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内广义货币M2为97.4万亿元，当期GDP为51.9万亿元，M2/GDP比例达到188%，比2011年提高8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高。M2/GDP最初的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的金融深化程度指标。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麦金农在1973年的开创性研究认为，M2/GDP将随着一个经济体的金融深化程度提升而提高。金融深化越明显，对货币交易需求将越高，M2/GDP将高企。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其M2/GDP整体要高于金融深化程度较低的中低收入经济体。2011年高收入国家的M2/GDP接近150%，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则只有100%和50%。

　　M2/GDP作为货币超发的指标具有局限性，该指标不仅与货币政策当局的政策宽松程度有关，还与经济体的储蓄率水平、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体系发育、市场化水平等相关。有部分学者认为，M2－GDP－CPI作为货币超发的指标更为合理，因货币政策大多是相机抉择的决策。当期CPI只能是作为下一期货币发行的因子，而本期货币发行的物价因子是上一期决定的。实际上，货币超发与否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指标体系。

　　M2/GDP高企引发的通胀担忧根源在于：一是货币主义的教义认定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通胀与货币供应有直接的联系；二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通胀压力“感觉”要比数据显示得更为明显，居民对物价的影响因子非常敏感；三是外围经济体的极度宽松和“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给中国的流动性和潜在的通胀带来更大的压力。

　　通胀的根源实际上是多方面的。除了货币超发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可能使物价出现上升螺旋趋势之外，还有需求拉动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和输入型通胀。其中，成本推动型通胀最具有黏性。

　　我国的通胀压力如此之大，一是物价篮子中食品占比较大，食品价格的季节波动性较大，受供需影响也较大，比如2月份食品价格上涨6%，是物价上行的最大贡献因素。二是农产品和非贸易品价格上行或是一个趋势，主要在于我国的要素结构的变化，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农产品相对工业品的价格上升是有要素基础，这形成一定的通胀预期。三是最为内在的因素，潜在产出水平在下降，但是政府政策更多是基于需求管理的凯恩斯框架，使得名义产出水平经常高于潜在产出水平形成正的产出缺口，导致物价上行压力。最后，货币增速较高也是通胀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将M2/GDP的高企等同于货币超发，或等同于严重的通胀压力是片面的。但将M2/GDP屡创新高置之不理是不负责任的。货币是经济增长和物价的内生因素，货币超发对经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货币政策当局而言，防范M2/GDP持续高企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具有现实意义。一是适当管控货币增速，使得M2/GDP水平下降，以有效管理通胀预期，缓解通货膨胀螺旋的压力，同时可以改变资产市场的风险偏好。二是货币当局应该持续有效地进行市场化改革，使得M2/GDP高企的因素逐步缓解。三是通过M2/GDP高企机制的研究，注重货币需求的长期机制建设，形成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和市场预期。四是做好应对预案，防范金融风险，M2/GDP高企可能是资源错配甚至是金融风险积聚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