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12月24日电（记者魏宗凯、叶锋、何欣荣）国资委近日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2％，超过半数央企已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专家认为，如果以为当前这种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是改革追求的最终结果，那么这一轮国企改革的效应就会“打折”。

　　 国企和民企共赢是有条件的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企改革已确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企管理体制改革两大重点，目前国资委正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抓紧修改深化国企改革意见，下一步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发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等经济学家认为，把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突破。混合所有制经济既不是全公，也不是全私，而是公私混合的。各种发展方式、各种所有制都有它的优缺点，混合所有制能把各种所有制的优点集中起来。厉以宁说，国企和民企共赢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企业必须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国资委有6点考虑：一是大部分国企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二是国企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将降低国有股权的比例；三是大力支持各种非公资本特别是民资参与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四是国企通过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共同发展，促进国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运行机制；五是实施中实行一企一策，分类提出措施；六是改革要统筹安排、系统推进、稳妥操作、强化公开透明和规范运作，防止国资流失。

　　上海一家民营企业的总裁表示，国企改革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对民营企业来说非常振奋人心，但关键是要落地，不能再有“玻璃门”，真正让非公资本能在国企内发出“声音”，让更多国企成为公众公司，否则改革最多只能算是“改善”。

　　 “老板”不再当“婆婆”

　　其实，地方国企对于混合所有制并不陌生。通过上市，引入多种资本成分，是地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手段。目前，上海国资系统拥有超过60家上市公司，核心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36％。深圳等一些地方的国资证券化率甚至还要高过上海。

　　“新一轮国资改革的关键，不只是提高国资证券化率。而是通过上市和股权多元化，切实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国资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说。事实上，上海已经迈出了这一步，比如平安信托入主上海家化，弘毅投资参股城投控股，都体现了上海国资对待非公有资本的开放态度。

　　此次上海市提出，要“管多、管少、不管”并举，即凡和出资人有关的事情，都要严格管起来，少管企业人事，不管企业内部事务。祝波善称，以“管资本”为主，将推动国资委大大削权。以前国资委扮演的角色，可谓既是“老板”又是“婆婆”。今后要着重履行好出资人的职责，不能再像“婆婆”一样给企业下具体的经营指标。

　　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资国企改革将产生重要影响。今后，当混合所有制得以推广，虽然国资委拥有监管企业的控股权，但这时的监管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有独资或多元国有股权的国有企业，而是含有非国有股权的监管企业。在此情形下，国资委只能选择参与监管企业的治理，同其他非国有股权持股者共同建设好企业的董事会，国资委必须通过董事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今后政府将只管国资，而不干涉国有资本的具体事务，以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国有经济整体竞争力。

　　 分类监管更多惠及民生

　　黄淑和在19日的发布会上透露，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采取四种形式：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企和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可采用国有独资的形式；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企，可保持国有绝对控股；涉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企，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国资不需要控制可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企，可采取国有参股的形式，或可全部退出。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也明确国资国企的功能定位，并按不同功能进行分类监管，逐步实现差异化管理。这样，实施分类监管后，国企不再是简单地追求“资产保值增值或企业利益最大化”，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谋求“百姓福利最大化”。这也是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本意。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认为，分类监管不仅是将单一的国资管理模式深化为多样化的管理体系，更重要的是为企业家队伍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即从事竞争型企业的必须具有高度的市场化理念，而从事功能型和公共服务型的则将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无论是竞争型、功能型或公共服务型的企业家都应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竞争型企业与功能型企业也具有一定的互动性。

　　但分类监管的难点在于，大多数国企既有政策性业务，又有竞争性业务，呈现互相交叉的状况，要精准分类很难。祝波善认为，这意味着未来需要对国有资产布局进行再调整。