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姐:拉响神木民间借贷警报
神木民间借贷资金链趋于断裂,政府责令退出高额利息,按比例补偿放贷者
“房姐”龚爱爱被抓,令神木县民间借贷危机逐渐浮出水面。
在神木,巨额民间资本的逐利冲动,催生了庞大的民间借贷。经济形势好时,资金流向煤炭、房产等领域,获取高额利润。但随着去年煤炭价格一路走低,资金链趋于断裂,整个神木的民间借贷体系面临崩盘。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与日俱增,社会不稳因素加剧。
从鄂尔多斯学习归来的当地官员,正试图减轻这一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过于单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失控的民间借贷,使得神木或将遭遇六七年高速发展以来的第一个严冬。
2月3日,在消失了19天之后,“房姐”龚爱爱选择在北京投案。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她41套房产成为网络焦点。
而在龚爱爱的老家神木县,拥有数个户口、大量房产并不罕见。当地人投资的房产遍布全国。此外,煤炭业投资也是资金的主要流向。
支撑这一庞大投资业的,是渗透神木各个角落的民间借贷体系,龚爱爱也是借贷链条上的“一环”。
随着龚爱爱的上线张孝昌被立案调查和龚爱爱被抓,这一民间借贷链条崩裂之势越发严峻。
“大家都抢着借钱给她”
曾是吸收资金和放贷大户,资金断裂遭债主网络举报
龚爱爱作为“房姐”一夜成名前,在神木已经是个人物。
1986年,她进入神木县信用联社(神木县农商行前身)大柳塔分社,从基层信贷员做起。因工作业绩突出,2004年成为神木县农商行兴城支行行长。经过多年的经营,已成为拥有房产、煤矿、酒店、购物广场的“女强人”。
2006年后,煤矿收益呈几何级数增长,吸引大量“闲钱”加入。神木的民间借贷随之兴起。龚爱爱也加入其中,她的吸、放贷款是神木典型的操作模式——从民间吸收闲散资金再转手放高利贷。
据多名知情人士称,龚爱爱在其控股的爱丽莎购物广场开设一家典当行,以2分至2.5分的月息从民间吸收资本,再转手以3分至3.5分的月息放贷出去,赚取其中的差额利润。
神木有数百个非正规的典当行,龚爱爱的典当行也没有注册登记。但雄厚的资金和素有能力的形象,“令大家都抢着借钱给她”。
而在2012年,多数典当行的资金断裂,放出的贷款无法收回。龚爱爱也遭遇这一命运,她无法偿还借贷来的资金。龚爱爱的一位生意合伙人称,龚的典当行涉及资金30多亿元。
当地许多人的说法是:债主们讨不到钱,于是发网帖举报。“房姐”随之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投一个亿,收两个亿
掌握放贷权的龚爱爱成了煤老板的“财神爷”
和几乎所有的神木富人一样,龚爱爱的致富历程,与这座城市的几年间财富的迅速扩张息息相关。
因传说中的三株古松得名的神木,东临黄河,西连毛乌素沙漠。除了是杨家将戍边卫疆,佘赛花的家乡,这里并没有多少让人艳羡的资本。但在这片黄土地下,有埋藏了亿万年的宝藏:神木59%的土地下都是煤层,有4500平方公里之多,探明储量500多亿吨。
煤质的优良也属罕见,特低灰、特低磷、特低硫、中高发热量。在追求环保的现在,神木煤成为被追逐的奇货。
2008年前后,神木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煤炭价量齐涨,每吨从2005年的50元,升到500元;年产量从2007年1亿吨增加到2011年的7.74亿吨。
2008年,神木在全国百强县里排名92位;2011年,跃至36位。
神木人享尽了煤炭资源带来的红利,承包煤矿或者煤矿入股,投入一个亿,第二年就能收获两个亿,致富速度惊人。据2011年5月出炉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报告》显示,神木县资产过亿的富豪超过2000人。
龚爱爱也搭上了顺风车。2004年,她任县农商行兴城支行行长时,恰逢煤矿井喷式发展,在迫切需要资金的煤老板眼里,掌握放贷权的龚爱爱简直是“财神爷”。
商人贺国桢介绍,当时的“行规”是贷款要给银行工作人员回扣,比如贷款500万就得拿出煤矿100万元的股本给贷款人作为“回报”。就在当行长的第一年,龚爱爱通过其哥哥龚子胜作为其代理人入股大砭窑煤矿1500万元。
享受奢华之外,富起来的人开始为资金找升值的出口。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建军测算,神木民间资本总量在500亿元以上。“庞大而且活跃的资金流动,使得神木的金融市场风起云涌。”
手写借条可贷百万
一觉醒来,街边冒出一堆借贷公司
2009年起,神木人为民间游资找到了升值出口——民间借贷蔓延开来。
贺国桢回忆,几乎是一觉醒来,临街好的门店,都挂上了一块块诸如“××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的招牌。
更多的是没有门店的皮包公司,在酒店租间办公室,甚至在家里摆张桌子,放个保险柜。再甚者,腋下夹个皮包,里面放上一沓票据,就四处游走吸贷转贷。
马先生也成了一个“夹包族”。他介绍,2009年到2010年,神木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近200家。而像他这样的“夹包族”难以计数。
这种融资方式兴起的动力,是投资煤炭业的高额回报,老板们渴望进一步投资。但从农商行和商业银行贷款手续复杂,成功率低。
民间借贷应运而生,将投资机会较少的普通人手中的游资汇集起来,供给大老板。
这些公司向社会吸收资金的月利息为2分到2分5厘,放贷的月利息3分5厘到4分不等。虽然远高于当时银行贷款几厘钱的月利息,但既无需担保,也无需繁琐的手续,手写一张借款单就可完成,而且几乎当场就可提钱。
2009年开始,神木大兴炒露天煤场,炒家从本地炒到鄂尔多斯、甚至远赴新疆。一家正规小额贷款公司刘姓经理介绍,民间借贷的大量资金中有六成到七成流向房产与煤炭。而来自县金融办2011年的数据是,贷款约68%流向了煤炭、化工电力等行业。
另一部分融资被用于满足个人消费,甚至流向赌博市场。在当地,有钱人赌博的规模越来越大,一次动用的赌资高达千万元。
这类民间借贷与国家金融政策并不相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即使是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只许放贷,不许吸纳资金;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更是不能从事任何形式、性质的金融活动。
但在神木,这些非金融性质的公司却公开、大规模、大范围进行金融活动。马先生介绍,当地近200家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很少完全从事过其工商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所进行的完全是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
在这些吸贷转贷的人中,神木县城内最受人信赖的是龚爱爱,商人乔秀峰、王文明以及张孝昌等人。
其中,新世纪黄金珠宝城的老板张孝昌是黄金炒家,他的借条十分简陋,上百万资金的借贷手续就写在其珠宝城销售单据背面。
抵押房产借款放贷
“神木100个家庭有98到99家参与借贷。”
民间借贷网织成后,神木县几乎每家都被网罗其中。“不敢说100%参与,但神木100个家庭有98到99家参与借贷。”马先生说。
民间借贷除了从个人手中吸收闲置游资,还有大量资金来自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
马先生透露,一些典当行是由几个人合伙成立,经常有银行的职员或领导参与其中。通过这些人的职务便利,可从银行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贷。
而手无余钱,又没关系的普通民众只能靠抵押贷款。64岁的刘奠业是石油公司的退休工人,拿房子做抵押从工商银行贷款150万,月息6厘到7厘。贷出来的钱投进了典当行,能够获取2分5厘的利息。
这种做法很常见。一位工商银行小额放贷业务员透露,2010年到2011年,30万-50万元的抵押贷款,平均一天要操作20到30笔,周六日都要加班,抵押物大都是房产。贷款者丝毫不避讳用途,就是投入民间信贷吃利息。
如果手有余钱参与民间借贷算是风险投资,那么拿房子抵押贷款参与投资的人,“是把身家性命寄托在此了。”马先生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1至9月,神木县金融机构存款规模连续下滑,并出现10年来首次滑坡。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经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存款,居民散户资金被少部分老板集中贷走流向了西安、北京等地的房地产开发和内蒙古的‘明盘’(露天煤矿)开采……”
神木的“民间高息借钱”在2012年夏天甚至传到了西安。西安商人王胜利多方打听后,将自己的商铺作价80万元转让,托在神木的老同学贺国桢借给了张孝昌。
贺国桢和张孝昌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前后4次借给张孝昌1380万元。贺说,最旺盛的时候,西安甚至北京的许多人都纷纷托关系主动要求把钱借给张孝昌。
知情者称,在向张孝昌借钱的人中,有许多公职人员甚至领导。但如今这些人有苦说不出,也不敢张扬。因为担心说出来后,别人会质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放贷大户一夜间消失
源头产业无法支持高利息,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
2011年,神木民间借贷最高潮时,多米诺骨牌从鄂尔多斯到来。
这一年,鄂尔多斯近乎于疯狂的“造城”运动难以为继,楼花无法售出,楼盘无人问津。这一风险迅速转嫁为贷款风险,导致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从神木来的民间借贷资金被套住。
贺国桢介绍,2011年,去鄂尔多斯投资房产的神木籍老板郭岐峰因2000多万资金无法收回,在东胜跳楼自杀。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国际煤价持续下跌,输煤港口煤炭大量积压。2012年初,煤炭出坑价降到最低四百元一吨。
源头产业的利润已无力支撑民间借贷的高利息。两番夹击之下,神木民间资本市场转冷。吸储放贷的“大佬”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县城里大量小额贷款公司关门。
2012年,工商银行负责小额贷款业务的林女士闲了下来:“还钱的多了,贷款的少了”。民间资金开始流回了商业银行。
此时,黄金珠宝城老板张孝昌的实力仍然被深信不疑。
“张老板有好几吨金子,100多吨白银。几年来,他从不欠利息,有保障。”2012年,65岁的退休干部冯祝文,仍把自己在其他典当行的钱拿出来,投给张孝昌。
即使是在富有的神木,张孝昌也是一个财富传奇。出生于1958年的张孝昌在80年代只是个银匠。经过10多年的积累后,张孝昌开始涉足黄金加工业。
2000年以后,许多“一夜暴富”的煤老板们“披金戴银”。借着“煤老板”一掷千金的豪爽,张孝昌完成了原始积累。2005年以后,张已经基本上垄断了神木黄金、珠宝市场。
煤炭经济形势大好时,专家认为白银会翻倍增长。据张对朋友透露,他决定通过融资囤积贵金属,等贵金属价格最高时抛出,不仅能还上借款,还能大赚一笔。
有坊间说法称,2010年到2012年,为囤积黄金,张孝昌除贷款4亿元之外,又以37名亲友的名义从当地工商银行贷款共计3.7亿。这些贷款均由张孝昌担保,然后转手给张使用。
除银行贷款外,张孝昌还通过民间借贷广泛吸纳资金。用这些资金,张孝昌在黄金市场购买了3吨黄金和100多吨白银。
许多放贷人将赌注压在张孝昌的身上。龚爱爱的商业合作伙伴称,她也是其中之一,将1.2亿元贷给了张孝昌。
庞大的利息让张孝昌只能用新收储的资金填补利息黑洞,但随着2012年神木民间借贷链条的断裂,他已无力吸收新的贷款进来。
2012年12月1日晚还在收储的张孝昌,2日突然消失。当得知消息的数百债权人聚集在金店时,只剩下空空的柜台。张孝昌也已关机。
金融炒客纷纷外逃
神木法院每年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记录了民间借贷的轨迹
2008年,案件数251件;2009年260件;2010年456件;2011年679件;2012年截至9月份,1656件。案件最多时正是民间借贷濒临崩盘的2012年。
一场牵涉到神木大多数人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带来的社会风险也在显现。2012年,一些放贷老板消失了,金融炒客们也纷纷逃离躲债。
马先生称,有放贷人开始请讨债公司帮忙。甚至把欠钱的抓去,关押在地窖里,每天只扔一棵生白菜,既当水又当饭,答应打款才放人。据他了解,已经发生了一起持刀讨债未果的伤人事件。
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香格里拉酒店割腕自杀,据了解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600万元。
2013年1月23日,神木县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死亡。
据称,他生前开设了一家典当行,数千万元贷款收不回来了。
据龚爱爱的合作伙伴透露,龚爱爱因放贷资金链条断裂,情绪低迷,2012年10月曾在神木家中用头撞墙。
更多的受害者是并不富裕的神木人。52岁的张振刚,儿子残疾,靠打小工攒了5万元,又借了5万,放贷给张孝昌,本准备在去年12月取第一次利息,但是连本带利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今年2月3日,部分张孝昌集资案的受害者打条幅聚集在东兴街。他们希望政府能出面解决。
贺国桢对神木的未来也隐隐担心,他说:“我赔了就赔了,至少还能活下去。那些把全家资产都放贷的人,如果处理不好,会出大事。”
贺国桢在借贷过程中,看到很多“亲朋好友,兄弟反目”的情况。他说神木的民间借贷已开始崩塌。
政府责令清退高额利息
按比例补偿基层放贷者;对应案件成立专案组
一位当地公务员说,往年腊月二十三,各政府部门差不多处于放假状态。但今年却天天开会商讨应对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办法。
早在2009年,神木县的担保乱象已经引起省市金融办、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关注。2009年7月神木县政府发出《关于集中整顿和规范信用担保公司的通知》,开展为期160天的专项整顿,取缔了一批不规范的担保公司。至今,正规小额贷款公司与担保公司已有22家,还有30家正在等待批准。
神木县金融办主任刘琦云介绍,神木县金融办曾多次对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机构举行讲座等活动,并开展大规模宣传,强调风险。
如今,血本无归的民间借贷者把讨回本金的希望寄托在县政府身上,每日都有人到县政府讨说法。
县政府在2012年已经到鄂尔多斯调研,学习鄂尔多斯处理的经验。
刘琦云称,政府不可能“出钱补窟窿”。政府的思路,是查清已经拿到高额利息的借贷人,令其将高额利息退出,用退出的钱,按比例补偿给基层放贷者。对借款不还的企业,政府出面责令还款,不惜让其“倾家荡产”。
神木许多放贷人获得的利息已超过本金,政府针对的主要是这部分人。当地放贷小户月息2分5厘,超过千万的大户利息在3分6厘左右。这意味着,两年时间利息就可以超过本金。
张孝昌记录了部分大户从他处领的利息:“本钱除外,张振平妻王玉凤5亿多,李德云1.8亿,郭振江和他们公司3亿……”仅这些大户,张孝昌已经付出23亿元的利息。
目前,神木县已经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规范金融秩序专项行动小组,建立了打击和处理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制度和防范预警体系,检察院、公安、金融办等部门联合,每一个案子都成立对应专案组。
神木县金融办证实,目前神木县法院对涉案金额500万以下的不予立案。刘琦云解释,500万元以下的都是散户,多是活命钱,这也是最影响社会稳定的一环。通过诉讼解决,时间太长,执行也存在困难。散户等不起,需要政府出面协调解决。
一位神木当地官员透露,根据神木县政府研判,2013年或成为“神木艰难的一年”。到五、六月份,因民间信贷危机带来的问题可能会大规模爆发,“那时社会风险会更大”。
该官员还透露了另一个让神木县政府担心的问题:民间资本的崩溃,加上煤炭市场不振,依靠资源的神木发展神话也难以延续。
□记者 刘一丁 萧辉 陕西榆林报道
(原标题:房姐:拉响神木民间借贷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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