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曹永正的新疆往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鞑子庙以南十里，建设兵团农七师125团党委书记、政委钟芳杰，副政委韩冬早早把车停在路上。戈壁滩，一望无际，他们不停向路的尽头张望。

　　这一天是2012年国庆假期的第4天，他们在等一个人。

　　不多久，一个由二十余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来。他们等的人带着一家老小共12人，坐在领头的几辆小车上，后面小中巴——考斯特紧随其后，上面坐着他的同学和老师。

　　这个人是曹永正，鞑子庙是他的故乡。媒体描述他是神秘富商周滨的父亲“最信任的人”。

　　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土。当年底，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带走调查。12月，曹到达台湾。

　　日后，曹永正回忆起这个他曾生活近30年的故乡，写下“日暮苍山，五味杂陈，怎一个痛字了得”。

　　曹永正曾说，看似实在的人生名利与财富皆空，惟有看似虚拟的文化学问才是实在的财富。因此，在商人之外，他更想成为诗人。

　　逃荒的婴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0年后，中国开始爆发一场持续3年的大饥荒。这一年，曹增玉在山东出生，在家中排行老五。由于饥荒，曹增玉的父亲曹水章(音)不得不重蹈祖辈的“闯关东”之路。

　　几经辗转，曹水章来到距离乌鲁木齐近500公里的奎屯市鞑子庙村。1952年，新疆军区运输部下属的劳改大队，在鞑子庙附近的戈壁滩上开荒出3000亩土地。他们刚来到这里时，“苇湖遍布，梭梭、红柳丛生，常有野猪、狼群出没。”

　　1954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让他们“劳武结合，屯垦戊边”。原在南疆拜城屯垦的农九师26团(现改为农七师125团)一营奉命北迁。在营长贾鹤峰、教导员赵楷的带领下，来到柳沟鞑子庙，接收了新疆军区运输部下属劳改大队的耕地和部分人员，开始在鞑子庙进行大规模的垦荒。

　　曹水章来到鞑子庙时，这里已成为戈壁滩上的一片绿州。从南边的豁口溢出的泉水，顺坡冲出一条小溪，向村庄方向流淌。小溪两边的胡杨，长得特别茂盛。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这片胡杨成了人们辨别鞑子庙的地标。

　　相传成吉思汗看上这里时，也是因为它的水源。鞑子庙南端的土坡最高处，有一眼清泉。成吉思汗认为，这是佛主赐的神水，便让人在此修建了一座庙，地名鞑子庙也是由此而来。朝代更替，千千万万的人和事都随着这座庙宇埋入戈壁的风沙。

　　屯垦人员的到来，又重新翻开了这里的故事。为了纪念他们垦荒的历史，他们曾为这片土地取名“得胜地”，意为旗开得胜。

　　但随着他们的垦荒一路北上，鞑子庙又开始没落。1957年，浩浩荡荡的125团垦荒大军已经在离鞑子庙十余公里之外的柳沟安身立命，但他们还是没舍得鞑子庙的那口清泉。于是，他们决定把4年前建于乌苏水磨的皮革厂搬迁至鞑子庙。当时，皮革厂仅有5名员工。两年后，曹水章进入皮革厂，成为第16名员工。“因为会做皮鞋，是作为技术人员引进厂的。”他为儿子曹增玉改名曹永正。

　　曹水章在皮革厂做鞋样设计，一个月工资是41.5块钱，算是厂里几个领高工资的人之一。“特别能做一手漂亮的马鞍，团长、师长都过来请他做，算是厂里的一个能人。”姜发志说。他是曹水章在皮革厂时的工友。1964年，他来到皮革厂时，对曹永正的印象是“喜欢光着屁股玩水”。

　　到新疆之后，曹水章又添了一儿一女。7个小孩皆由母亲张氏(化名)在家照顾。他们一家住在一间土坯房里，房间里只有一个睡坑。曹永正的二姐在读小学三年级时，曾用一整个作业本来描述她老家的情况，她这样写道：家庭破败，一颗草在风中摇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戈新(化名)对这个学生的作文仍有印象。他还记得，有一次去家访，进房之前，他敲了几下门，是曹永正跑过来开的门。进门后，张氏对曹永正说，“彭老师真有教养。”

　　当时的曹永正只有5岁。“还没读书，个子小小的，皮肤黑黑的。”戈新说。日后，戈新成了曹永正的初中老师。

　　张氏用白沙糖给戈新泡了一杯水。在当时，冰糖是一种非常稀缺的食品，要用糖票才能买着。“一般家庭没有。”

　　戈新没舍得把糖水喝完。多年以后，当戈新见到曹永正时，他才知道剩下的糖水的归宿。“我走后，曹永正跑过去，端起杯子，一口气把水喝完。”

　　贪吃是小孩的天性。天热时，鞑子庙一带总有卖瓜的人流动。每到此时，曹永正就闹着要瓜吃，张氏实在拿不出钱，只得把曹永正带到戈壁滩上玩一圈，等卖瓜的人走了，才返回家中。

　　戈新说，尽管那时曹永正家庭条件非常有限，但家教却相当严格和朴实。“他妈妈知书达理，所以对孩子的要求特别高，虽然衣服上都是补丁，但出门还是得穿得干干净净，不能随便。”

　　多年以后，曹永正把母亲这种教育方法用在女儿曹禅身上。曹禅是《时光当铺》的编剧兼导演。2011年，《时光当铺》在成都演出时，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到场观看。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谈到对女儿曹禅的教育时，曹永正说：“在快乐原则上，我认为孩子在小时候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他们有很多主动性，但同时也愿意被引导。但是从孩子的一生来看，童年的快乐固然重要，但顾着童年的快乐，她以后的一生就快乐不起来了，因为每个人长大后都要成为一个社会人。在孩童期、青春期该为成为社会一员做准备的时候，不应把时间都消费掉了。等这个社会需要你拿出技能，与别人竞争、被社会认可的这种技能拿不出来的时候，就终身快乐不起来了。所以小时候或者青年时期的快乐并不能被持续，它可能是真实的，但它实在是短暂而不能发育、不能长久的。当你作为一个社会人不堪生活之重时，就会体会到小时候一味追求的快乐，换不来未来人生中的快活。”

　　曹永正的成长，就是不断提前让自己社会化的过程。

　　曹水章在皮革厂，完成鞋样设计之后，还喜欢到别的车间逛逛。“没几个月，他就把整个做鞋子的流水线一条龙全学会了，在后期，他基本上是一个人撑起了一个皮革厂，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姜发志说。

　　少年文学梦

　　到了就学年龄后，曹永正进入皮革厂小学念书。小学同学杨顺喜记得，每次考试时，曹永正总能考90分以上，而他一般只能考到60分。“平时他还不怎么学习，但一到考试，他总能考得过。”杨顺喜说。

　　杨顺喜觉得曹永正的“脑袋瓜聪明”，记忆力特别强，领悟力也比一般人好。同学时常和曹永正开玩笑，“头大，这么好使，是不是个双脑袋。”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要修正“17年文艺黑线专政”。于是，老师下放，学生回家。鞑子庙一帮无书可读的孩子，除每天上戈壁滩拾柴火外，便常自乱，习武打斗。曹永正便是领头者之一。

　　此时的曹永正，有一个武侠梦。夏日某天，他赤裸上身，用黑炭在身上画一副盔甲，腰上系羊皮绳，一把自制的木剑斜插在腰间。在跟扮演敌军的人交战时，他奋力抽出腰间的长剑，却没想，把自己的肚皮划出了一道长长的血口。他想到，英雄肠子流出来的时候，还一样在战斗，自己可不能退缩，便随手抓起一把碱土往伤口上一抹，继续带领“属下”厮杀冲锋。冲这一点，小伙伴们都很服从曹永正。

　　此时的学校已经停课，但已得到的知识启蒙，让曹永正在武侠之外，也迷恋书本。

　　戈新下放到距离鞑子庙只有几公里的20连参加劳动。1961年，在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下，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一起盲流到了此地。他的自传小说《盲流》的开头这样写道：江南古城长沙火车站前小广场，一场秋雨过后，秋风已有了一些凉意，它在流浪着，把一片片枯黄的法国梧桐树叶随意地抛向空中，任枯叶旋着飘着舞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枯叶纸屑又一齐向广场西北角卷去，在一个大垃圾堆前旋起一窝窝尘土，如急流中旋起黄褐色的泡沫。

　　戈新说，在那样的年代，其实人的命运就像那片叶子。

　　参加连队劳动之余，戈新还帮着写写连队的黑板报。一天，他在黑板报上写下自己的一首描述下雨天抢收粮食的诗，其中两句为“咔嚓一声摄个影，题照就叫斗风雨”。2002年，当他在成都见到曹永正时，曹永正给他背了这两句诗。戈新一时没反应过来，曹永正背第二遍的时候，他才想起。

　　无书可读的日子，曹永正也常去南端土坡上的那股清泉处发呆。日后，他在跟同学杨顺喜聊天时，说那口清泉给了他很多的奇思妙想。清泉池是一个直径约十来米、深度约三米左右的圆形土坑，相传村里有人夜间到泉边取水，曾见到水面有奇异的景象出现。因此，鞑子庙人也称清泉为神泉。

　　日后，便有人做了一个梦。梦境大致如此：

　　一个人穿越时空，回到了历史上的准噶尔汗国时代。但见鞑子庙规模宏大，香火旺盛。喇嘛诵经的声音随着一缕缕缭绕的香烟从庙里飘出。佛堂上一个须发全白的喇嘛盘腿而坐，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他是寺庙的大喇嘛。

　　此人连忙上前叩拜。他睁开眼说：“施主，我知道你的来意，你很想知道这喇嘛庙和神泉的秘密。虽然天机不可泄露，但念你一片赤诚。不妨让你略知一二。此通灵之地是上天专为我们卫拉特人而造。然而天命有时，气数有定。这座准噶尔汗国修建的喇嘛庙，它会随准噶尔汗国的兴旺而兴旺，随准噶尔汗国的灭亡而毁灭。不过在庙宇毁灭后，它旁边的那眼神泉不会消失，而且灵气犹存。300年后将有一个少年从东海来到这里，他是一个具有慧根的灵童。经神泉的洗礼和滋养，长大后，必成名扬遐迩的人杰，并能左右逢源，逢凶化吉。待灵童成名之后，神泉就会……”

　　大师闭上双眼，不愿再说下去。“大师，那神泉会怎么样？”面对此人的追问，大师默然不语。顷刻间，那些缭绕的香烟化为一团五彩斑斓的祥云，托着大师飘然而去。随之，庙宇轰然倒塌。

　　日后，这个梦被嫁接到了曹永正身上，而那个少年，也被人说成是曹永正。

　　1971年，林彪飞机掉下来后，老师和学生这才重新回到学校。当曹永正到20连中学读书时，戈新成了他的班主任。

　　学校一书难求，破“四旧”的烈火虽将戈新的藏书化为灰烬，但他仍珍藏着《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诗刊》等杂志和贺敬之等人的小诗集。在那个他被指为“毒害祖国花朵”的时代，他的书从不外借，更不敢示人。

　　但见曹永正有好学之意，戈新动了恻隐之心，便想“去培养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学家也很好”。从此，曹永正每隔三五天就跑到戈新家借书，他只强调一点，“莫弄丢，莫外借。”

　　在成都见面时，曹永正聊到借书之事，感慨“如此三载，我等何福”。“连哪本杂志哪期刊物的封面，他都能细说出来，甚至连我做过记号的喜欢的哪位诗人的哪些诗句，他都能当面背出，其阅读的深入、记忆的超常，让我惊诧万分。”戈新说，“我就问他记忆力为什么那么强。”

　　曹永正回道，“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书好像就在我的面前呈现，我又翻了一遍。”

　　最后，曹永正把戈新所有的藏书看完。戈新只得把他多年前写的诗歌的一本剪报借给曹永正。“我告诉他，像我这样世俗之人，都能写点诗歌，如果你坚持下去，日后定能写出无愧于世的佳作。”曹永正点头，他告诉老师，“想在文学上有点作为。”

　　此后，戈新布置的作文，曹永正多以诗歌交付。诗常以抒怀为题。“少年不识愁滋味，所感所思信手写来。”

　　不久，曹永正的一首写月亮的抒情小诗，让他第一次知道了政治的残酷凶险。别的老师发现这首诗后，直接交给了学校的“贫管组”，“贫管组”认为曹永正思想颓废，精神萎靡。“说红太阳可以，但不能歌颂月亮，说太阳炎炎发热也犯错。”戈新说。

　　“贫管组”让曹永正深刻写检讨。戈新说，这件事对曹永正的影响很深，他意识到“必须迎合当时的政治，写个东西真难，更不能逆潮流而动。”

　　初中的曹永正依时势，顺应了政治，但他的父亲此时却被投入了牛栏。皮革厂的工友想不明白，曹水章为什么能做一手漂亮的马鞍，因此断定他就是日本特务。而另外一个证据就是他为曹永正做的一个风筝。这个风筝被人说成是无线电，用来搞情报。

　　曹水章被批斗时，曹永正在学校也受到同学排斥，认为他是“牛鬼蛇神的儿子”，应该离他远一点。

　　忧伤的年轻人

　　“文革”结束后，曹永正进入125团高中。政治的残酷终究没有让曹永正放弃文学梦，上高中后，他的诗歌开始在《塔城报》上频频发表。同学薛鸿记得，高中时，曹永正曾向他展示过一张《塔城报》的特约通讯员证。

　　此时，曹永正还开始接触医学知识。“我们被分在红医班，会学医学方面的知识，主要是西医。”高中同学张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可能是《黄帝内经》对曹永正的影响较深，他对西医较抵触，主要钻研中医方面的知识。除了《黄帝内经》，《易经》也是其常看书目。张氏常年体弱多病，曹永正看着心疼，想通过学中医为母亲治病。

　　2014年4月初，曹永正的妻子汪文勤在新书《心动过缓》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的丈夫是个大孝子，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大病微恙，都是他们的儿子”我的丈夫亲自开药方。如果丈夫出差在外，他会嘱咐父母身旁的兄弟姐妹帮忙量血压、数脉搏，看舌苔的颜色和形状，如果正好在家里，他定会一日三时号脉，然后亲自去抓药，抓回药来又亲自煎煮，婆婆晚年时常年卧床，有时病情严重，症候复杂，不下猛药，难以抑制病痛，每回煎出药来，丈夫都会先尝过，没问题，才捧到慈母眼前，讲讲笑话，分散老人家的注意力，让她在不经意之间，把药喝下去。在丈夫的眼里，医治不仅仅是吃药打针那么简单，抓药、煎药、尝药以至吃药时的那些笑谈也是医治的一部分。

　　有一次，住在青岛的张氏身体不适，晚上都不能入睡，便电话通知了已经住在温哥华的曹永正。“得知母亲浑身疼痛，儿子更是痛在心里。因当时我们的大儿子刚刚出生，丈夫不能马上回国。他只好打电话‘望闻问切’一番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足有三天三夜，烟灰缸里摁满了烟头。等他从书房出来时，手里拿着几页纸。”

　　出书房时，曹永正对汪文勤说，“有一病就有一方，我一定要把痛的根从娘身上除掉。”

　　汪文勤写道，“丈夫在开方之前，把母亲从出生到80岁这80年间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捋了一遍。看哪些事情可能会成为日后母亲生病的原因，他像一个细心的侦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点点看回去。然后他根据时间、地点、当时周围社会人群的行为和心态习惯等等，给每一个可能的病源都派了一味药，这些药中有杀手，有说客，有探子，有盗贼；他用一些药的善走多动，另一些药的固守和怠惰；用一些药的忠贞不渝，另一些药的水性杨花。事和事之间有关联，药和药之间有分工，有合作，中间充满逻辑和想象力，他说这一年娘抱着我要吃的，怕我饿死，一走就是一天，她自己的肚子常常是空的；这一年家里养了十几只鸡，没得吃，娘用麻袋背着鸡，在深秋的收割过的麦田里去放养，中间要经过齐腰深的河水，新疆的晚秋，那时娘还有孕在身……这都是后来让娘浑身痛的病根。就这样，丈夫开了一付前所未有的大药方，80味药，君臣佐使一番，调兵遣将一番，开路的，报信的，离间的，敢死队的，摇旗呐喊的，杀伐的，劝慰的，浩浩荡荡，近100味药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兵团，布好阵，向病魔，向从来不认输的时间宣战！”

　　汪文勤当时完全没有在意哪里能找到这个煮山烹海的大药罐，她只是被扑面而来的一幅接一幅的画面所吸引，这些植物的根茎叶花和果实，雀鸟的粪便，矿石，蜂房，蛇蜕下的旧衣……它们被召聚，被编织，然后遇水，遇火，再遇水，再遇火，在时间和时间的缝隙里喘息，在生命往事的废墟里寻找生机，然后，把健康、生命和希望找回来。“我被这独一无二的医治深深震撼，我被这个药方彻底放翻了(新疆方言)，眼泪忍不住流出来。”她写道，“这太浪漫了！这哪里是药方，这是大小说，大作品！”

　　“母亲未必真的要吃这个药，单这个药方本身，就有医治的功效。即或我们身体的疼痛犹在，但是，因为这个药方所蕴含的深情，足以让我们重新回看那些逝去的岁月，饶恕，宽容，释放，通则不痛。或者与病共生，痛并且快乐着。”

　　医学仍只是曹永正想为母亲治病而想掌握的一门技术，他真正想成为的还是一名诗人。

　　1978年，由于偏科厉害，数学拉了高考总分数的后腿，曹永正只得选择复读一年。“他想读好一点的大学，走出鞑子庙。”薛鸿说。

　　一年后，曹永正被新疆大学政治系录取。同一年，汪文勤考入新疆政治学院。日后，这两个文艺青年走到了一起。

　　去新疆上学时，为了省下买大巴的车费，曹水章托人找到了一个开货车的远亲，让曹永正搭便车前往。走到半路时，远亲司机去吃饭，却让曹永正坐在路边等。曹永正觉得，这对他是一种羞辱。他明白，只有出人头地，才能改变家庭的贫困，以及人们不友善的举动。

　　进入80年代，新中国诗歌迎来最好时期。有次，曹永正与台湾诗人痖弦游新疆，说起那段日子，痖公道：“我们也有个‘创世纪’年代，白天黑夜只琢磨一件事，一个好句子出来，诗还没写完，就传开了。”

　　曹永正觉得，怀念一个时代，就是怀念自己的所在。当时在新疆，有一位天山深处的牧羊人，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了8行小诗，被调入了国家机关，当了干部，吃上皇粮，一时传为美谈。这件事情对曹永正的刺激很大。

　　在妻子汪文勤诗集的序里，曹永正写道：“八十年代，在中国，诗是沸腾的民愿，是文凭和名片，是才华和王冠。当然，诗，还是敲门砖。”

　　在这篇序里，曹永正对自己为什么以诗筑梦给出了答案。“因为可以在梦里做自由的自己，即使被追捕，惊醒时还在床上。”

　　刘少奇获得平反后，新疆大学组织了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深切缅怀、无限追思的诗，一首一首地在舞台上高声朗诵，轮到曹永正上台时，他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致喇叭》——当你又一次/称他同志时/我流泪了/不/我不责怪你/你没有头脑/也没有眼睛……片刻，台下突然响起了掌声。在呼声中，曹永正又念了一遍。

　　在大学里，曹永正依然保持着小时候爱读书的习惯。“在大学期间，他把新疆大学图书馆的书几乎全看了一遍，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可以过目不忘。”老师何洪江说。

　　大学期间，曹永正的一首诗在《诗刊》上发表，在校园里引起轰动，但这终究没有为他带来仕途的敲门砖。在此期间，曹永正还通过了中医自学考试。“长期对中医古文的研究，无意中帮他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薛鸿说。

　　由于泡图书馆的时间过长，曹永正经常挂课，在老师的几次警告后，依然没有改。毕业时，他因此被分到了不算很好的单位——乌苏市委党校。

　　在党校期间，他经常驻村工作。有一次，他到一个村里搞计划生育宣传，吃饭时，团委书记坐到他的旁边，不断地想把他挤出饭桌。“看他黑黑的，不像个干部，就想把他挤出去。”戈新说，曹永正被挤到一个角落时，组织部长进来看到他，叫了他一声曹老师。团委书记觉得不妙，灰溜溜地走了。

　　现实生活让曹永正暂时搁置了文学梦，但这种工作落差，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同一个班的好几个同学都被分到了自治区，杨刚便是其中之一。杨刚最后官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但于2013年底被双规。

　　还好，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曹永正被借调到乌苏市编修党史。随后，他到了新疆人民出版社工作。

　　商人

　　仕途的不如意，最终让曹永正跳出了体制。但对于具体从事了什么工作，同学和老师中没有一人知道。直到1994年从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

　　当年某报记者写了篇文章《奇人曹永正》，《羊城晚报》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他具有特异感知能力。而对一个人、一张成年人的照片、一张名片，或者是一个人经常使用的东西，便可在几秒、几十秒之内，感知此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精确程度令人拍案叫绝。

　　文章中举了几个例子。

　　——通过一张照片，感知到照片中的人物已遭遇不测。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院长杨俊鹏见证了这个奇迹后，聘请曹永正担任新疆超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通过计算机记事薄上曾宪梓的名字，预测到曾在七天之内会有心脏问题，后来果然应验，曾宪梓十分感激，帮助曹在香港成立了“世界名人康复咨询俱乐部”；

　　——1993年，国内电视台的领导请曹永正预测中国申奥能否成功，曹给出否定的答案，说悉尼会申请成功。此外，曹永正对几轮投票的预测居然也准确无误。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调查得知，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历任院长当中，没有杨俊鹏。军区总医院的一名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不仅没有杨俊鹏这个人，更没有超越医学研究所。

　　在这个虚假的机构里，曹永正从王恩学身上学到了如何包装自己。王恩学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养鸡狂人。1990年，王恩学给了杨俊鹏10万块钱，让超越医学研究所研制一种乌鸡精。他们很快就向市场推出一款神州乌鸡素，市场反响很好。在养鸡成名之初，王恩学就跟新疆当地一家报纸合作，以“记账”的方式推出多篇报道。

　　因神州乌鸡素涉嫌虚假宣传，遭到了新疆卫生厅的查禁。王恩学失败后，媒体把责任推给了政府。一时间，形成了“王恩学现象”的大讨论。王恩学博得大名后，各地政府纷纷邀请他到当地养鸡。

　　从这件事上，曹永正明白，“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有了主动权。”于是，用同样方式，他请记者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奇人曹永正》。“那时他的事业处于上升期，可能需要一些资源来帮助他。”戈新说。

　　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中直指“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明确要废除“伪科学”。

　　曹永正通过“世界名人康复咨询俱乐部”进入商界。2002年，戈新在成都见到曹永正时，当年那个黑瘦矮小的小伙子，已成了一米八几且已微微发胖的大汉。他的身份是西部卫视董事长。

　　此次见面，曹永正和戈新聊到了那篇文章。曹永正告诉他，文章登出来后，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来信，本准备连载的《奇人曹永正》下篇也临时撤掉。当时，刘晓庆税案沸沸扬扬，曹永正说，“做人不能高调。”从商后，曹永正刻意淡出了大众视野。

　　去成都前，戈新在湖南老家就听到很多关于曹永正的传说。所以见面便问，“人们说你神奇，精通《易经》，能掐会算，一眼能辨人之忠奸，一听能晓事之成败，一言能知命之祸福，高官显贵莫不待你为上宾，问官运，问祸喜，问命运，唯恐不敬，便大祸临头，看看坊间传得神乎其神的你到底有多神？”

　　曹永正听完，哈哈一笑，给戈新讲了另外一个传说。“我还听说，有人亲眼看见我爹在奎屯街上给人补皮鞋呢。”彼时，他的父亲曹水章早已定居青岛。

　　在北京年代投资公司总部被查封——2013年7月之前，曹永正曾邀请戈新和薛鸿等同学到公司玩。在办公室，他们并未见到媒体所报道的“曹永正和某位大人物的照片”。薛鸿记得公司有一个一格一格的老柜子，里面堆放了很多不同的中药。而戈新印象最深的是大厅里挂了一幅画，“一看就知道是鞑子庙。”

　　北京年代投资公司被查封不久，曹永正亦被有关部门控制。据传，他被牵进了李春城以及神秘富商周滨之父的贪污案。媒体报道称，年代公司堪称中国政法系统官员的“后院”。来这里的高官，主要集中于政法系统、四川省以及石油系统。

　　有媒体报道称，曹永正与李春城结缘，缘于曾经耗资千万元给老人迁坟的李春城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中间人为去年年初被调查的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邓是李迁坟的出资人之一。“为了投其所好，混迹文化圈的邓鸿在某次活动中结识早已成名的曹永正后，将其引荐给李春城。”

　　据报道，曹永正的年代系公司在四川有不少业务，“政治献金”便是其中一项。已被调查的原四川省遂宁市市长何华章，在2002年担任成都商报社社长、成都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博瑞地产)董事长期间，与曹永正达成了一笔关于金沙鹭岛地块的“桌下交易”，涉及金额6000万元，此笔交易实际是为何华章进入官场铺路。

　　在与同学和老师重新取得联系后，从2007年开始，曹永正几乎每年都要回一次鞑子庙。看到1980年就已干涸的神泉土坑，曹永正曾想在此打一口井，但最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实现。

　　初中毕业后，杨顺喜再也没有见到曹永正，直到2007年。一天，杨顺喜在家睡午觉，有人过来敲门，说有同学找。“不像什么有钱人，穿得跟我一样，农民打扮。”

　　见面后，曹永正从口袋里拿出一万块钱，给了杨顺喜，“就说是见我困难，给我点钱用用。”走之前，杨顺喜问曹永正现在在干嘛。曹永正回道，“不要问那么多，有钱花、有钱用就行了。”

　　一次同学聚会，曹永正说，看似实在的人生名利与财富皆空，唯有看似虚拟的文化学问才是实在的财富。

　　或许是小时候的经历让曹永正感同身受，他拿出50万，只要是从鞑子庙出去读大学的孩子，都可以获得一万块钱的资助。但现在，这些钱都不知道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