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沙沙

　　关于新型农业的理想图景，东方和西方互不了解却又互相倾慕。在美国农夫眼里，有着数千年历史而仍生机勃勃的保护性耕作和有机农业，无疑代表着先进的农业模式;而在中国农民眼中，大规模、机械化、高科技的农业才是现代化的正解。

　　然而，一股出人意料的力量正在试图扭转中国农业向那个现代化农业梦想进发的脚步。他们租种土地，组建农庄，说服政府和行业协会，运用娴熟的商业技巧吸引有意愿接受昂贵的有机食品的消费者，利用这一利基吸引资本加入其中，小心翼翼地避免这场新农业运动再次陷入产能导向……这一外力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济南市区出发，沿经十路一直向西，可以看到一个旁边仍有大片未开发空地的别墅小区——蓝石.大溪地，1万元左右的均价在当地已属中高档住宅区。2012年8月的一天，江苏常州西南的大水牛市民农园董事长兼首席农夫程存旺接到了蓝石.大溪地开发商的电话，项目开发商希望与程存旺讨论一项合作：在小区旁边建造一个社区农园——大溪地社区业主专享的农园，业主可以选择预订有机种植的蔬菜，或者自己亲手耕种。

　　房地产商可谓是中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风向标之一：需要宽敞的保姆间吗?超大厨房到底多受欢迎?问他们便知道。现在，他们吐槽的新动向是：中产阶级开始爱种菜了!

　　刘荣就是一个全职种菜的中产阶级，在南方都市报做了多年记者之后，他决定辞职。他要逃离的不是一家公司或者一个报社，而是广州这座城市，以及作为城里人的生活状态。2010年7月，有个朋友告诉他一块不错的地在出售，他带着怀孕的老婆去转了一圈，开始幻想把这块地当作给从未谋面的孩子的一个礼物。20多万元，在广州市区大约可以购置一个厨房的钱，他用这笔钱买下了60亩土地。然后建起了“萝卜擦擦就能吃、长着小小的土 枇杷”的“小马驹农庄”(以下简称“小马驹”),从此，他的孩子可以在 4000 平方米的大院子疯跑,追鸡追狗,爬树抓鸟。

　　2012年，通州西集镇马坊村的郎叔遇到了人称“石掌柜”的石嫣。此时的石嫣正要离开她一手创办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小毛驴市民农园”(以下简称“小毛驴”)，她的 10 来个朋友每人了 预付 5 年共 2.5 万元的菜钱,凑了大概 30 万元,请她负责牵头, 做个小有机农场。 “北京周边这些小有机农场,多数是这样开始 的。”一群城市白领凑钱做个小农场,或者干脆自己投资二三十万元, 辞职当农民,这种被石嫣称为“中产阶级下乡”的做法成了近两 年忽然兴起的社区支持农业(简称CSA)项目的主流力量。

　　中国的中产阶级绝不是第一批出于对食物安全的恐惧去亲眼看看下蛋的那只鸡，甚至决定把鸡养在院子里的群体。1965年，日本的一群家庭主妇由于担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连市集都不再相信，直接与有机食品的农户达成协议，预付一年的费用，农户必须按照要求种植健康的有机食品。在日文里，这个词叫做提携(Teikei)，这正是如今盛行的社区支持农业的起源。

　　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合作社(CO-OP)、观光农业(Agri-tourism)……这些大多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词汇上映射着一群人的身影：被食品安全丑闻折磨得咬牙切齿、忍无可忍的中产阶级，薄有资产、智识专业的中产阶级，被称为“政治后卫、消费前锋”的中产阶级。

　　2008 年,三鹿牛奶丑闻触痛了中国中产阶级那根已经紧绷的神经,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开始介入农业潮流了。周而复始,众所周知的大品牌和散落各地的小商贩轮番证明人们日常所食 多么不可信任。信任大公司?上市公司的化学添加能力果然卓 越。回归路边摊?夫妻档小店的化学试验技巧一样熟练。看不 清的产业链让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惶恐有增无减,超市、生鲜 卖场、蔬菜市集相继爆出令人失望的丑闻。惶恐的蔓延和信任感的缺失终于凝聚起了一批有能力的中产阶级开始尝试向食物的生产链源头——农田无限趋近。

　　只有亲眼所见才能信任，只有面对面的承诺才安心，极度缺乏信任的食物链条一再被拆散挤压，土地到餐桌之间短到只有一两个环节的“短链”农业模式，成为与有机种植相配套的“信任工程”。

　　中产——农场“生消者”

　　这是因捍卫餐桌运动而生的农场，农夫的技术是落后的，心态是先锋的。

　　长沙的梁老师的后现代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他在河西一个渔场附近弄了块地,每到周末就开车过去刨刨弄弄。这块地梁老师已经打理快一年半了,“没多大,但收成不错,就多种点喜欢吃的蔬菜”。城市长大的梁老师,在 50 多岁的时候开始在网络 上找人求教种植经验。

　　梁老师这样的新农民正是石嫣的目标客户之一。2010 年,她选取了 200 位小毛驴的会员进行问卷调查,数据显示:65.03% 的会员年纪在30岁以上,九成会员的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 40.06%的人有硕士学历,平均家庭月收入约为 2 万元。这个中等收入群体被她视为社区农业模式乃至有机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四年前，即将在人大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三农”问题学家温铁军的石嫣有个去美国交流的机会,但当她到达美国,她径直来到了明尼苏达州一个名叫“地升农场”(Earthrise Farm) 的地方,目的是为了深入感受一种被称作“社区支持农业”的新型农场经营模式,开始了为期 6 个月的“洋插队” 下乡生活。

　　一直在城市长大的石嫣，却由此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公费去美国做农民的学生。回国后，石嫣把这种农业经营的新概念正式带入了国内大众的视野：2009年，石嫣在北京凤凰岭下搭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经营CSA模式的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

　　石嫣没有向目标消费者解释什么是CSA。简单地说，有个农场，你可以租来自己种，也可以预付款，定期给你提供蔬菜，有兴趣吗?

　　小毛驴的第一批客户来自北京北五环万科西山庭院小区的50户居民，有人想自己来种菜，有人没时间，但也想要健康安全的食物，小毛驴为此提供劳动份额(租地种植)或配送农场种植收获两种经营项目。

　　“办小毛驴的时候完全是实验心态。”作为在中国研究农业问题的学者，生态农业、有机种植早在2000年左右就摆上了议题。世界范围里有机农业在发展进程中出现过的不同表现形态，随着学者的交流推动，国内也都有涉猎。但在2004-2005年，经过专家培训自己来做生态种植的农民都遇到了一个问题：产品卖不出去。这些没有用化肥或仅使用少量农药的粮食作物，因为人工成本的增加，比常规农产品市场价格较高，在通过传统渠道销售的时候，收购商不认可、消费者也不信任。

　　小毛驴的初衷就是想试一下，农民卖不出去的这个问题，用倒过来下订单的模式能不能解决。在石嫣的观点里，CSA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合作，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而在当时，国内毒奶粉事件刚刚平息，有机的概念开始兴起，此起彼伏爆发的食品危机带来的消费恐慌，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在北京，小毛驴的会员吸纳发展得很快：三年左右的时间，种菜的会员有450户，订菜的达到600户，凤凰岭基地用于劳动份额的农园用地已经全部有了认领租种的会员。2012年，小毛驴又和海淀区柳林村新合作了1000多亩地，等待扩大规模。

　　2012年，石嫣离开小毛驴，带着朋友们和自己凑的30万元，在通州西集镇马坊村遇到了郎叔。

　　郎叔家里有50亩的种植土地和100亩的养殖土地，一年种地能有5万元收入。他儿子1988年出生，读完大专毕业，之后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郎叔听完石嫣的介绍，觉得这个事情虽然没做过，但是收入高，也没浪费儿子读的书。于是，两下商定，郎叔提供土地，按要求种植，石嫣负责接收订单、管理配送。“分享收获”农场诞生了。

　　近三年也是国内CSA的萌发阶段，80多家CSA农场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为：土著派、市民派、公益派和餐厅派。土著派就是以土生土长的农户和合作社为主;市民派是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在国内的CSA农场中占绝大部分;由高校、科研院所和NGO发起的这类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可归位公益派;还有便是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等著名的有机餐厅为了给自家提供高品质的有机食材，自己建立维护的有机农产品供应网络。

　　市民派可谓最符合“生消者”——生产者即消费者的真谛。采访中，石嫣提及一个典型：一家IT公司的30个同事决定每人出4000元钱，凑成12万元，交给发起人之一的家庭保姆去种地。这位保姆和开公交车的老公一起辞了职，回大兴家里去种有机蔬菜。这群发起人不要求产量多大，也不挑剔品种，只图自家够吃放心。这种消费者组团找人来种地，知根知底，可谓纯之又纯的社区支持农业。

　　在石嫣周围，辞去工作，专心做农民的农场主也为数不少，比起其他类型的发起人，选择做社区支持农场的中产者，对农场的盈利冲动更加淡泊。

　　谁是推手?

　　只有一个环节的供应链又怎样?在中产和农田罅隙里的市场机会，你有兴趣吗?

　　当一件事情进入一个有购买力的人群的生活方式，再甚至被冠以“格调”，就意味着很多“相关利益方”也将乐于推波助澜，甚至加入其中。

　　离蓝石.大溪地社区步行不到3分钟的地方，一片规划整体的农园印入眼帘，这里就是山东第一家CSA项目。蓝石.大溪地社区位于济南的西郊，但社区周边没有商超配套，菜市场也没有搭建，是一个硬伤。

　　“是开发商找到我们的。”通过微博，开发商蓝石置地在2012年8月主动找到了程存旺，商谈合作。此事项目一期已经在售中，为了解决社区买菜的问题，又可以保证食品安全，蓝石决定在大溪地社区旁规划出300亩面积的农园。2012年9月26日，蓝石置地开发的溪地都市生态农园和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正式举行了签约仪式。

　　整个项目中，蓝石负责提供资金和土地。“我们只派三个人给他做咨询管理。”程存旺继续解释道，“合作资金2013年是30万元，咨询内容包括CSA模式的搭建，种植安排，可服务的标准。”

　　和小毛驴一样，这个社区农园也分为了出让劳动份额(租地种地)和销售配送订单两种模式供业主选择，2013年就会开始正式运营。虽然社区农场是在定下来之后，才开始把理念和产品对业主推广，但“购买他们一期项目的业主对农场都特别热衷，尤其是劳动份额”。如今，在完成了相关土地评审、道路以及基本设施的建设工作后，选择劳动份额的会员已经可以开始种植，订单配送的会员招募要到2013年5月才会开始。

　　社区目前有3000户业主，在程存旺他们的规划里，这个农园一亩地平均能负荷10户左右，但只是保证基本蔬菜供应。如果还想要种植粮食作物，“比较有把握的是500亩吧。”程存旺大致估计道。

　　在大众点评网上，杭州的龙井草堂拥有五星评级，虽然它的人均消费高达460元，这家农家菜餐厅还是令老饕趋之若鹜。位于风景如画的“龙井八景”旁，一片27亩的江南风格园林，错落布着古朴精致的亭台楼阁，戴建军的龙井草堂餐厅就在这里。而在国内CSA分布地图上，杭州的龙井草堂也是一个特别的代表。

　　龙井草堂因英国著名美食作家Fuchsia Dunlop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评论而闻名。 Dunlop最为赞誉的就是其食材溯源体系之完美，堪比美国餐饮名媛艾丽斯.沃特(Alice Water)著名的环保餐厅Chez Panisse。 这家餐厅只按照节气时令供应菜品，食材全部从有机种植的农户直接采购。没有菜单，只有一本采购日记，记录了厨房供货的农民、工匠、菜品等相关信息。客人来吃饭需要提前预订，可以自己选择消费金额的范畴，但吃什么、怎么吃由草堂的厨师来决定。

　　草堂的创建者戴建军信奉袁枚的“大凡一桌佳肴,司厨之功居其六,采办之功居其四”。为了原料正本清源，2000年开始，戴建军陆陆续续拜访了140多位老农民: 曾经的村干部、大队长、村支书……在这门资深食材课上，戴建军学到：原生态的食物，除了水源、环境、原种，更重要的是有居住在当地五六代以上的原住民,他们是最了解这方土地的，经过这些人有经验的培育，种植出来的味道才是最纯正的。

　　从2004年正式经营到现在，龙井草堂合作过的农户超过了5000户，“比如金蚕银翎这道菜，要用金蝉花和放养3年的老鸭，我们就需要和起码两个农户合作”。

　　戴建军还在杭州农村创办一个市民农园。农园请到了当年的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发挥经验，全权负责组织耕种，农园提供土地、资金、工资，所有产品包销，好像组成了一个当年的生产队。到了一些特别的时令，需要的特色食物，比如冬至前后的年糕，临海有名的豆腐皮……戴建军会专门到产地去找做这些的农户，把合作固定下来，到了需要的时候便请到草堂来现场制作。

　　自建“产学研”一体的龙井草堂在被誉为上海后花园的杭州，将“有机”和“地道”卖成了一个关于回忆和味道的传说。但在与农户的合作过程中，戴建军逐渐生出一种焦虑：真正从事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少，土地也越来越不纯净。10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他在2008年做过一次统计：当地帮忙的农夫最年轻的38岁，年纪最长的93岁。2010年，那位93岁的老人过世了，农夫平均年龄算下来，还是超过了60岁。

　　我该像家公司吗?

　　如果你是自己农场的消费者，你会像挑选餐厅、家具和保姆一样审视它是否物有所值，还是宽容它的不准时、混乱和粗糙?

　　石嫣的一条微博，被圈子里的朋友瞬间转发：“今天有人说，在有机农业蒸蒸日上的今天，突然明白，那些20块钱一块的豆腐和150块一只所谓溜达鸡都是给高端人士享用的。从第一次做农夫市集到今天，那些曾经纯朴的东西，终究还是变了样，充满商业和利益的气息，那些土里自然生长的植物变成了噱头，变成了穷苦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吃食，到底是速成农业的伤还是扭曲的中国。”

　　做农场的朋友们在下面评论：即使卖20块钱的豆腐和150块钱的一只鸡，我们其实也不赚钱，还在很艰苦地做。

　　这条微博反映了很多中产阶级“下乡”做农业的纠结：由于出身中产阶级的缘故，大多数发起人或者农场主维护产业链上端——消费者利益的思维根深蒂固，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这一链条的最下游——生产者，求发展至少求生存是他们的使命。作为消费者看来昂贵得离谱的蔬菜，自己种起来才发现纸箱汽油都是成本。面对十几元一斤的玉米，才发现原先坚信只吃有机饲料的鸡才是有机鸡，想法何其不切实际。

　　无论是俨然北上广中产社区标签的农夫市集，还是社区支持农业的本地农场，都面临身份的焦虑：我应该多像一家商业公司?

　　农夫市集的心结在于是否该向卖家收费，来维持市集团队的稳定。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新浪微博上总是高高置顶着当周市集开市的通知。从当年方家胡同里支几张桌子的叫卖，到如今每周两场、平均30多家农户或商铺参与的大集，官方微博累积了近6万的粉丝，农夫市集创立两年，办了80多场，从未向卖家收费。

　　“明年，我们会考虑对新加入的参与者收费。”农夫市集的负责人常天乐不得不开始关注盈利问题：参市农场需要考察拜访、宣传资料需要制作、需要组织有机培训……有段时间，四名全职员工甚至发不出工资。随着农夫市集的名气变大，经过与一些品牌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合作，员工终于能拿到3000元钱的工资，“但这是在北京。”常天乐感叹。

　　石嫣等CSA农场主们的困惑则在于：是否应该向会员提供类似商业公司那样的服务?例如客户口味偏好不同，那么是否可以提供选择种类的服务?现在所有的货物都由农场自己的车子配送，一天数十户，什么时候送到什么时候算，这样对于客户签收、备菜必然很不方便，是否应该向客户提供指定时段的送货服务?

　　消费者的忍耐和妥协是对新生事物的善意理解，还是愿意为安全食物付出的代价?如果将服务提高到商业水准，增加的成本是否会压垮这些农场?

　　“以后的人工会越来越贵的，而想来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在小毛驴副总经理黄志友的看来，城市人的介入虽能扳正部分低效的农业体系，但如何吸引农民返乡，让农民从农业中得到真正的收益，才是在中产阶级食品安全自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