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中介》杂志：王宪章老将不谢幕

　　王宪章的经历成为了中国保险业近40年来兴衰沉浮的缩影。他几乎经历了中国保险业起步、暂停、恢复到飞速发展各个阶段。纵使时光如何变迁，也抹不掉他留给中国保险业的记忆

　　《保险中介》杂志记者 | 元 毅 实习生丨梁丽成

　　如果时光回到10年前，在保险界，王宪章这个名字或许无人不晓。如今，他已迈入古稀之年，自然也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乃至国际金融界里，王宪章是广为人知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中国人寿完成了众多历史性跨越，这是公众有目共睹的。在他的带领下，国寿股份制改革成功，并完成重组，在境外上市，创造了当年全球最大的IPO，继而成为了内地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保险企业。

　　有人说，王宪章的经历成为了中国保险业近40年来兴衰沉浮的缩影。他几乎经历了中国保险业起步、暂停、恢复到飞速发展各个阶段。纵使时光如何变迁，也抹不掉他留给中国保险业的记忆。

　　在今年CMF大会贵宾席上，记者见到了依然精神矍铄的王宪章，他拿过记者递上的名片，郑重地瞅了一眼后，像呼唤儿子昵称一般，叫住了记者的名字。他的和蔼与亲切，令人印象深刻。

　　摸着石头过河

　　王宪章大学就读于辽宁财经学院（现为东北财经大学），在他大学读书期间，有一件事深深影响了他。对此他说过一句话：“在四年的大学学习过程中，关于“保险”只有这一个小时的课程，却确定了我的终身职业。”那是个平常之日，老师讲到在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构成时，提到了一个名词，CIF。老师跟他们说，CIF价格，即C是cost(成本)，I是insurance premium(保险费)，F是freight(运费)。王宪章没有在意前后的“成本”和“运费”，惟独记住了“保险”二字。

　　于是，大学毕业直接留校任教的王宪章，在留校任教四年后，他决定弃教从业。就在1969年，他踏出了从事保险业的第一步。在开始保险事业后，王宪章由于工作能力突出，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副经理、辽宁省分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69年，王宪章到了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的保险科。彼时国内保险业务已经停办很多年， “一大二公”是当时最大的

　　保险，很多人认为开办商业保险的必要性并不大。岂料，那时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号”在首航之日便发生触礁沉船事故，这件事给当时的保险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进行了保险，沉船事故大部分的保险分到了国际再保险市场，结果一番计算下来，再保险赔款金额竟然比再从国外买一艘轮船的金额还要大。之后又发生了类似的轮船沉没事件。“两轮”事件的发生将保险的重要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引起了社会对保险重要性的重新认识，这为我国最终恢复国内保险业祭奠了基础。在这之后，国家决策层作出表态：“为了企业经营可以科学地核算成本，保险费应当是必要的支出，应该允许国内保险发展，体现保险职能，通过保险的渠道搜集大量损失记录，提供防灾防损措施，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和整个社会财富的流失。”于是，在我国改革开放飞起始之年，也就是1979年，我国正式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王宪章参加了国内恢复保险业务的第一次会议，也成了其中的一名见证者。刚刚恢复国内业务时，保险业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保险需求，但由于普通民众对保险重要性的意识还没有那么强，所以需求并不是很迫切。毕竟大部分企业还是国有的，即便发生损失，还是可以申请财政拨款的。王宪章认为，这样的做法从当时的核算体系上讲是不科学的，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盈亏情况。“所以刚开始时，保险的发展非常艰难，几乎是靠中央文件要求各单位积极参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险来发展的，保险收入也很少，只有4.6亿元。”王宪章说道。

　　在他接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总经理后，整个大环境下，发展虽然迅猛的保险业在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

　　还是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所以，王宪章意识到，这种时候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还要大胆地进行尝试。于是，就在他刚上任的那两年，他既当领导又做业务，充当公司的一个大业务员，亲自带着手下的业务员们到一线去展业。有趣的是，当时的展业成本很低，他们做的最大一笔业务，只送了一个8块钱的人造革包和一支英雄笔就把业务做下来了。就这样，在他的带领下，辽宁分公司的业务突飞猛进。在1986年，王宪章被正式调到总公司，成为了当时第一个从地方分公司调到总公司的班子成员。

　　率领国寿美港上市

　　王宪章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有着较深的交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主管金融工作。当时，市场经济体制还没建立起来，金融保险领域的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一些政策文件的起草往往带有部门色彩，必然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在会上，王宪章经常提出一些反对意见，给朱镕基同志留下了“爱抬杠”的印象。不料朱镕基没有责怪他，反而还器重他。1999年年底的一天，王宪章在香港的办公室接到了时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阎海旺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叫王宪章速回北京一趟。到了北京，王宪章直奔位于航天桥附近的华融大厦，那里是中央金融工委的办公所在地。阎海旺一见到王宪章，什么也没说便拿出一份文件让王宪章自己看。这是一份从镕基同志那里批转来的文件，上面有一段朱镕基的亲笔批示：“中国人寿很重要，如果经营不好，造成一个大窟窿，怎么向人民交代！是否考虑迅速将在香港的王宪章调回来，任中国人寿总经理。”

　　在千禧年这一年，已经在保险业摸爬滚打31年的王宪章出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就在这时，他把中国人寿的股份制改造并成功实现海外上市看作是他一生中最富挑战性的工作。

　　王宪章表示，接管中国人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为了化解中国人寿的巨额利差损，王宪章当时大胆地决定，在中国人寿内进行股份制改造，然后上市。中国人寿上市，其中的困难可谓重重。正当王宪章带领众人积极重组准备上市时，一边是“非典”入侵，全城戒备，办公室不能工作，他们只好搬到院子里；另一边是审计署突然进驻，他们不得不花时间配合审计；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经常忙得焦头烂额。而当时中国人寿计划内的融资是20亿到35亿美元，如此大的融资规模在国内根本无法实现，只能去庞大的美国市场去。只是，上市本是不易，更何况是在海外上市。就连普华永道和个别中介机构都不同意，王宪章和底下的团队还是决心豁出去。去了美国，他们要想办法向别人解释清楚那几百个亿的利差损是怎么回事，还要去路演。“270多人听我们演讲，结果讲完后几乎没人提问，全场鼓掌，下来就签单。”回忆起的时候，王宪章还分外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走了103家投资者，其中的101家买了他们的

　　股票。

　　2003年美国当地时间12月17日上午9点半，王宪章为纽约证交所鸣响了开盘钟。中国人寿于17日、18日分别在纽约和香港两地挂牌上市，以融资35亿美元成为2003年全球最大IPO。这次的成功上市对中国人寿的意义太大了。上市之后才能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有机会成为世界500强。王宪章亲自带领着中国人寿登上了高峰，让中国人寿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企业，有着自己的良性机制，而不再是以前的大锅饭。

　　家爆惨剧自称有罪

　　王宪章一生鞠躬尽瘁，献身保险，本已荣耀加身，但在晚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家庭变故，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2008年2月，王宪章长子性情大变，亲生母亲在香港被长子连砍百多刀，悲惨命丧。王宪章出庭为长子任辩方证人，律师提起这宗悲剧时，王宪章忍不住在庭上拭泪。王宪章最初闻此噩耗时，的确非常怨恨儿子，但当知道儿子因患精神病而犯案时，他只怪自己没有好好照料儿子。

　　王宪章早前到高院作供时，其亲友曾与记者发生轻微冲突，一向很少与传媒接触的他，曾亲自致电传媒致歉。他相信香港司法是公正的，又表示自己经常顾及工作，对不起太太及犯人栏上的儿子:“有罪的人是我……”王宪章不忘为子辩护，强调儿子一直备受精神病困扰，“他被捕时一身穿戴并不正常，袭击母亲时又砍下百多刀，如果要杀人，根本不用如此”。

　　王宪章的二弟王双庆形容，王宪章是个工作狂，故照顾两子的责任便落在妻子战秋霞身上，忙碌的王跟儿子很少沟通，也很少照料儿子，更没发现儿子精神出了问题，故事发生后他一直自觉没尽男人责任。二弟形容，悲剧发生，家人感到非常沉痛，王宪章也整个人垮下。

　　王双庆透露，王宪章对儿子自小已非常严格，而王哲军自小做事非常认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也看重别人对他的看法及批评。王哲军的妻子、一对分别10岁及8岁的儿女、胞弟均在上海，父母则长居北京，王双庆认为，可能侄儿一个人在香港，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没有人跟他分担压力，令他患上精神病。

　　家庭变故后，王宪章鲜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便面对不会八卦的党政媒体，他也不会透露半句有关家庭的话语。

　　这名在中国保险史上曾挥写着赫赫战功的老将，或许直到如今，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悲伤。但疵瑕不掩美瑜，他的这一笔忧伤，并不妨碍后来者对他的崇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