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出席并演讲。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而他认为今天的国企改革应该把政企分开放在第一位。政府工作最擅长的工作就是审批。但坏就坏在审批又不负责任。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荣融：各位嘉宾早上好！因为我是第一位发言，按会议的安排我是三十分钟，文魁先生说还留了五分钟能够对话，我就是二十五分钟。我离任以后公众场合基本上不出现，因为我已经离任了，所以比较多的时间在学校。我一生42年，其中18年在企业，24年在政府，自己积累的一些东西能够给我们的同学作为一点营养，也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出更多的优秀企业家。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没有一批优强的企业中国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强国，首先是企业家。

　　这次盛情难却，思平多次约我，文魁老师专程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出席，我难以婉拒，所以我来了。我的前辈陈清泰在，我是干活的人，不管在哪个岗位我都是努力干，水平有高有低，我可以无愧的说，我是尽心尽力了。

　　国企改革32年历史回顾

　　我想了想，我想还是回顾一下历史比较好，因为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37年了，如果说我们国有企业改革来算，按照十二届三中全会到今天已经32年了，不是没有走过，也走了一段不短的路，我认为值得总结、值得回顾，我想从这个切入点进行我的发言。

　　十二届三中全会是1984年10月份开的，这次会议是最早有系统的安排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全会做的决定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间很大的分量是对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后来慢慢这个声音淡了，说实在话，中心不中心也不是你说不说，这是客观事实，你要离开它，它会惩罚你。你要搞好了，它会加速发展。那次会上你们今天一起回顾一下，这个《决定》是1984年10月份做的，它是怎么描述的？他说“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使本来应该生机决然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企业的活力来源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

　　32年前的话再到32年后的今天来看，我认为当时的环节抓得很准，为什么要搞国有企业改革？解决活力问题。所以你对国有企业也好、国有经济评价也好，按我的眼光评价就是看活力。今天要说不管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一样看活力。开始提出的着力点很准，至今看也是对的。

　　过了九年，在这个的指导下出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放权、让利，我是1984年担任厂长的，在企业18年，从工人开始一直爬到最高峰，也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指导下开始我的生涯，我是无锡市第一位厂长负责制的厂长，坦率的讲，当时邓小平想改革国有企业，提出来厂长负责制。讲实话的话这个厂长负责制实现效果不好，党委书记不断有小纸条给我，说这个问题最好放在党委会上讨论一下比较好，我在厂里18年，威信也不低，所以经常给我小纸条。我待18年的体会是什么？我上任以后抓得最重要的是责任，谁负责？不管书记也好、厂长也好、董事长也好，都可以，谁负责？没人负责搞不好企业。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那个时候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九年探索了，走出什么来？明确了方向，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如果现代企业制度不解决，我认为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因为这是一个企业的必要条件。不是说具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就一定能搞好，我说的是必要条件，还要有充分条件。我们这个话没讲完三年，美国的安然倒了，安然是不是现代企业制度？是的。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这么好的企业也会垮掉？我说这是必要条件，还有充分条件。他的董事会没有有效运作，到后来的雷曼垮台，雷曼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弗尔德(音)是很不错的，我还总惦他。后来我们2003年建国资委，2005年他来了，他愿意帮助我们，我们这个部门刚起步，缺乏钱也需要培养人，他说需要培训、培养我可以来，我和他这样见了一次面。后来

　　雷曼垮了，雷曼是在他手上带起来的，从低谷走到顶峰，但是说倒就倒下？原因也是在现代企业制度没效，有现代企业制度，但是要有效的运作，他也是一个人说得算。

　　安然、雷曼都是做假帐，今天股市总希望把股价炒高，逼得企业做假帐，说倒下就倒下。1993年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国有企业的得牢牢记住四句话，无论是在政府岗位还是企业岗位得扎扎实实做： 一是产权清晰；二是权责明确；三是政企分开；四是管理科学。

　　我实践了一段，我说这16个字很有道理，当时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所以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现在我要说的是，应该要把政企分开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具有绝对搞不好，审批的人不负责任，从项目建议书到开工报告一共八年，八年批一个项目，你说哪个企业的项目还能赚钱。

　　后来我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清泰同志当时是经贸委副主任，几个项目没有一个成功的，投资都在上百万，比如湖南工人发不出来工资的事情，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

　　到今天要讲，我就说好好记住我们实践，自己总结的内容，这是中国化的，同时又尊重世界办企业的规律，一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1969年到2002年，我当时在经贸委，那次开会到今天我还有很深的印象，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当时也选了一批亏损企业试现代企业制度，不客气的讲这个试点到后来也不了了之。

　　正因为这个没做好，你的国企改革想搞好下了不少劲，但是我们的步伐又不断在开放，刚开始我们和乡镇企业竞争，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竞争对手不仅仅有乡镇企业，外资来了，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不少人说国有企业是政府偏袒你的，温室里的花朵养不好的，必须竞争。所以今天的国有企业，我们国资委的带领下做出一些成绩，我首先要感谢民营企业、感谢三资企业，只有和高手竞争才有希望攀上顶峰。

　　再到九年到朱镕基手上越搞越困难，三分之二是亏损的。1998年全国25万户的国有企业利润才214亿，今天是中央企业一个月的零头，一个月要1200多亿。那个时候真困难，我陪吴邦国副总理到贵州机床厂，一家八口人就靠一个离休的老干部生活，女儿女婿有一个孩子，儿子媳妇有一个孙子，八口人就吃一个老人。我们去的时候老人已经78岁了，我心里不是滋味。一出门副总理和我同样的想法，这个老人如果走了这个家里怎么弄？

　　贵州机床厂的厂长拿多少钱？150元，每个月发愁怎么发工资，各地也是一样，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市长也发愁发工资。因为国有企业面对这样强手的竞争，自己的毛病都暴露了，越走越困难。所以朱总理任期的五年国企改革拖得他确确实实不简单，财政收入也不行，下岗分离制是那个时候搞的，也有人有意见，这个包袱是政府加给企业的，至今我还在说赶快解决，这是政府加给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应该和三资企业公平竞争，人也应该有进有出，现在还养了超过一倍的人，要我裁员50%，但是不让我们这样做，要考虑社会稳定。我拖了这么大的包袱和人家一样竞争，要成为国际一流的企业，自己为难自己。

　　所以朱总理没少花精力，他说的是三年不扭亏他下台，那个时候多困难？改革真改，国家政府机关裁员一半，三个月到位。没有撤销九个工业部，我后面也没那么顺利，建一个经贸部国资委，后面会建工业部、机械部的国资委，还是条块分割。他撤掉了九个工业部，层次上甩掉了一个，那是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做的改革。今天条件太好了，我不客气的讲，当时我就想把历史包袱一个一个甩掉，大集体职工2005年利润就比较好的，就想解决。我说我是工人出身，我理解，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熬了五年，再让他熬怎么熬？我家里也不宽裕，也是一个穷孩子，就有心理缺陷，自卑感。这些人家里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愿意让职工下岗，要搞活企业必须下岗，否则一起死。

　　钱是钱，作为人家的家庭，如果你是那个家庭的一员你怎么想？所以改革我的说法就是要严格按照规律走，今天更重要是政企分开。走着走着走到没路了，18年下来下了这么多功夫还是不行，不行的原因是什么？体制没动，老体制走新路绝对不可能。所以2002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至今我认为所确定的原则是对的，这是总结的国外、总结了国内自己的实践得出来的，2002年到今天14年了，我说他确定的原则是正确的，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又成为中心环节，又在议了。后来出了一个题目，说荣融你带一个队做做这个课题，我要做就不能回避现在的现实，不能避开矛盾，还是要针对难题做，这个课题刚刚做完，我们会陆续发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政企分开

　　因为从2002年开始体制改革了，数据也都有，我们不是理论分析，是实证得出什么结论？一是体制，我做的题是效率与国有企业改革，老是说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我说我们也不回避到底高不高，低怎么改？我也是有信心的，因为我出了一本书就是《尊重规律办企业》，不管什么所有制企业都得按规律办，雷曼倒、安然倒就是没按规律，按规律由小会变大，无论什么性质的企业都一个样，不是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有些老师这样讲，我有一次在一个比较高的演讲会上说，在座各位教授、导师，有哪位导师说哪个企业一定搞好，私有企业天天在关门，关门开门不是坏事，关门不符合市场经济、不符合现代要求，那应该关，是好事不是坏事，国有企业也是一样，应该有开有关，我们做的课题我可以说一下，我做的是从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个指标，第二个是总资产贡献，第三个是工业增加值率，做了计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我们是用央企的数据，因为比较可靠。

　　中央企业在体制改革后生产率的提升32%到40%，其中来自体制的贡献30%，这个体制改革是有效的，这个增长率可以说这十年我们用的是2004年到2014年。

　　关于国有产权的结构与效率的关系，这是用的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的数据做的计量分析，分析下来的效率强项对控股，国有占的股份是30%到50%的效率最高，其次是30%以下，效率最低的是绝对控股，讲到这儿我可以说，不要动摇，牢牢坚持方向。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上说两个一以贯之，一个是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第二个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讲建现代企业制度我说更要突出的两条，政企分开是第一条，第二个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 解决公司治理结构，这是必要条件，这个不解决其他不用谈。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把牢方向”，着力点是牢，不要放。二是“扎实推进”，不要来花哨的，扎扎实实走，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中央企业从2003年到2012年十年，年年平均增长接近20%，国有资产、销售额、总资产回报率、利润，你对路就是快，不对路没用。占用大家的时间讲一下我的观点“把牢方向，扎实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