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陈哲/文 1983年，他从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党校老师；1995年，他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宣称要让天下人住上好房子；2003年，他创办了一个涉及学前、小学、中学和职业化教育的大型机构；2013年，他推出了学院式的养老项目，并筹划让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借鉴大学的建制调整章程。他是一家公司里的“校长”，一名有“授业传道”情结的商人。

　　他是宋卫平，堪称中国房地产商中最富争议、个性最强烈的大亨。在很多人的描述中，他独断专行，赌性甚强，没有财务概念；也有人说，他追求完美，理想至上，颇有魏晋之风。或许这种夹杂着重重矛盾的个性，造就了宋卫平和同样性格鲜明的绿城。“有没有听过金币的声音？”当绿城正饱受破产传闻的困扰时，他会突然向记者抛出这样的问题，然后自问自答，“巴尔扎克小说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你没看过他提及的一本书，他可能会用教训的口吻说，“你怎么还以写字为生。”

　　每一次采访他，都有种大浪淘沙的郁闷。他不会多讲绿城准备如何从一个商业决定里赚钱，而会跟你聊这个领域最好的状态是怎样的。那是一种强大逻辑体系下的滔滔不绝，以至于你有时会认为，他很难获取和同行一样多的利润，尽管他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完美主义者

　　2013年的冬天，当我来到杭州九溪玫瑰园酒店的一个会议室时，绿城服务公司从老总到经理，已经坐满环形桌。这是一个物管立项会的现场，但拍板的宋卫平没有按时出现，他其时正在对门的房间里参加另一个项目景观评议会，房间里不时传出他极富穿透力的训诫，据说他这种穿插式点评，常常会把会议时间拖长一倍。

　　大约一个钟头后，对面的门开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中场休息。宋卫平在走廊上被一群年轻的设计师们围住，他用一种开头轻缓却在结尾处突然拔高八度的压迫式语调，详细指出需要改进的要点。讲完，他又踱回那个会议室，这厢的人们瞬间石化。

　　每一个绿城项目营造方案的参与者，都要经过这样的煎熬。宋对房子营造和服务的精细，可以达到两块砖之间的缝隙。强迫症般的苛刻极致，让绿城产品赢得了最高的评价，也让他显得偏激。

　　和他搭档了近20年的寿柏年说，“我不像宋董，他是完美主义者，我很赞赏这种境界，但是我达不到。老宋是织地毯的，讲究经纬度，讲究精致完美，所以他常处于理想和现实的焦虑中。”

　　这种焦虑，在最近一次的宏观调控期间达到顶点。宋卫平曾在2009年的土地拍卖场上摘走多宗地王，但随后的市场冰冻促使绿城负债率飙升至150%，资金链岌岌可危，破产传闻四起。

　　这不是宋卫平第一次面对调控，但他仍心怀不忿，直言“促销、卖项目，再不行就一降到底，不做地产了”。

　　他最终承认了对形势的误判，并通过引进九龙仓和融创，避免了绿城大厦的崩塌。此后，绿城房产进入战略保守期，他将进攻放在养老、农业和园区服务等领域，开始学习对手的长处，三番五次组织高管团队到万科、融创和世茂学习。

　　矛盾体

　　等宋卫平坐到采访桌前，夜烛已点燃。他叫了碗肉片面条、一支插吸管的可乐，用力揉搓面颊和眼睛后，大口吃了起来。他有着旁人眼中的好面相，双颊包面、鼻翼厚重、眼梢狭长以及那个年龄段男人罕见的酒窝。

　　宋卫平生于1958年，25岁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到舟山党校做了5年老师。后来，他到珠海一家电脑公司负责编制内刊，从文员一直干到一把手。1994年，他回到杭州创办绿城。

　　宋卫平酷爱竞技运动，喜欢下围棋，据说还出版过一本讲桥牌规则的书。他要求绿城所有的项目必须教会业主的小孩游泳，多年前便买下了当地一支足球职业俱乐部，并经营至今。2002年足球反腐时，他还曾以“打黑先锋”的形象登场。

　　他的竞技爱好，当然也包括那个人们口耳相传的“赌博”嗜好。根据他身边人的描述，他可以赌每个人的生日、血型和星座，喜欢通过别人的言谈举止来下各种推论，并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观察的细腻程度超过一般人”。很多时候，他喜欢说话时长时间闭着眼睛。

　　2012年，宋卫平陷入一场合作纠纷。对方在项目开始预售后，要求绿城退出，并拿走了项目团队的公章。宋与之数次交涉无果后，选择了报警和起诉。他告诉媒体，对方有着相当惊人的地方背景，以至于“利令智昏、巧取豪夺”，而决定这次合作很大程度是缘自“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物以类聚，我想总归八九不离十”。

　　合作开发是绿城扩张策略中的重要一环，观察者认为，这反映出宋卫平对合作者的尽职调查失于粗放。事后，打赢官司的宋说，“即便今天吃这个亏，但我的基本理念还是人之初、性本善，把工作做到家，把善的点亮，把恶的压下来，问题就能避免。”

　　对宋卫平而言，掌控员工比掌控外界要容易得多。在绿城，他的角色像个独裁者。动怒时，他“说着说着就可以把员工的手机扔出去”。在品质管控这类话题里，他甚至会厉声斥责做得不好的项目总监“可以去跳楼了”。

　　但有时候他又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绿城人戏称，汇报工作时最好派一名女高管去，因为宋卫平一看到自己将对方骂哭，反而会不知所措，转而安慰对方。针对电商这样的新课题，他也会跟员工们说，“非常抱歉，我这方面没有太多做决策判断的基础，这是我作为管理者的一个盲区。”

　　宋卫平说自己最大的成就，除建造了一批可以长存于世的作品外，就是拥有一群跟随理想的员工。

　　宋曾给绿城的应聘者出过一道古文解释题。这段选自《论语·先进》篇的文字是：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如何安排的？有人说你从晚上开始工作？

　　宋卫平：多数从下午开始，也有一部分时间是从早上。从早到晚工作，一般都会头昏脑胀，一个人到这个年纪的精力，也就十个小时，不宜过长。

　　经济观察报：你的职业生涯中哪些事让你印象深刻？

　　宋卫平：进入房地产这个行当之前，我给珠海的一家公司做内刊。后来几年，我把这个公司主要职位都做了一遍，应对了很多危局，最后做成了一把手。人只要认真，脑子不笨，绝大部分的事情是可以做好的。在绿城的企业文化读本中，最主要就是认真。

　　2002年前后，绿城开发了桂花城项目，这个项目的品质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靠谱，受到客户们的肯定。这时公司里开始莺歌燕舞，我觉得这个现象不行，就召集了当时营造桂花城项目的人员，总结了很多文本对桂花城进行批判，然后当作绿城人的必读教材。一个事物没有完美极致的尽头，很多作品都会有缺憾，你只要没有创新，没有对自己有吹毛求疵的要求，恐怕就要落到行业的末端。

　　第三件就是2011年10月发千字文的那个晚上，我坐在(杭州西子湖)四季酒店的大堂里，讲老实话很沮丧。这个企业就像外界传闻的那样，在风雨飘摇中。其实，我对调控手段有一些看法，企业要有自己的追求和坚持，大不了就不做呗。现在看来，我们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经济观察报：听起来最近一次很悲情。

　　宋卫平：谈不上什么悲情，讲得通俗一点，是无奈。如果当时选择放弃、逃避、不负责任，那么以后呢？结局将不堪设想。绿城选择坚持，是一个全局观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

　　一般人到了我这个年纪，重新打造基础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经过2005年和2008年两次宏观调控后，绿城也开始适应，没有心存侥幸。万一调控时间再延长呢？就算要放弃，也总要在好一点的时候放弃，哪怕最后努力都白搭，也心安理得。况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关乎整个公司的命运，无数的绿城业主。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总算开始走出来了，好在我已是知天命的人了，应变可以更加从容一些。

　　经济观察报：今后做中国企业的领导者会有哪些不同？

　　宋卫平：过去十年，做企业的人受惠于改革开放是非常显著的。改革仍在继续，但政府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很多的挑战。

　　经济观察报：未来挑战在哪里？

　　宋卫平：商业环境。现在的民营企业处在一个艰难的生存环境里，我希望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往上走的、有秩序有结构的经营环境。我们希望所谓的调整是一个良性的调整，而不是恶意相加、歧视性或片面的调整。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调控是2011年绿城危机的主要原因？

　　宋卫平：在中国这样一个背景里，采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管控，从他们的逻辑是说得通的。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要检讨，这是我们的不足，有点太自我，对自己做的事情太有信心，自我感觉太好，对宏观经济里的不利因素警惕性不足。有些事情如果我再努力一些，其实是可以管得更好。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到目前为止自己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宋卫平：如果自己能够有一点成就感的话，就是绿城能为数十万人带来良好的居住体验，为他们造家。员工的成长也是绿城最重要、最骄傲的成就。我们把房子造得再漂亮，这些漂亮终究属于客户，只有这些营造者，才是绿城的灵魂，这是我引以为豪的。每年年终，表彰大会一开完，考评成绩一出来，晚上就有猎头给他们打电话了。

　　经济观察报：如果不做地产，你会想去干什么？

　　宋卫平：要看年龄。我现在这个年龄，去做老师也很好，但老师也有升学率的要求，天下没有不辛苦的事。

　　经济观察报：绿城像一所学校么？

　　宋卫平：所有文明的主体和容器，都在城市里面汇集。城市是目前人们享有文明资源和自然资源最合适的状态，而大学就是一个城市的基本属性，也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绿城目前和将来要做的，就是一座大学要做的事。我们房产有5000名员工，每年年终的述职报告，有人讲得好，他就是老师和教授。我们有服务系、景观系、房地产企业管理系，对刚刚从大学毕业的绿城员工，我们相当于一个研究生院，大学以后的大学。

　　进了工作单位，很多人认为从此告别了学校，但实际上你还在上学，是另一种学习形态。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讲了十几年，在绿城已经很浅显了，但在全中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企业不多，一个企业的生存基础比较扎实，才能慢慢领悟到这些东西。

　　今年，我们人事部门已经在编制绿城学院的章程，今后绿城将会是两块牌子，对外是绿城房产公司，对内是绿城学院，公司的各个部变成了系，各个系统变成相关专业。只有永远保持这种学习进取的态度，不断强化这种学习型企业的模式，才能在目前科技发展、竞争、国际融合的飞速变化中，取得长足进步。

　　经济观察报：绿城的养老项目为什么叫学院式养老？

　　宋卫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做成另一种理念的大学。很多时候，他们的文化生活非常空虚，所以用大学的组织形态、学分形式来做管理，让老年人重回学校的环境。这个社会，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孩子和老人，关心小孩的人太多了，老人离死亡更近，改变的可能性更小。作为人类文明的推动、传承和回报，最好的方式是教育和医疗，最值得当下去做的就是养老项目。能不能从商业的角度来做这件事呢？我10多年前就开始考虑，一直下不了决心，因为最难的一个环节是护理。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绿城医院，有很多人以护理作为他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就有信心了，大概是可以开始做养老这件事了。

　　经济观察报：会不会太理想化？

　　宋卫平：人没有理想活着干嘛？！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诉求与社会责任之间是什么关系？

　　宋卫平：一个企业家的天职，应该是组织企业替社会和用户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赚钱是达到这个任务的必要条件之一。伟大的商人应该能够领悟到为何赚钱，赚钱干什么，会对别人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再工作五年、十年，我认为我可以去做不赚钱的事情，愿意天下变得更美好一点，我是有这个觉悟的。我相信，这也是天下人的共识。

　　经济观察报：如果你有机会重新来一遍，会做出哪些不同的选择？

　　宋卫平：依然会是这样的宋卫平，不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