界和政府都经常提及的词汇。而他关于世界各国过去六十年发展经验的反思便是：无论是构建于二战后、只强调政府作用的旧“结构主义”理论，还是七十年代末提出的、只强调市场作用的“华盛顿共识”，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问题，而这正是一名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所谓发展问题，指的是运用经济学的思考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升国家实力。

　　“新结构经济学”的使命显而易见。它的“特殊性”也在于，它是伴随着实践而生的。早在林毅夫服务于世行期间，“比较优势”理论和政府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法律环境等便利的观点就已经成为他指导各国制定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现在，建议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又成为了他为解决欧债危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而开出的“药方”。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增长识别与协调”六大步骤，希冀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一套可供参考的行动方案。

　　这不是林毅夫第一次提及“新结构经济学”。在世界银行网站上传的他的告别视频里，他的前同事们，包括同他一样曾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都把推动新的发展理论在世行、乃至全球的传播视为林毅夫的主要工作成就之一。该视频的引言中提到，结构经济学在世行一开始并非主流，但由于林毅夫坚持的“新结构经济学”，现在，它已经重新成为世行发展学专家们最常讨论和辩论的主题之一了。

　　发展经济学是二战以后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领域。最早的发展经济学，也可称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版，是一批“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当时发达国家非常富裕，在国际政治上影响很大，而发展中国家则贫穷落后。“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将两者经济形势的巨大差异主要归因为其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有重工业、洋枪大炮，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品主要以农业、自然资源为主，技术水平非常低，劳动边界生产率也低。第一版发展经济学希望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善经济结构，从而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产业。

　　“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之所以当时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有发达国家的产业，是由于前者当时的市场配置资源导致它们无法发展重工业等先进产业，所以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用政府积极干预、直接配置资源、支援发展重工业。当时还提出一个战略叫做“进口替代”，建议发展中国家加强生产农产品或者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然后出口这些产品以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

　　“进口替代”政策刚开始的确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在短期快速增长以后就发生了经济危机，跟发达国家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经济疲软导致了对第一版结构经济学的反思，并最终导致“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后者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疲软和重重危机归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有效的市场竞争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反而有过多的国家干预，导致了各种制度的扭曲。当时的思潮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变成高收入国家，就必须推行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这形成了第二版发展经济学。

　　但结果并不乐观。学者发现，发展中国家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速甚至比不上其六七十年代的增速。从稳定性来看，虽然说结构主义之下“进口替代”战略下也有各种危机，但是在推行市场导向的政策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比原来波动更大、危机更多。这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

　　但在这段时间里也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得不错。除了日本，亚洲的“四小龙”从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在二三十时间里变成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大大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它们推行的政策并非当时主流“结构主义”强调的“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因为它们没有按照当时主流思潮制定政策，其成功自然也不能用主流理论来解释。

　　政府的作用有边界

　　问：“新结构经济学”对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的概括较为客观。“华盛顿共识”也的确是当时的一个思潮，但是要说它是当时的主流理论，似乎还需要更细致化的解释。

　　林毅夫：这个评论切中要害。对于书中第二版发展经济学的概括确实有些偏颇。但是这是做学术的必然。八十年代“增长理论”刚出来的时候，也并不完美。但是它对于推动一个新思潮、引发人们的关注和后续努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并不代表它全都是新的，而之前的理论都是旧的。对于一种理论的归纳是需要勾画其主要轮廓，其他细节部分则需要被忽略。我们只能说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特性是强调政府的作用，而第二版则主要强调市场的作用。

　　问：“新结构经济学”提到政府的作用会不会给人造成过于强调政府干预的印象？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说的政府干预主要是给它提供一个参照系，解决“在什么地方怎么干预”的问题。正如过去的“结构主义”讲协调和外部性，“新结构经济学”也讲协调和外部性。但后者点名了在什么地方应该协调，强调量变引起质变。它所说的政府干预也指的是帮助企业进入到优势产业。如果政府干预违反比较优势，这样的干预就是失败的。

　　问：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完备的市场不会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林毅夫：即便市场可以选择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仍然需要面对外部性的问题，需要政府帮助解决。旧“结构主义”也讲究外部性，但是它的政府干预过大，也不符合发展优势产业的目标。“新结构经济学”提倡的政府干预是非常小的，主要是以改善企业环境的方式，比如说工业园中一站式服务方式和为企业提供阶段性补贴。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

　　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重点。但是它如何能有一个微观的机制带领领导者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如何把政府的作用和产业选择更进一步结合起来？

　　林毅夫：理论上讲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扶植本国产业。但是理论只能说哪种方式更容易成功转型，而不能说这样做一定会成功。首先，政府应该很清楚哪类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完全没有优势的产业不应该发展；其次，选择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具体怎么选？一是看民营经济有没有进入。如果有，代表民营经济已经发现了比较优势产业，政府要做的就是因势利导，使之发扬光大；比较优势产业也有可能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行业，比如说是外国的夕阳产业转移。IBM或者英特尔芯片在刚开始时从研发到生产、测试全部在美国，后来公司增长了，就把某些区段转移到海外去了，这就需要一个发展中国家来接收它。智利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当跨国企业来进行产业转移时，它没有提供诸如税收优惠、工业园政策、土地供给等扶持政策，所以跨国公司就到斯堪的纳维亚去了。这也说明民营企业和政府都是有选择的。

　　还有一种比较优势产业完全是企业自发的。比如说八十年代印度的信息产业。但是印度当时基础设施不足，所以交易成本比较高，已经展现出发展瓶颈了。这时候只有政府能帮助这一产业克服基础设施困境和降低交易成本。所以说，理论上来讲，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虽然不一定成功，但失败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小。

　　问：政府的干预会不会形成利益集团？

　　林毅夫：按照国际上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是利益集团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难道没有利益集团？当然有。当时整个国务院里面单重工业就有八个部门，他们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农村公社里每个公社主任都是土皇帝，都有利益集团。当时力量很大的重工业也有利益集团。所以，利益集团确实存在，但是跟发展的成功与失败没有必然联系。任何领导人只要站在领导位置上面都会面临决策风险。一个国家发展成功还是失败，根本上来讲取决于领导人是否能利用他的领导空间做一些政策变动：一开始不完全触动所有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让新的、有发展的集团在很小的空间快速发展起来。比如说双轨制，比如按照产业园区发展。中国产业园区把基础设施弄好了，规制改得简单一点，并没有触及到大的利益格局，所以它能快速发展。成功的国家并不是没有利益集团，而是领导人能不能用他的决策空间进行一些必要的、关键性的、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大但是方向性的决策。

　　问：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在哪里？谁能监管政府，保证它们守住自己的边界？

　　林毅夫：政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好经还是要好和尚来念。实际操作上面怎样避免失误、发挥政府积极作用也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理论上来讲，只能要求政府居安思危，不能大意，要不断完善政策设置。但是理论无法告诉政府在这个阶段怎么干预、怎么操作、怎么执行才好。这可能也不是国家发展研究院要做的事，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能解决得了的。

　　问：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仍然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民营资本即使想进入似乎时间也不对。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林毅夫：基础设施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八十年代拉美国家出现债务危机以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是基础设施领域政府退出，或者改由政府部门与民营经济体合作，当时的看法是这样可以提高效率，资金来源也更加多样化。但是这样推行的结果是，除了电信部门以外，其他基础设施基本没有进入。因为电信部门收费直接，可以给民营投资者带来直接的收益。但是像交通、港口、航空这样的基础设施投资量大、未来盈利的耗时很长，而且其未来盈利中的很多因素也不是私营投资者可以决定的。比如修建高速公路，经济发展好的话，收益就多，回报就快；但是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公路使用少，收费就低，收益就少。拉美国家的上述思路导致它们有三十年是没有基础设施投资的。现在大家认识到了政府在基础设施大型项目上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这种转变是对的。

　　问：中国目前虽然经济发展得不错，但是现行体制下很多要素价格被扭曲，金融系统也受到抑制，金融机构集中服务于大企业。在这种体制下，下一步的政策建议是什么？

　　林毅夫：应该讲中国现在的确是存在很多扭曲。但是扭曲程度是相对低的。比如说金融系统虽然存在抑制，但是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的真实利率是正的，不是负的。这里面有量和质的差距。但是扭曲度低不代表要继续扭曲下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这反映在要素体系里，就是价格扭曲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深化改革。中国成功的经验是各种扭曲相对比较小，所以发展先期是有优势的。但是要继续快速发展，只能深化改革，将收入分配合理化。发挥比较优势仍是中国下一阶段高速增长的砝码。

　　◆下转55版

　　◆上接53版

　　问：有评论说，你所说的“中国还可以维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在“放卫星”。你怎么看？

　　林毅夫：我乐观不是因为盲目爱国，而是因为我是一名经济学家，要用理性来分析形势。增长的本质在于产业和技术的结构不断创新升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后发优势”，也就是国际上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产业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朝阳产业，可以引进、消化、模仿，在此基础上创新。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完全可能维持下一阶段的高速增长。

　　根据麦迪森发布的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人均收入，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7年、台湾1975年和韩国在1957年的水平。但是日本在1971年后才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台湾在1995年达到54%，韩国在1977年达到50%。它们都在21% 的基础上实现了长达二十年的、7.6%甚至更高的高速增长。我们也完全可以在2008年的基础上实现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从而在2030年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50%，甚至更多。

　　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曾提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时可以与美国相当。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在“放卫星”，但是现在大家普遍相信，也许不到2030年，这点就能实现了。当时的“卫星”现在已经成为了“行星”。

　　问：中国经济这三十年来一直都是“风景这边独好”。现阶段阻碍中国经济继续“独好”的因素是什么？

　　林毅夫：中国经济仍然很有潜力，这点我有信心。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分配不均带来的社会矛盾。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矛盾就会丛生。

　　我们实行的是“双轨制”，有很多体制问题，比如说金融、环境等方面，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要素价格改革也不到位。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完善市场制度，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扭曲，同时政府要给弱势群体提供救助。

　　问：你一直强调“比较优势”。中国下一阶段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林毅夫：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直升级的。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现有体制、基础设施、金融系统都要随着产业升级而改革。这种改革就是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要发展经济，所在产业的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都要最低。降低交易成本涉及体制、法律环境和金融系统，只能由国家来做。

　　中国被人批评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这是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华盛顿体系”，认为只要有政府的作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任何国家的产业升级、转型都需要国家的作用。美国要实现发展，也需要国家来帮助认清下一步的新产业。政府可以通过推动专利制度和基础研究来帮助产业升级。政府采购，比如说偏向于新能源产品，也会推动产业升级。

　　问：政策有阶段性，政府的作用是不是也有阶段性？现阶段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500美元，政府的作用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调整？

　　林毅夫：政府的作用当然是有阶段性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全世界走在最前沿，但是仍然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政府的信息是不完善的，所以它更多还是依赖市场的八仙过海。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决定重点发展哪些产业、转型过程中资源如何配置等问题都需要政府来协调解决外部性问题。

　　中国的某些领域政府应该退出，另外一些领域则需要政府积极干预。中国已经有相当多的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之上，但也有一些产业仍然在边缘地带。对于后者，政府的角色就应该跟发达国家的角色一样，更多依赖市场发挥作用。在国际产业链上的产业则需要政府发挥引导性的作用。这的确涉及到一个政府阶段性功能的问题。

　　问：大国的“规模优势”是不是也是“中国奇迹”的必要因素？

　　林毅夫：“规模优势”的确是存在的。但是比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它的货币能否成为储备货币。美国就是大国，但是它现在能够跟全世界借债渡过危机，不是因为它是大国，而是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中国在1850年时的GDP占据全球30%的分量，但是当时没有储备货币，所以储备货币国能做的中国当时不能做。日元和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是日本和英国都不是大国。英国的财政赤字比意大利高很多，但是政府公债却比意大利低很多，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储备货币国。

　　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它的经济比较分散，所以可以在各地做实验。但是大国也会带来问题。比如说在赶超他国时，除了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丰富程度，还要考虑其总人口规模。此外，大国做决策也需要格外谨慎，如果没有清晰的框架来进行决策分析，犯错率就会很高。

　　问：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达到8%的年增长率，并且持续二三十年，发达国家怎么实现后续发展？全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是不是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中美之战就是必然的？

　　林毅夫：这个说法没有根据。只能说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潜力，但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实现二三十年的8%的年增长率。

　　如果这些潜力发挥出来的话，并不代表发达国家就没有发展空间了。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这可以为发达国家创造更多市场。而市场不足正是目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可以为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环境。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包括它的经济增速和四万亿投资。因为中国的发展和投资多了，德国、日本、美国的产业就能发展得比较好。

　　历史告诉我们，当老二变成老大时，战争总是难免的。但是有一点通常会被人们忽略，那就是历史上当老二变成老大时，两者的差异非常小。比如说德国追赶英国时，其人均收入已经是后者的75%，它介入的也是当时英国的主要产业。所以它们的关系是竞争的、替代性的。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跟美国是互补的，中国的发展只会给美国创造更大的市场。所以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摩擦，但总的来说利益是共享的。

　　居安思危是必要的，但是不需要过于悲观。

　　(根据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北大国际(BiM-BA)校友大讲堂”上的演讲及问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