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方面还要大。
文_本刊记者 萧三匝 编辑_何伊凡 摄影_邓攀
吴敬琏先生生于1930年，今年85岁了。193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正式侵华，历史注定了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他们的人生底色。
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是，中国当今重要的思想家中不少人都生于1930年，除吴敬琏外，江平、李泽厚、资中筠都生于这一年。这是一群敢于呐喊的人，他们的存在带给人们莫大的希望，所谓“天不丧斯文”。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左右时间里，吴敬琏以高层幕僚的身份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彼时，他是体制内市场经济的倡导者、推动者。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整体上就是一个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国家政策与吴敬琏的思想高度契合，吴敬琏由此赢得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应有的声誉。
大 概从2000年起，吴敬琏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其言辞也日趋剀切。这一点，从他近年来出版的著作的书名可见一斑：《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2001）、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2006）、《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2007）、《重启改革议程》（2013）、《直面大转型时代》（2014）。显然，吴敬琏 的忧思正在不断加深，这源于中国改革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他的预期。如果说他以前主要是一个建言者，如今的他更像是一个批评家，他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 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他近年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他的一个书名——“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可以说，吴敬琏已超越 了经济学家单纯追求市场效率的局限，进而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泛的领域，正如邓小平当年曾指出的那样，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必然逻 辑，也是知识界的共识，但要指出这一点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尤其是对一个“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而言更是如此。
吴敬琏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批评与其说是创见，不如说是其现实感的体现。事实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拿当年的权贵开刀了：
在 《中国当前的经济祸患应由既得利益阶级负责》一文中，经济学家杨西孟写道：“这个特殊阶级权势既如此强大，它已使中国社会结构成一畸形，而且一切制度都要 以这一阶级的利益为中心而加以解释与运用……这个既得利益阶级对于国家财政经济的控制，是很显然的；他们的贪婪与残忍，比之兵祸和天灾，是具有同样的真实 性的。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正视这一个大现实，不容躲避。”
历史学家傅斯年堪称当年的“任大炮”，其在《论豪门 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中则将炮火直接对准了孔、宋两大家族。他批孔祥熙“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 是扒手”。他批宋子文，“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 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报人，其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如果说吴敬琏继承了父母那一辈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怕是不为过的。
时间走过了六七十年，历史依旧残留了几分相似之处，难免令人慨叹。好在如今的“打虎”力度可鉴，这是希望之所在，也是吴敬琏们仍有信心吁请的根本原因。
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借用这句话来评价吴敬琏，可能也是恰当的。
向吴敬琏先生致敬！向真正的知识分子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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