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现在收入分配问题是大家都共同关注的问题，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大家也都在期待，但是怎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把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搞清楚，就是收入分配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腐败、垄断、城市化户籍制度、市场公平竞争等问题是当下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的重大推手。

　　腐败导致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这是现在最突出，最严重，导致最大程度上社会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公共资源、财政资金、现行财政体制、政府以及各项收入管理体制。如果这些方面的体制问题不解决，那么腐败问题很难解决，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说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个体制问题，而且这个体制问题涉及到整个经济、政治、社会方方面面，不单纯是调一调工资能够解决的，把高工资调低一点，低工资调高一点的问题。

　　涉及到腐败，关键的是怎么推进财政体制、设计要素、资本制度、市场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断收入分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有一些行业是竞争性行业利润的5~8倍，交的所得税和竞争性行业是一样的，很多自愿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没有纳入到公共财政渠道里来，而是由垄断行业、垄断企业自行支配了。这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三十多年来农民工进城转变为目前的城镇常住人口，但在城镇常住人口中间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变成城市的市民，没有解决户籍的问题，甚至大部分人都没有被现在的社会保障体制覆盖。

　　2011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民中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16%，养老保险覆盖率不到14%，失业保险覆盖率刚刚到8%，绝大多数人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更不要说城市低收入居民可以享受公租房、廉租房，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

　　现在说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发生的短缺。为什么在城镇化之后就出现刘易斯拐点和城市劳动力短缺？这实际背后是个制度问题，还有大量农村人口没有转移出来，还有大量已经转移出来的人口因为在城市待不下去又回去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劳动力市场供应短缺。这个短缺实际很大程度是制度障碍造成的。如果不解决这个制度问题，下一步城镇化很难顺利推进。

　　我国过去二十年至少城镇化是引领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火车头，如果这些阻碍城镇化发展制度问题不解决，比如说农民工户籍制度长期不解决，他们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长期不解决，未来我们城镇化很难继续推进。

　　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垄断行业、垄断力量非常大，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尤其是小企业、微型企业他们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融资难，放贷款的时候贷款都放给了大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几乎拿不到贷款，即便拿得到，他们面临的利率也是大企业能拿到的两三倍，他们拿到的是市场利率，不是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小企业生存艰难，很难顺利地发展，但小企业又担负着中国非农就业的主要部分，60%的非农就业是由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负担的。如果他们不能获得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那么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很难合理化。

　　其他的因素，比如不良的市场环境常常和政府过多的干预有关，很多部门今常常有权利寻租行为的腐败。

　　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把这些寻租行为过滤掉，给企业以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这也是影响中国未来收入能不能合理化的关键因素。如果不推进相关体制改革就很难解决收入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