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观察报》记者 刘青山

　　“因为没有建立相应的淘汰退出机制，半市场化的国企高管年薪制有变成高水平大锅饭的可能。”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在8月23日召开的“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研讨会上如此警示说。他认为，现行国企高管年薪制是改革中的一种无奈选择。

　　“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研讨会由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人民政协报联合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石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计，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十八大代表、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华生等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出席了研讨会。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声，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骧，全国政协委员、《求是》杂志原总编辑张晓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企业所原所长陈小洪，人民政协报社长李红梅，国资委深改办主任、研究局局长、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彭华岗，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楚序平等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由于该研讨会的召开，恰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之后，因此国企高管薪酬话题自然成为关注焦点。此外，与会者还就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国资监管体制模式、市场主体的重构等三个层次的话题进行研讨。

　　寻求最大公约数

　　国企改革应公开公平公正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企改革进行部署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也有不少人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担心参与国企改革会成为代做嫁衣者。

　　对此，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国企改革过程中，无论是引进外部投资还是内部持股，都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生命线。他认为，如果把握不好这一问题，国资国企改革就是自掘坟墓。华生强调：“从世界上看，凡是政权倒台的，都因为公共资产瓜分得不公平。”

　　与会学者认为，国企改革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要尽可能寻求最大公约数，以保证参与改革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乃至广大民众都从改革中获益。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就他最近8个月以来对170多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研发言说，目前不少民企对如何才能在国企改革中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心存疑虑，尽管认可大方向，但观望情绪比较浓厚。“应该说，支持和参与国企改革是民企的历史责任，但是资本的最大特点是逐利，没有利润的事，民企是不会去做的，国企也一样。”

　　庄聪生说，他在调研中发现，民营企业的担忧主要表示在目前投资领域的隐性壁垒依旧存在、国企与民企的体制机制冲突明显以及民企投资后是否能够掌握一定话语权等。庄聪生说：“很多民营企业希望在入股国企后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或者主导权，有了这个权力他才会投资，纯粹让他当配角，他是不愿意的。再有，就是很多民营企业担心国企拿出来的资产不是最好的。”

　　此外，国企体量过大，民企与国企难以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也是社会上普遍关注的话题，更是民营企业家向庄聪生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因此，庄聪生认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实行优先股制度，或者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仅能降低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门槛，而且也能让民企在进入后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华生表示，国企是全民的资产，无论是引进外部资金，还是进行内部持股，都应该创造条件让更多人知道并且有机会参与。

　　前不久中信国安的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试验，遭到强烈的质疑。对此，华生评论说，大家认为中信国安卖得太便宜了，那么大个集团，控制那么多上市公司，民企只出那么点钱就将它全部控股了，有问题。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华生认为“不一定”，因为毕竟大多数人没有参与资产评估过程，很难判断其行为是否正当。华生认为，大家有意见，因为交易“不公开、不公正、不透明”。

　　在上世纪末，国企改革交易并无硬性规定，现在各地出台的改革举措中已经明确要求，股权转让必须在产权交易所股票挂牌，华生认为，这是一大进步，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就是增资扩股不用进产权交易所，中信国安就是钻了这个漏洞。华生认为，如果不把这一漏洞堵上，国企改革就会沿着中信国安这条路改下去，那么改革必然会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

　　在华生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的生命线应该是公平、公正、公开，他认为，本世纪初的国企MBO(管理层收购)改革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

　　“公开、公正、公平是一条社会发展的原则，也是一条改革的原则，必须坚持。”石军认同华生的观点，他表示，现在制定的制度也好、政策也好、法律法规也好，对此都应当加以规范。

　　庄聪生表示，现在很多民企已经认识到，公开的交易更有利于企业改革成功。他以上海为例指出，作为地方国资改革的先行者，上海在出台改革方案时，明确提出要做到“信息公开、定价公开、竞争公开、程序公开”，而上海复星是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先锋，迄今已经参与了22家国企改革，投资接近100亿元。庄聪生认为，复星的运作做到了公开，“国资委和纪委都曾去查过，他们的交易绝对是本本分分的，因为一旦出事得不偿失。”

　　改革政府权力边界

　　打破高管薪酬大锅饭

　　国企改革是一项综合性改革，涉及到多个层次，从哪一角度着手向无定论。长期在地方政府工作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石军表示，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应该从政府职能改革开始。

　　石军认为，一直以来，国企的自主权不足，是企业界人士尤其是在国企内部意见非常大。“只有政府才能决定国有资产的战略方向和调整方向，只有政府才能确定哪类企业实行独资，哪一类实行混合，以及混合的程度，哪些行业可以准入，哪些行业不能准入。”石军认为，这导致了企业缺乏对资产支配权和调整权，使得企业无法适应市场变化，“所以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必须首先转换政府职能”。

　　华生则表示，在此前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监管模式下，附加的条条框框太多，企业要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而没有被管死是很不容易的。

　　对此，邵宁、王计等人也认为，包括国资委在内的政府机构应该在改革中重新划分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让市场在激发企业活力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要以管资本为主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邵宁认为，这一提法是有针对性的，“说明国资委在工作中出现了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意在提醒国资委应该注意自身的权力边界”。不过，邵宁也表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宜简单化、绝对化。

　　邵宁透露，在组建之初，国资委并没有完全按照一个专业机构标准进行组建，相当一部分参与组建的机构和人员并不是搞企业工作的，甚至不是搞经济工作的，“这些人搞起经济工作就很难把握行为界限，越位很难避免。”

　　邵宁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国资委管理的工商类企业最初并不是市场主体，尽管经历了多轮改革，至今仍然背负着冗员、社会职能和大集体等非经济问题。他认为，尽管目前国有企业的各类问题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并没有解决完，所以现在单纯的管资本对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国资委应该既要有能力管资本，也要有能力推进改革、调整结构、解决问题、维护稳定，为管资本创造条件。

　　调整国资委管理重心的同时，邵宁认为，其他相关的部门应该与国资委一道完善包括企业干部任命、薪酬管理体制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他指出，“这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关键点。既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也可能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打通国有企业高管、领导人员的市场化的退出通道。”

　　邵宁表示，很早之前，中央就提出了要建立有别于党政干部的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目前来看，国有企业的高管入口已经开始多元化了，包括组织调动、内部提拔、竞争上岗、公开招聘等，但是出口到目前为止始终只有一个——行政化的出口。与此相伴的，则是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扭曲。

　　上一轮国企进程中，为了留住人才，国资委实行了一种半市场化的年薪制办法，这就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收入水平比市场低，但是比公务员要高。“这是改革过程中非常无奈的选择。”邵宁说，在理论上实行年薪制之后，应该及时启动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优选和市场化的淘汰机制，否则年薪制很可能就变成一个高水平的大锅饭。

　　对此，华生也有同感。他说，按照政府的标准，国企负责人比政府官员同一个级别的工资高了5-8倍，官员心理当然很不平衡。但是与同等规模的民企相比，对方高管的工资又是国有企业的10-50倍。因此，华生认为，阻碍国资国企改革不能前进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我有一个疑问，央企改革到底是改成‘央’还是改成‘企’?”

　　对此，宋志平补充说，国有经济应该区别对待。国企应该集中在保障类领域，这一类企业没有必要也很难政企分开，比如中国铁路总公司、北京公交公司。他认为，竞争类领域国有经济应该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来体现，在这些企业中不管国有经济比重是多少，必须实行政企分开。

　　管理层持股

　　方能成就百年伟业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国企已经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进入《财富》世界五百强名单的国企连年增加。然而，多位与会人士呼吁，在看到国企发展成绩的同时，更应该重视他们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董事局主席曹德旺认为，目前有些国企发展形势十分严峻，改革刻不容缓。从外部来看，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至今阴影尚在，国际经济恢复艰难。国内来看，国企的产业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不少投资以不良资产的形式大量沉积。曹德旺透露，他前段时间收购了四家国企，其中两家已经资不抵债，这说明“现在国企的债务问题很严重”。

　　王计则认为，不少国企目前已经有了较强的实力，但活力不足仍然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在王计看来，国企具有活力的标志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生能死，能大能小，能进能退，能嫁能娶，让国有企业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实现交易，让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在资本的流动和交易中去实现。”王计表示，不少国企距离这一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要想增强企业活力，混合所有制是当前公认的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石军表示，国企改革的立足点就是营造活力企业，而突破点就是混合所有制。他认为，“发展混合企业是营造活力企业的重要途径。只有实现企业产权的多元化，才能实现治理结构的科学化，才能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宋志平则认为，优先股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捷径，它不仅能化解国有资产混合过程中的流失风险，同时也可以解决国有股有限获得股息和保证国有股优先权的问题，还能提高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关于实施优先股制度，宋志平进一步解释说，首先它可以保障国家的财产处置优先权。其次，混合之前，部分国有资本量化成优先股，剩下的拿出来和普通股合作，这样可以降低混合难度。再次，既然可以把优先股的部分交给民企，也就可以交给企业管理团队经营，保证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优先股，这可能是我们在整个混合所有制里打开缺口的一个通道。”

　　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发言时表示，为了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功，应该允许员工持股，尤其是核心领导和骨干队伍必须持股。

　　郑新立说：“一家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公司，真正的凝聚力在于核心层、骨干层。”核心层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骨干层包括二级公司的经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如此大概有两三百人必须持股。郑新立认为，为了规范管理，可以规定核心层、骨干层在任期之内，甚至离任之后的五年之内不允许出售股份，这样就等于给他们戴上一个金手铐，这是许多企业办成百年老店的秘诀所在。

　　王计则希望，把对人的管理重点放在对董事会成员的配置上，让董事会充分行使章程赋予的权利，让董事会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王计说：“赋予权利意味着赋予责任，这种权利与责任的配置要比让远离企业坐在办公室里的处长和局长们充分行权，却负不起责任的现行制度更贴近市场、更具有法律效率。”

　　华生表示，混合所有制最终的呈现形式争议很多，但最理想的状态可能是没有明显控股股东。他举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的例子说，像微软，比尔·盖茨自己的股份只占百分之几，谁是控股股东？他说：“这些大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可能是保险基金，可能是一个大学的基金会。股东之间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相互制约，那才是真正的混合。”

　　政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怎样管理，是关系这一改革成败的关键。对此，宋志平认为，过去股份制的探索之所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戴着国有控股公司的帽子，仅仅解决了从市场募集资金的问题，并没有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拿到的钱还是国家管。当前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不能再犯上一次的错误，不应该再给混合所有制企业戴上国有混合、国有控股的帽子。

　　“现在各省市基本确定了50%以下不按国企管理，那50%以上呢？”宋志平认为，不管混合比例是多少，只要引入了社会资本就不应该再按照国企进行管理。

　　宋志平说：“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企、外资应该同台竞争，统统按照市场经济的规矩去做，不要赋予其他的东西，既不要赋予额外的优惠，也不要给任何额外的限制，这才叫真正的混合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